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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社会过程及其评价

——为天则会议---改革三十年的评价问题撰写的发言稿

更新时间:2008-11-02 05:20:18
作者: 汪丁丁 (进入专栏)  

  参与政治对话的那些被认为“重要的”社会成员可借助习俗社会和威权社会的政治资源,也可借助“奇理斯玛”类型的个人魅力以及各种偶然因素提供的说服力。总之,只要某一政治表达获得足够大的认同,社会就可达成它在重要性排序上的选择。也是由于上述过程充满着偶然因素,社会选择不可能服从任何“历史必然性”。我同意波普(Karl Popper)的观点,历史不是决定的也不是无决定的,而是“非严格决定的”。

  

  

  

  四.价值排序、情感生活与美好人生

  

   关于每一社会成员可能具有的价值排序,我提出一种主要受了海勒(Agnes Heller)思想的影响的观点——这种观点将“美好人生”(good life)嵌入在三维度的空间内。第一个维度刻画每一个人“先天禀赋”获得后天发展机会及被实现的(materialized)可能性,第二个维度刻画每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political life)关于“正义”的感受,第三个维度刻画每一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情感生活的深度(emotional involvement)。类似地但有重要差异的,是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描述的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三维想象:物质维度刻画社会成员对物质利益的诉求,精神维度刻画社会行动的价值取向,社会关系维度刻画权威的正当性资源的类型或谱系。

  

   每一社会成员都追求自己想象中的美好人生,这一追求在不同文化之内的客观存在是不能否认的,尽管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及不同的表达。每一社会成员在先天禀赋获得了发展之后,关于自己的美好人生可有十分不同的想象从而导致生活理想及生活意义的演化。

  

  每一个人的先天禀赋的最重要的发展机会是“教育”,它的外在特征便是受教育的权利——当这一重要性在社会主动过程中获得共识之后。不过,正规教育可能“失败”,恰如中国目前的状况。失败的教育可能压制了一个人的先天禀赋的发展。于是,正规学校之外的各种生活经历,包括家庭教育和在职培训,就成为最重要的发展机会。

  

   教育之外,对先天禀赋的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发展机会是“卫生”,它维护和延续劳动能力和享受幸福的能力。依赖于不同社会可能达成的关于卫生之重要性的共识,卫生可以主要表现为公共卫生,也可以主要表现为私人卫生或公共努力与私人努力的混合。

  

   与幸福感有直接关系的,是美好人生的情感维度。许多关于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之间正比或反比关系的研究表明——例如罗贾思(Mariano Rojas)2007年关于西方人幸福感与精神诉求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和浙江省2006年关于“老年”人口和“老老年”人口幸福感的调查报告,涂尔干担忧的因劳动分工的发展而有的个人主义及物质利益追求对精神生活和社会关系造成的损害,正是导致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之间反向变动的因素之一。

  

   不仅在培根和边沁的著作里,而且在当代脑科学研究报告中,我们知道,人类情感大致可分为若干层次。首先是三种“原初情感”(primary feelings)——幸福、恐惧、悲哀。其次是许多“次生情感”(secondary feelings)——希望、怜悯、羞愧、嫉妒、内疚、仇恨……,还有或许层次更高且更细腻的情感——惆怅、无奈、爱恨交加、悲喜掺半、百感交集……。至少就人类的脑结构而言,三种原初情感分别源自三个不同的脑区,几十种次生情感则接受来自不同脑区的信号并由此形成远比原初情感复杂微妙的次生情感。

  

   已知的人类情感,多数是负面的,少数是正面的。可名的情感——不是“无以名之”的情感,通常由许多因素联合作用而生,并且在不同情境内可分解为不同因素的组合。如前述,人类是社会性哺乳动物的一种。哺乳动物的情感中枢是“外缘系统”,它的解剖位置在大脑之外,它只接受理性中枢(大脑)的调节但不能被理性完全控制。在脑的各项功能当中,只有“理性”是一种可将具体感受抽象为普遍规则的能力。与此相比,一般动物和植物只生活在具体情境内,它们的情感离开了它们生活的具体情境就可发生障碍——“精神症状”。在目前的演化阶段,人类行为不能也不应完全地理性化。因为人类情感与哺乳动物情感一样,离开了本土社会就可发生障碍。

  

  在方法论个人主义视角下,一个“美好社会”(good society)其实是它的社会成员寻求更好的社会选择(也称为“社会集结”)从而使每一社会成员实现美好人生的过程。

  

  

  

  五.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过程评价

  

   中国社会处于三重转型之中——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经济转型是市场主导的,政治和文化的转型则意味着权力正当性的基础由威权的和习俗的向理性共识的过渡。

  

  在政治和文化的转型期内,我们看到中国人的价值诉求沿着韦伯三维空间的精神维度有了显著的改变。相应地,伦理和行为规范也有了显著改变。传统价值瓦解的过程,在20世纪下半叶与一种被强烈地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诉求重合,随后是价值诉求的幻灭。至“文化革命”结束时,产生了普遍的“精神虚无”或“价值真空”。此时,这也正是“虚无”的含义,如果不“对外开放”就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的价值诉求。因此,至少在中国“开放”与“改革”的初期和中期,韦伯意义上的“价值诉求”演变为物质利益导向的,或“效率”导向的。但此时改革派人士的心态,已完全不同于一百年前那些尚可坚持“中体西用”立场的改革派人士的心态。因为“中体”早已被半世纪之久的意识形态化了的新价值诉求遮蔽。并且这一新价值诉求来自西方,它很难避免“幻灭”的结局。

  

  当社会行动主要是物质利益导向的时候,经济效率及其价值倾向于被高估。这一“同义反复”命题的论证,需要回顾前述关于“社会行动”的韦伯和奈特的学说,即社会行动之可能,完全取决于政治领袖们是否能够找到足以动员达成变革共识的政治表达。或许是偶然,提出了这一政治表达的领袖人物以及他们的支持者高估了物质利益的价值,那些倾向于低估物质利益的价值的政治领袖们则由于个人品质不足或错失了机遇而未能在不同方向上发动一场社会变革。

  

  只要不是“革命”,任何社会变革,从来只是“自上而下”的,只是由于被认为是“重要的”社会成员们关于新的重要性达成了某种足以发动变革的共识,虽然,这一共识的达成往往需要来自下层的“非重要”社会成员的支持,或直接就是非重要社会成员对旧体制普遍抵制的结果。这是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事实判断,它可以导致但并不等价于“精英主义”的政治态度。

  

  随时间的延续和纵向流动性的增加,社会重要成员的群体构成和重要成员能够达成共识的价值排序都会改变。假如我们将政治领袖们竞相获取的正当性资源视为一种“社会资本”,那么,借助于贝克尔(Gary Becker)和墨菲(Kevin Murphy)的“社会经济学”分析,这些正当性资源对领袖人物们提出的政治表达的影响类似于“时尚”对个体消费行为的影响,当关于某一价值诉求的社会资本积累至某一阈值时,这些相互竞争的领袖人物可在极短时间内提出具有相似价值诉求的政治表达,从而导致相应的价值诉求在社会过程中成为主导性的并进一步外化为法律和政策,例如“三个代表”和后来的“和谐社会”等政治表达对法律和政策的重大影响。

  

  

  

  六.价值排序的冲突与政治生活

  

   不同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和不同区域的社会群体的物质利益之改善程度,在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之内,有显著差异。由这些差异导致的物质利益在不同社会成员价值排序中的差异,或更一般而言,不同社会成员在海勒三维空间中的位置差异,可以显著到在公共事务的决策中,即在公共领域内,引发冲突的程度。

  

   在诸多的公共事务中,公平和效率,在许多重要社会成员的价值排序中的位置有显著差异并导致了“公平优先”和“效率优先”的不同的政策思路。

  

  关于“公平”和“效率”存在十分不同的定义,并由此导致不同的公共政策。在经济学分析框架内的效率是静态的,基于一般均衡存在性和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或者,当一般均衡模型偏离现实很远时,(弱的)帕累托改善被认为是效率的增加。这一思想表现在社会选择理论中,是所谓(弱的)“帕累托条件”——就可想象的社会状态A和B而言,若没有社会成员认为A比B差,并且至少一位社会成员认为A比B好时,由社会过程得到的社会偏好将选择A,也就是说,在作为社会选择的结果的社会价值排序内,A比B的位置高。

  

  在公共事务的争论中,人们对“公平”的理解远比对“效率”的理解有更大差异。不仅在字面上而且在日常运用中,汉语“公平”这一语词既有英文“fairness”(公正)的涵义又有英文“equality”(平等)的涵义。由于与“正义”概念的密切联系,我们可将人们的“公平”观念分解在两维度之间——“程序的公平”和“实质的公平”。后者涉及每一特定情境内每一社会成员的特定需要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满足,前者涉及在一切逻辑可能的情境内每一社会成员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享有同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谓“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以及其它正义观念,它们之间的差异,我认为,可以表达为它们在上列两维度的投影的差异。

  

   同时,或许主要由于经济生活的市场化,在许多重要社会成员的价值排序中,“民主”和“自由”——姑且不论它们在中国和在西方的表达之间的差异,在公共领域内或在公共事务的每一特定情境内孰先孰后,成为参与社会过程的社会成员们的另一主要议题。

  

   在关于自由的许多定义中,可能容纳于阿罗和森的“社会选择”分析框架的,如前述(第三节),是基于个人偏好的被允许程度的“自由”定义。根据这一定义,当社会过程允许一切逻辑可能的个人偏好时,社会是自由的。多数社会成员很可能根据逻辑学以外的诸如康德道德分析这样的理由,不允许某些类型的个人偏好。例如自杀和杀人的偏好,在公共领域内通常不予考虑。假如我们相信逻辑可能的世界包含了现实可能的世界,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社会选择理论家定义的自由是最广义的自由。

  

   与关于自由的理解相比,人们对民主的理解有较小差异。因为,所谓“一人一票”,在给定的群体之内首先意味着对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对一部分人的尊重。其次,与对正义的理解类似,人们对民主(即“对每一个人的尊重”)的理解可以分解为两维度——“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前者无视具体情境和特定个体,后者则依赖于具体情境和特定个体。在梅(Kenneth May)、阿罗和森的社会选择分析框架内定义的“民主”,是最广义的程序民主——任意两位社会成员在集结过程中的编号被互换不会影响社会选择的结果,这被称为社会选择的“匿名性”(anonymity)。

  

   森指出,一个美好社会的特征,至少应包括“帕累托条件”——即当全体社会成员认为A不比B差并且一部分社会成员认为A比B好时社会选择A,此外,这个社会还应尽可能地“自由”——允许一切逻辑可能的个人偏好(所谓“全域性”条件),并且或多或少地满足“匿名性”——社会成员的民主诉求。

  

   但是,如前述,价值排序的冲突意味着,对最主要的公共事务而言,就任何两个社会状态A和B之间的社会过程而言,当一部分社会成员认为A比B好时另一部分社会成员认为B比A好。这样的状态A和B,被称为“帕累托不可比”。森证明了一个命题:假设每一社会成员的个人偏好具有“传递性”(即任意三状态X、Y、Z,当X不比Y差并且Y不比Z差时一定意味着X不比Z差)和“完备性”(即任意两状态X和Y,要么X不比Y差,要么Y不比X差),假设社会选择满足帕累托条件、匿名性、“全域性”(自由)、以及“独立性”(即社会在任意两社会状态X和Y之间的选择仅仅依赖于社会成员关于X和Y的价值排序从而与X和Y之外的任何社会状态无关)和“拟传递性”(即满足完备性并且对任意三状态X、Y、Z,当X比Y好并且Y比Z好时一定意味着X比Z好)条件,则在这一社会选择的价值排序之内,任何帕累托不可比状态都是等价的。也就是说,当满足上列条件时,在“社会”看来,任意两个帕累托不可比状态A和B,是无差异的。

  

   上述的森的命题意味着,此处不能讨论技术性假设——独立性和拟传递性——的现实世界涵义,首先,理性共识基础上的社会偏好,只要它是充分地顾及效率、民主和自由的,它就不能判定任何两个帕累托不可比状态之间的优劣。这样的不可判定被称为“无决断性”,它在现实政治中意味着“僵局”。走出僵局的途径,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布坎南鼓吹的“政治对话”。

  

  其次,森的命题所要求的每一社会成员的偏好的传递性和完备性意味着每一个人的理性(传递性,逻辑无矛盾,决断性)和每一个人可利用的信息的充分性(完备性,关于任何两个可选状态的信息不缺乏到无法选择的程度),这是社会成员能够达成理性共识的前提。

  

  

  

  七.结语

  

   关于帕累托不可比状态的森的命题,是阿罗《个人价值与社会选择》第四章关于“拟序”概念与“补偿原则”的论述的扩展。在那一章里,借助于西多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关于“社会无差异曲线”之间可能相交的观点,阿罗指出了“卡尔多-希克斯”判据的逻辑错误——这一判据可导致社会选择的非理性或无决断性(僵局)。

  

   但是,在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下,我们运用“卡尔多-希克斯”判据的最初动机仍是正确的。这一判据意味着,我们相信基于补偿原则的“谈判”过程可能导致理性共识。只不过,由于逻辑错误,这一判据所要求的谈判过程,很可能是以利益冲突为前提的政治对话,旨在走出僵局。我认为,这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处境。

  

  围绕教育体制和公共卫生体制而发生的一系列政策论争和在更广泛领域内发生的对“三十年改革”的不同评价,意味着在“效率优先”和“公平优先”之间实施“补偿原则”的谈判,正从经济的转变为政治的。

  

  我们中国人为缓解政治冲突而参与的政治对话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引导我们到想象中的美好社会?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取决于对话参与者的想象,但他们能够想象的通常是西方社会的政治图景——不必定与中国人的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保持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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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汪丁丁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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