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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沛: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沿海城市社会文化观念变动评析

更新时间:2008-10-22 07:40:35
作者: 江沛  

  

  [摘要] 本文以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沿海城市知识群体和市民阶层的社会文化观念变动为研究对象,以社会价值、社会伦理、社会风俗等观念的变化为切入点,力求实事求是地描述这一时期新文化兴起后对沿海城市知识群体与市民阶层在社会文化观念变动上的促进作用,试图从这一角度考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意义。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清朝覆亡与民国建立,既是近代中国政治体制重大变动的转折点,也为近代社会的转型创造了基本条件。然而,旧的社会文化观念,并不会随着旧体制的坍塌而消解于无形。旧的社会文化观念与新体制运作间的交互影响,既可能迫使知识群体与市民阶层的社会文化观念发生嬗变,也可能挤压新体制令其变形。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既是近代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又是新体制扩张生存空间的需要,也是近代中国城市社会文化观念转变的必然要求。

  本文以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走在近代社会转型前列的沿海城市为考察区域,集中讨论知识群体与市民阶层在社会价值、社会伦理、社会风俗、大众文化等问题上的认识变化,力求准确地描述新文化运动对沿海城市社会文化观念转变的作用,试图从这一角度考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意义。

  

  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

  

  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为思想观念的变革开拓出巨大的空间,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得以大行其道,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从1913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的招生试卷上,人们清楚地感受到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根深蒂固:

   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招考生徒,应考者三百余人,皆中小学生

  也。校长杨月如先生嘱各举崇拜人物,以表其景仰之诚。……计

  开崇拜孔子者一百五十七人,孟子六十一人,孙文十七人,颜渊

  十一人,诸葛亮、范文正八人,岳飞七人,王守仁、黎元洪六人,

  大禹、陶侃、朱熹、华盛顿四人,程德全三人,苏轼、康有为、

  袁世凯、屠元博二人,伯夷、周公、仲由、苏秦、张仪、秦始皇、

  张良、萧何、韩信、司马迁、马援、班超、陆九龄、韩愈、司马

  光、程颐、徐光启、顾宪成、史可法、曾纪泽、梭格拉底、亚里

  斯多德、马丁•路德、培根、卢梭、梁启超、武训、杨斯盛、安

  重根、蔡普成……各一人,此外二十三人则无所崇拜者也。[1]

  

  在300多名应试者中,崇拜孔孟者有218人,占三分之二强,颜渊、王阳明、朱熹、程颐等儒家人物也都有人崇拜。古代知名的谋士也有诸葛亮、苏秦、张仪、张良、萧何等上榜。这份答卷真实地体现了传统社会价值观念在当时青少年心目中的地位。尽管华盛顿、梭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培根等欧美名人也有少数人提名,但两者毕竟相差悬殊。这份试卷,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教育界中学为主、西学次之的知识构成,显然,儒家思想仍然是社会公认的思想权威和价值标准。

   民国初年,旧的社会价值观念受到冲击,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社会上一方面出现了倡导平等自由的新气象,另一方面社会风气奢靡腐败,世风日下。许多知识分子如康有为等,认为这些社会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孔教废弃、纲纪荡尽的结果。袁世凯上台后,尊孔活动日益盛行。如“广东教育司长自公告小学私塾一律废止读经后,教育会会员起而质问”。“上海为开明之地,各小学校读经者固类多废止,而各私塾则仍多抱持不废”[2]。1912年10月,各地组织活动庆祝“圣诞”(教育部公布 10月7日为孔子诞生日)。1913年,上海“在沪各团体及各学校教习及男女学生陆续诣庙行庆祝礼,多至三千余人,其专以一己名义赴庙庆祝者不下二百余人,午后开圣诞纪念会”[3]。镇江“绅商学军警各界均于是日午前八时至孔庙大成殿拱行三鞠躬礼”[4]。可见当时尊孔崇圣风气之盛。

   新文化运动的批孔风潮,不仅针对民国初年尊孔崇圣的活动,更把矛头指向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控制,争取普遍的精神解放。陈独秀、吴虞等人从人性压抑的角度深刻剖析了孔学的实质,认为三纲五常是其核心。“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5],是对个性、自由、尊严的扼杀,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6](P14-15)。

  人的价值观念革命不仅仅在于批判,而在于破与立的统一。新文化运动中,问题和争鸣层出不绝,激进主义者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姿态——即批判和怀疑的精神,围绕着诸多社会问题展开讨论,诸如妇女、教育、文学、劳工、宗教等等。在打破旧思想的同时,人们能够反思传统文化,“兼容并包”地吸收新的外来文化,并开始接受新的社会价值观念。

  进入二十年代,知识界对于现实社会的发展更为关注,以“窥探吾民真正舆论之所在”为目的的民意测验,开始在一些高等学校出现。1923年1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利用周年纪念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随后中国大学、北京大学起而效法。这些测验为后人认识一二十年代人们的心态变化提供了较有价值的资料。

  1924年,北京大学校庆25周年纪念的一份民意测验中,有“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位?”的问题,回答者大多数来自学界,答案却大相径庭(见下表)[7]。在国内人物中,十年前排名第1的孔子此时仅有一票,其他如庄周、王阳明等也只有一票。孙文是当时国民党的领袖,得票多很正常。连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人的得票,都远远超过孔孟等硕儒。这种巨大反差,足以说明新文化对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力,儒学独尊的地位至少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意识表层被严重动摇了。

  

   1924年北京大学校庆25周年民意测验第6题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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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票数 姓名 票数 姓名 票数 姓名 票数

   ----------------------------------------------------------------

   孙文 473 陈独秀 173 蔡元培 153 段祺瑞 45

   胡适 45 梁启超 29 吴佩孚 27 李大钊 25

   章太炎 10 冯玉祥 7 袁世凯 5 康有为 3

   黎元洪 1 孔子 1 庄周 1 诸葛亮 1

   曾国藩 1 汉武帝 1

   合计: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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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票数 姓 名 票数 姓 名 票数 姓 名 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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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 227 威尔逊 51 罗素 24 太戈尔 17

  爱思坦 16 威廉第二 12 杜洛斯基 12 华盛顿 11

  甘地 9 杜威 9 毕斯马克 9 林肯 9

  托尔斯泰 7 路易乔治 6 马克思 6 马丁路德 1

  合计: 497

  

  1923年4月,北京中国大学十周年纪念日进行的公民常识测验中,曾就中国社会走向发问——“你欢迎社会主义吗?”和“你欢迎资本主义吗?”。答案显示:欢迎社会主义为2096票,不欢迎为654票;欢迎资本主义为736票,不欢迎者为1991票[8]。

  同年底北京大学进行的“民意测量”中,关于社会走向问题,测验中也显示出极有价值的选择。在崇拜的世界大人物选择中,列宁得票高居榜首,此外苏俄共有九人入选,总票数为263票,这个票数甚至高于英、法、美、印等国人物得票的总和(见上表)。在“俄国与美国,谁是中国之友”的回答中,以俄国为友者以371票与72票占绝对优势[9]。在对“现在中国流行关于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你相信那一种?”问题的回答中,社会主义以291票居首位,三民主义153票次之,民主主义为66票等等,其他各类答案多达二十余种[10]。

  上述的答案在体现思想自由精神的同时,显示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希冀和向往。中国人对苏俄表示出极高热情的根本原因在于,俄国通过十月革命走上民族独立的道路,对寻求强国道路的中国知识界人士影响巨大;而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两次对华宣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各阶层产生了普遍好感。当然此时的社会主义含义很广,包括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列宁主义等,经过新文化运动的介绍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潮显然有了较为响亮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更为关键的是,知识阶层亲近与认同社会主义思潮的心态,渐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思潮,它对于社会主义的传播及现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些民意测验还充分关注了当时的政局形势,如“你相信当今国会吗?须怎样办?”、“你对此次政府所颁宪法,应取甚么态度?”等问题的提出,充分体现了知识阶层对于社会走向的深切关注。虽然受测者以学界为主,但有文化、敏感的青年学生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仍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社会伦理观念的突破

  

  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沿海城市人们的社会文化观念也开始相应发生了重大转变,而社会文化观念质变的前提,则是社会伦理观念的突破。

   在新文化传布的潮流中,社会伦理观念得到重大突破的表现之一是,“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礼教大防开始被突破,男女公开进入社交场合,大学首开女禁,“三从四德”、“贞节烈女”的伦理枷索,被不少知识青年大胆地抛弃,她们热烈地追求婚恋自由,妇女甚至掀起了参政热潮。

   民国初年,公共场所禁止男女同坐;女校对女学生管制相当严格,不准会见男客,甚至规定男教师须年满50岁,应留胡须等。1913年,在上海有过男女同坐一辆人力车被拘事件。时风以为,“习俗可变,伦纪必不可变也”[11]。民国初期,贞节烈女的事例常有报道。1914年3月,北京国民政府颁布《褒扬条例》,鼓励褒扬贞节烈女,这显然与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的进步潮流背道而驰。

   新文化运动之前,主张男女公开社交的言论和现象已经出现。1919年4月,《新青年》载文提出“打破男女界域,增进男女人格”的口号,积极提倡男女社交公开。6月初,在天津的五四大示威中,直隶第一女师等校女生600多人,支援南开中学被围学生。9月16日,周恩来等男女各10名学生成立觉悟社,男女同室办公。五四运动后,北京女学界不少人也参加了学生联合会,成为男女交际的先声[12]。20年代初,交谊舞的流行为男女公开社交提供了一种新的文明生活方式,北京、上海等城市在交谊舞热中出现了营业性舞厅。

   五四时期要求改革家庭旧制的潮流,首先抨击家长绝对专制,反对孝道。他们认为,正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意识造成了早婚、纳妾等陋俗。在家庭成员的关系上,“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观念,却当有互相扶助的责任。同为人类,同为人事,没有什么恩,也没有什么德。要承认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 [13]。1923年的北京高师民意测验中,家庭旧制被列为应改革的不良风俗与习惯的首位[14]。

   新文化运动对旧贞节观进行了无情地批判。胡适认为,“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妇女对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的责任”。此外,“诚意的贞操是完全自动的道德,不容有外部的干涉,不须有法律的提倡”。妇女守节殉夫“最正当的理由是夫妇间的爱情”,或者出于“宗教迷信”,无论如何都不应由法律来提倡褒扬[1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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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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