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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宗海:东方民主观

更新时间:2008-11-04 11:12:02
作者: 何宗海  

  

  现如今,只要提起民主,有人总是言必谈西方,目必观西方,耳必听西方,路必走西方,似乎西方就等同于民主。从有些人由对西方天堂般的向往到不惜抛家弃业,违法滞留西方现象看,感觉西方真的很好,很宽容,很自由,很发达,也很享受。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些东方小国和地区的崛起,据说都是因为受益受惠于西方民主。十多亿中国人不傻,怎么会不知道享受这样的好事呢?其中的苦衷恐怕只有中国人自己哑巴吃黄连,心中有数。在东方,民主是个什么样子?或者说东方需要不需要民主?需要怎样的民主?

  有悠久历史为证,与古老文明作伴,加之信息时代古今中外的知识融通,凭着对自身生命意义的求索,我们有了一些感悟,一些比较,一些鉴别,一些警示。很想赶赶时髦,冒昧地谈谈东方人的民主观念和民主想法。当然,这里所说的“东方人”只是“这一个”的感受。

  

  一

  

  认识西方民主形成的历史,有助于我们对民主做宏观上的斟酌。和几千年的东方封建一样,几千年的西方民主不是数千字的文章能说清楚的话题。先要说的是,就连西方民主先哲们和现代民主理论权威大师们也谦虚地自称说不清楚的“什么是民主”的概念问题,尽管自不量力,但却是认真的。

  窃以为,民主是国家或政权统治的产物(也有学者认为“是价值压力的产物”[1]),是民众对自身权利的诉求。广义的民主是国家或政权秩序保障下的人类生存状态,是一种客观的动态的社会历史和现实形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也无论是古代、现代或是将来,都具有这种客观存在。

  西方人经营他们的民主已有4000多年历史。他们的民主有理论,有实践;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至今,西方民主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保持着持久的辉煌和旺盛。所以,有人总以此认为民主是西方人的专利;有些西方人也以民主国家和民主者自居,以为他们的社会制度就是民主的化身,并引以为骄傲。其实,西方人所持之以恒的这种东西,在东方一直存在着,只是存在的制度形式和社会形态不同罢了。由于生活信念、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东、西方对民主的理解、表述不同;民主的实现途径、方式方法、运动形式、进程以及周期性变化所产生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还在西方民主即将诞生的那个年代,东方的君主大禹率领着他的臣民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在江湖河海之间,三过家门而不入,在治理洪水,进行着他“以人为本”的社会实践的那个年代,西方古希腊的雅典有一群长老聚集在了一起,由于对贵族统治的不满,他们成立了长老会议,开始为“权利”争执不休,对各自利益的维护所形成的冲突,促成了与长老会议相抗衡的民众会,通过暴力的和非暴力的斗争,取得了共同行使治理社会的最高权力,逐渐演变成了风行欧洲相当长历史阶段的“僭主政治”。起初,僭主们实行“压抑贵族、加惠平民”的做法,以求得两个阶级之间利益实现平衡和稳定的统治。僭主独立于贵族和平民之外,有些像中国历史上的士人阶层;所不同的是士人阶层可以左右平民却动摇不了皇权。久而久之,僭主政治导致了无限制的专制统治。贵族阶级虽然在政治统治上失败了,但仍旧保持着强大的社会实力,僭主需要采取独裁和专制,才能维护其统治。为了获取普遍的认可,僭主们名义上都不称王,采用终身执政官、全权将军等称号。雅典民主的短暂成功只是给了西方民主一个理想的框架,就像秦始皇统一中国只是给了东方一个大国的框架一样。僭主们非但没有实现他们的民主理想,事实上民主还没有结出果实的时候,已变成专制统治,逐渐演变成“暴君政治”。公元前6世纪之后,随着西方“民主时代”的到来,古希腊步入了全盛时期,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战役等对外战争的胜利,通过掠夺强化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繁荣的局面,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和广泛程度上应证了这种民主的可行性。希腊人首先采用的“直接民主制”,开创了“所有官职向全体公民开放”抽签选举制度的先河,对于避免专制独裁和官僚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外扩张的胜利成就了希腊海外殖民地城邦的建立,也成为“民主政治”的理论渊源和精神支撑,即以掠夺“回馈母邦”。[2] “ 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制度,便形成于这样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西方社会实践。

  在西方民主历史上,专制的僭主政治曾经为古希腊走向城邦民主扫清过道路。民主既不是西方的天然资源,也不是上帝的赋予。这一历史现象说明,西方民主是西方民众在与旧的贵族专制统治进行长期斗争的过程中摸索出来的。尽管如此,民主的实现仍然是以阶段性的权威专制统治作为制度和秩序保障不断发展完善的。西方的权威专制统治也曾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

  观察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人们会发现西方民主总是以“回馈母邦”为起始,而以“母邦”的衰落为终点;也就是说,“子邦”的兴盛,总是建立在以“母邦”衰落为代价的基础之上的。公元1776年7月4日,西方殖民者在北美洲大陆费城召开大陆会议,正式通过了《独立宣言》,宣布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美国在西半球的崛起,把西方现代民主的辉煌推向了巅峰。这背后,却是他的“母邦”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等的衰落。依照西方民主理论的传统价值来衡量,美国当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不孝之子。他不仅没有“回馈母邦”,还彻底背叛了母邦,成为了一个不受管制的逆子。美国的独立,其实质是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体内部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美利坚合众国朝阳的升起,便是“日不没落”的大英帝国夕阳的坠落。西方民主总是在以“蚕蜕”的方式招摇着自己的辉煌。而在东方,民主则是以“涅槃”的方式呈现着自己的重生。对外扩张既是西方民主维护其传统价值观念的历史根源,也是其获取现实政治资本的借口。回避国家内部矛盾,以外部扩张的形式转移困境、谋求发展是西方民主改朝换代的一个明显特征。几千年来,西方民主总是没有走出“黑瞎子掰苞米”的怪圈。雅典城邦的衰败已是很久远的事情了,大英帝国败北的硝烟散去只有两个世纪。在21世纪的朝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世界似乎又在呈现着另一座西方民主大厦倾斜的不详前兆。人们在翘首观测,西方民主下一个“回馈母邦”的闪光点在哪儿?在南美?在西亚?在非洲?还是在其他星球?

  两千多年前,东方古国的圣贤孟子就讲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道理。在东方政治传统中,以国家的名义对外进行武力扩张,历来被认为是一种侵略行为,是“失道”的。从种族、区位和文化历史的角度考察,日本当属于东方国家。明治维新后,逐步推行了西方民主制度,开始蓄谋向亚洲邻国进行侵略扩张。1874年出兵侵略中国台湾,1875年武装入侵朝鲜并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至19世纪80年代末期,形成了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20世纪三、四十年代,倾其国家之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明治维新之前,尽管有“倭寇”在沿海四处侵扰的记录和传闻,都是些民间黑道的鸡鸣狗盗之举。日本作为国家在二战中的惨败,足以证明那种向“海外移民、殖民,在海外殖民地建立的城邦、形成‘民主’政治制度,回馈母邦”的西方民主模式在东方的碰壁。日本人在东方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他们采用“拿来”的方式,抛弃了原有东方民族道德文化的价值体系,照搬了西方民主模式。20世纪这100年失败的阴影还将笼罩大和民族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可谓是成也西方民主,败也西方民主。现在,日本人也不得不开始反思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给本民族造成的惨痛教训。

  我们宁愿把民主看作是一种历史文化,一条记载人类文明发展的线索。认识了西方民主的渊源,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哥伦布一朝发现美洲新大陆,印第安人顷刻间流离失所,二百年遭受灭顶之灾,而郑和七次下西洋,用性命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了源远流长的东方友谊之路;就不难理解这个地球上到处都是西方人的殖民地,而民主之光普照的地方,土著人无一例外地受歧视、被奴役的历史;就不难理解西方列强并不满足于蚕食中国沿海领土,进而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情景;就不难理解有人一面叫嚣着维护人权,一面武力涂炭海湾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西方政治制度连同工业革命的成就,是以过去的世界留给人类的丰富的矿产资源、良好的自然环境、深厚的宗教和道德资源为前提的。然而,一波波的工业革命耗竭了资源,破坏了环境,资本主义的市场迷信和制度迷信又耗竭了宗教和道德资源,西方社会的技术、经济和政治模式正在或已经将人类带上了穷途末路,毁灭性的前景依稀可见”[3]。由此我们可以预见,当地球上没有了殖民地可供扩张的时候,当所有资源都拒绝野蛮掠夺的时候,便是西方民主彻底衰落的时候。到那时,西方人不得不撩开他们民主的神秘而虚伪的面纱,回归“母邦”去重新审视他们民主制度的价值与得失。

  东方大国中国如若照搬了西方民主模式,其结果有可能要颠覆中华五千年文明所形成的道德文化和人文价值体系;与此同时,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如若一致对外,武力扩张起来,那人类的灾难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道理很简单,中华民族最懂得“回馈母邦”。

  从人性的角度考察历史,究竟是东方的大禹民主,还是西方的僭主民主,恐怕是古代的柏拉图或孟子以及近代的托克维尔或康有为也说不清楚的问题。

  

  二

  

  中国古代的“五帝”时代,曾被称为禅让制时代。秦始皇尚未统一中国之前的社会制度状况,在孔夫子那里有过总结。禅让制被孔子及其儒家学者们称颂不已,成为后世“托古改制”、“克己复礼”的原始依据。从公元前221年算起,到公元1912年,历代皇帝“轮流座政”、统治中国长达2133年,主要实行的是封建制度。这中间经历了23次大的改朝换代[4]。辛亥革命宣布了封建帝制的终结。当时,革命者的目标是直奔西方民主的。在皇帝当家的日子里,中国人跟皇帝打了2000多年的交道。有一句古话叫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大家都舍得性命跟皇帝对着干了,那还不是在追求自由民主嘛!今天把这个皇帝拉下马,明天把那个皇帝拉下马。“座政”时间最长的汉朝426年,最短的秦朝只有15年。就这么闹哄哄地过了2000多年。在没有了皇帝的日子里,中国人开始跟西方民主打起了交道。在整整100年里,西方民主在人们的意识中几乎替代了东方的皇帝。可是这交道打的,东方人似乎越来越不买西方民主的账。这时便有人急了,像是急于收市的商人,要把民主廉价推销给你。

  客观地说来,100年前满清政府的灭亡,并不意味着西方民主在东方的胜利或是封建统治者因接受了什么新的人本思想观念而主动放弃历史舞台的义举,而是封建帝制已走到穷途末路,完全丧失了治理东方大国的能力,“气数已尽”。尽管如此,东方民族对来自西方的这种民主还是不能完全接受。皇帝被赶走了,孙中山引进西方民主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辛亥革命依旧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结束封建帝制的改朝换代,中华民国是这一历史转折的“缓冲器”。西方民主对这次革命的直接影响是阻止了新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重演,击败了有人借革命之机重新登基做皇帝的企图。

  时光就这么匆匆逝去。这100年,穿着龙袍的皇帝常常为我们这些没见过皇帝的东方人想起,甚至出现在我们的睡梦里。正说也罢,戏说也罢,他总是东方民族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一个影子,一个情结,一个时常为上了年纪的人们借古论今的参照物。毫无疑问,皇帝代表的是封建专制。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将清王朝所代表的那个古老的东方封建专制制度连同他们的辫子一同彻底割去了。但是,想了很久还是没弄明白:除了秦始皇是世袭的之外,汉朝往后,中国历代的那个开国皇帝或是总统、国家主席是从哪里来的?

  基于民主是“国家或政权统治的产物”和“民众对自身权利的诉求”这样的认识,我们来探讨一下在古老的东方,存在不存在所谓的“民主”。有人把中国古代的“民主”理解为“民之主”,意思是统治者“为民做主”。这大概主要是从统治阶级的认识层面上来说的,民众历来对“民主”和“行使民主权利”有他们自己的理解和作为。

  美国人林德布洛姆曾经对民主的历史下过这样的定义:“民主的历史主要来源于对自由的追求”。如若把民主看作是一种民众追求自由、革新社会的形式,那么,早已存在于东方中国的农民运动便是如浪如潮、如火如荼的东方民主。除了类似西方的代议制民主之外,行使民主权利还有多种方式。历史上的农民运动,是东方民主的自发形式。这种民主形式,集中反映在历朝历代层出不穷的农民暴动和民众(包括少数民族)与统治阶级的战争上。不可否认,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确属由东方民众自发掀起的、为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平等而斗争的政治斗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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