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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唯:历史学家的浪漫——话说雷海宗

更新时间:2008-10-23 17:32:34
作者: 张晓唯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雷海宗作为安身立命于高等学府内的学者,擅长教学,勤于著述,亦曾一度放言议政,他在史学界属于“另类取径”的典型人物,在传统眼光看来,其学术研究特立独行,与强势的“史料派” 不相为谋。其特有的学术性情既构成人生中的亮点,也种下了晚年悲剧结局的祸因。性情与命运的对应关联,在雷海宗身上似乎表现得格外显明。

  关键词:雷海宗 历史学 战国策派 文化形态观

  

  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学术谱系中,在知识界追溯怀想的先辈里,有一个人的名字时隐时现,始终不曾远离人们的记忆,近些年更屡屡被海内外学人提及,他就是雷海宗先生。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发表《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等文章而一举成名之后,他作为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驻守海内学术重镇长达二十年之久,其间,与高等学府内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编撰《战国策》杂志及副刊,放言高论,喧腾一时,其所谓“中间偏右”的独立言论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思想界引发震荡,招致多种评论,以至被赋予某种负面政治色彩。新中国肇始之初,随着高校院系调整,他不得不告别清华园的平静生活,被“发配”至南开大学,其生命中最后十年在津门度过,或许不期然间成就了南开历史学科的日后繁盛,却因言语不慎触犯“天条”,成为1957年反右运动中学术界遭受批判的最主要对象之一,数年间身心俱损,以至在六十年代初遽而早逝,未尽永年。

  

  一

  

  雷海宗可谓典型的学府学者型人物,一生几乎从未离开校门。其早年就读北京崇德中学、清华学校,1922年留学美国,五年后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即返国,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及南开大学,在教育界连续服务三十五年之久,对于教职以外的社会领域几乎毫无涉足。如此经历,决定了他书生意气颇重的特质,而对于实际的社会政治则难免显得隔膜。可是,作为基督教牧师的子弟,自幼受英语文化熏陶,留美期间研修西洋历史和哲学,知识和价值体系基本形成;回国后执教高等学府,学术上取径“异路”,偏偏要在中国史学领域有所建树,从细碎的局部考证(殷周年代考)到荦荦大端地研讨中国皇帝制度、家族制度及“无兵的文化”等,渐次形成比较独特的淹博通变的治学风格,俨然自成一家。

  在旧时大学历史系,雷海宗是少数能够担任“世界通史”和“中国通史”两门大课的教授之一。据说,在西南联大历史类课程的任何一位教师请假,作为系主任的雷先生均可临时代课,其效果同样令学生满意甚至惊喜。对于他授课情形的描述,听课师生差不多是有口皆碑,赞誉有加。美国史专家杨生茂先生从职业教师角度评述他高超的授课技艺:“一登上讲台,辄口若悬河,从其庞大的知识宝库中掏出的粒粒珠玑连串闪耀,令听众感到内容全面系统,且字斟句酌,无虚言冗语,逻辑性极强。每堂课自成段落,最后画龙点睛,有条不紊,益显其驾御渊博知识的功力和才识。”[1]许多学生反映,听雷先生讲课真乃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将课堂笔记稍加整理润色即是一篇首尾兼顾、内容充实且自成体系的文章。人们惊叹他超强的记忆力,能够不带片纸只字而将历史年代、复杂细节款款道来,如数家珍,广博而不失深邃,尤其在初学者和一般听众看来,简直叹为观止,视若神明。实际上在为高年级学生授课的场合,他也会带上手稿,凭案讲解,细说分明,如他早先在清华课堂讲授“秦汉史”的情形那样。熟通古今中外历史,兼备卓越教学能力,为他晚年落难时借以缓解“罪人的失落”凭添不少补偿因素。

  三十年代早期清华大学学生赵俪生在其晚年回忆《篱槿堂自叙》中对雷海宗当年讲授“中国通史”课程竟采取如此漫然随意地讲法感到“百思不解”,颇有些微词。[2]赵先生五、六十年代研究农民及土地制度史,可谓中国史领域的专家,他对老师的追忆略嫌刻薄,却与其书中个性张扬、富于实感、充满批判精神的风格相吻合。他对雷先生授课的观感可谓一个少有的例外。不过,历史学界对于主修西洋史的雷海宗执意“兼修”中国史并以此“名世”的学术取径似有些不很理解,加之雷氏后来仿效德国学者施本格勒(一译斯宾格勒)所著《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的“文化形态史观”解说中国史事,提出所谓中国文化“二周(期)说”,而有些观点难免显得牵强、随意,以至招致质疑和讥议。据雷海宗的得意门生何炳棣记述:当年同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的陈寅恪,甚至晚辈新秀吴晗均曾对雷担任的中国史课程有所讥讽。[3]当时校内开设的“中国通史”分甲、乙两组,为历史系专业讲授的列为甲组,钱穆、吴晗先后主讲,而为非历史系学生授课则属乙组,由雷海宗主讲。学者们之间的贬抑之词不知是否由此引发。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略带“通识”性的雷氏中国通史课常常是听者盈门,济济一堂,其中即有已考取研究生的吴于廑,以及刘广京、任以都等日后的“名家”。乙组通史的魅力在于它的思辨性,因而有的学生称雷先生“仿佛是历史系里的哲学家”。[4]

  雷海宗显然是有意识地为历史学界带来一股新风,他具有那种颇具独立精神却又不无偏颇的学术个性,他推崇西方学者克罗齐的学说,认为其足以矫正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有评论谓:四十年代“战国策派”的异军突起,是对三十年代独霸史坛的“史料学派”远离现实倾向的一种纠偏。雷海宗曾明确要求学生:学历史要先在头脑里有个大框架,有个整体概念。人们注意到雷氏的许多学术观点和文章明显带有“主题先行”特点,其“学以致用”、为现实服务的强烈意蕴无从掩饰。他提出的中国文化“二周(期)”甚至“三周”的说法,在抗战犹酣及世界两大阵营殊死博弈的“战国”背景下,或许还可以掀动起阵阵思想波澜,然而事过境迁之后便迅速归于沉寂。1947年4月17日,年方二十岁的北大学子罗荣渠在日记中写道:“久闻雷海宗是战国派,是成一家之言的学者,不过,实际内容我总不太了了。上午,借得一部雷先生与林同济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三十五年大东书局印行),才得窥全豹。读了此书,才知道雷先生的妙论的确不高明。成一家之言,故不易也!……真是没有想到教授们的思想也如此不成熟。”[5]仅仅数年之间,随着时移势易,一个学说的实际影响力已经式微。

  不过,作为传统史学的“挑战者”,雷海宗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对古往今来的学术“偶像”持一种理性而独到的审视批判态度,绝不肯人云亦云。四十年代初,雷海宗发表在《战国策》半月刊和《清华学报》上的《历史警觉性的时限》、《司马迁的史学》等文章对中国的“史圣”司马迁痛加批评,令人侧目。在雷海宗看来,《史记》除了《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等篇什尚生动可取外,其余大部乃抄袭拼凑而来,无论叙事还是史识,司马迁均难称优异,尤其缺乏年代观念,使人们对于书中许多死无对证的记述不免产生深深的疑虑,不知司马迁无意中留给我们多少曲解和误解的事实,而千百年来后人都是戴了有色眼睛去读《史记》的,之所以如此,除了学术想象力欠缺,还因为大量古书的亡佚,而《史记》也就成为唯一方便的成书了。他尖锐指出,世人称赞司马迁为正史的创始人,只能说是二千年来学术界停滞状态的反映,根本牵涉不到《史记》的功过问题,所谓正史体例也不过是一种非常机械的编排而已,与真正的史学无关,更谈不到史识了。他甚而语出惊人:“太史公是中国古代伟大史学消亡的象征,二千年来学术界对于司马迁的崇拜,正是二千年间中国没有史学的铁证。《史记》一书,根本谈不到哲学的眼光,更无所谓深刻的了解,只是一堆未消化的史料比较整齐的排列而已。后此的所谓史著,都逃不出此种格式,甚至连太史公比较清楚的条理也学不来。文化精神衰退的一泻千里真可惊人!”他希望国人“把埋没二千年的历史彻底寻出一个条理,不要终年累月的在训诂考据中兜圈子”。[6]

  一个历史学界中人,竟然对老祖宗如此“不敬”,已属罕见。雷海宗是作了若干实证研究之后得出上述观点的,可谓持之有故,他的在外人看来属于“鲁莽灭裂”的言论,其真意在针砭时弊,奉劝同行,力谋改变脱离现实的学界风气。他的直言和勇气在比较放任的思想环境里尚有一席之地,可是一旦涉足意识形态话语,又适逢“不容忍”的氛围,遭遇祸殃,恐怕就难以避免了。

  

  二

  

  抗日战争对中国知识界的最大改变在于,使得一些原本不甚关心政治的文化人物变得热衷参政议政,往昔的儒雅清流似已不再,所谓左与右的分野则日渐显明。像钱穆、闻一多这样“走出深山,横议时政”者所在多有,其中也有雷海宗。抗战前,雷海宗在南北各高校任教已达十年之久,他继蒋廷黻之后出任清华历史系主任,却不曾仿行他的前任那样“弃学从政”。就总体气质而言,雷氏似安于学府的宁静教书生活,而少有“出将入相”的非非之想。美国教育的熔炼,使他内心建立起做一个职业学者的自信,而初入清华任教,在学生们仔细端详的观察中,“这位新教授不但毫无洋气,真像一位乡村塾师”。应当说,雷海宗对重返母校任教相当满意。品读他这个时期所写《中国的兵》等类文章,其行文之从容、涉笔之静谧,显示他安居清华园享受教读生涯的适意。抗战开始后,学者们的生活轨迹发生突变,雷海宗从古都北平来到边城昆明,生活条件的落差自不必说,战时政府强化统制,民族激情多重刺激,内心世界也随之改变,潜含着的“用世”欲念得以萌发。

  像不少高等学校内担任“一官半职”的教授一样,在国民党上层的统一要求下,雷海宗也从众入党,不期然地有了政治身份。为鼓动抗战士气,他为多家报刊写稿,学术积累化作宣传能量,文人们报效国家的渠道显得格外通畅。1938年春,他为汉口《扫荡报》撰写的《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将他采用“文化形态史观”提出的中国文化“二周”(期)说延展到“第三周”,提出:“第二周的结束与第三周的开幕,全都在此一战。……但愿前方后方各忠职责,打破自己的非常记录,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7]看来,所谓的“学术报国”将正当性与随意性结为一体,其服务抗战的用心当然无可指摘。在昆明期间,雷海宗撰写了大量时论文章,其中“崇武尚力”、强化行政权、确立元首制等类言论,被指带有法西斯倾向,受到来自左派及其他派别的攻讦,其“右派”的政治色彩此时即已基本定位。海外评论者对于“战国策派”两位主将林同济、雷海宗有过如下比较:“与林氏的纵横家取向大别,雷海宗颇重学术思想,故旨意深远而多创新”。[8]似乎是说,雷较林更多学者意味。然而,四十年代初林同济约请雷海宗到云南大学讲解他的那套历史周期论,演讲毕,林即席评论道:“这真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浪漫!”[9]透露出当年思想文化界“自由发抒”的舒畅与快意。

  1946年2月,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雅尔塔协定》,其中苏方涉华部分引发国人义愤,加之苏军出兵东北后迟迟不撤军,全国各地抗议游行不断。25日西南联大举办“东北问题演讲会”,雷海宗与傅恩龄、燕树棠、查良钊等教授纷纷发表演说,会后联大师生数千人举行了反苏游行。此举后来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动派所为,受到查究。雷海宗参与其间,当然有底案可查。因此,据知情者透露,1949年后雷氏被认定“思想反动”, 在清华列入“内部监控”对象,其历史旧帐决定了他在新时代的政治待遇。雷海宗于新旧政权交替之际,选择留下来,说明他认为自己属于政治边缘人物,并无大碍,可以继续学府里的教读生涯。对于很快到来的“土改”和“思想改造”运动,他努力去适应,这期间他所写的自我思想剖析,甚至作为思想改造典型材料而传播开来。为了证明立场的转变,这位基督教牧师家庭子弟、世界史方面的权威,接连撰发诸如《耶稣会——罗马教廷的别动队》、《二十世纪的罗马教廷与帝国主义》等一系列学术批判文章,并将所得稿酬主动捐献出去。他撰写于1950年8月的《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一文,可谓在新中国写就的一篇学术力作,文中一秉雷氏惯有的文章风格,恢弘而细致,且颇多新意,令人赞叹。文章末尾,他适时地为即将到来的“农业经济集体化”、“集体农场”预设计策,建议重建沟洫以完善灌溉系统,显示其有意识追赶时代步伐的某种姿态和努力。

  纵使如此,在随后开始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大改组中,雷海宗仍然未能避免被调离清华大学,转往天津南开大学的命运。迄今有关郑天挺、雷海宗这两位北大、清华知名教授双双被调往南开的记述均显得有些语焉不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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