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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沛:二十世纪上半叶天津娼业结构述论

更新时间:2008-10-22 07:37:42
作者: 江沛  

  

  内容提要:本文在概述天津娼业历史沿革的同时,从公娼业的变迁与构成、娼业人员群体构成、娼业行规、娼业经营与收支分配、暗娼业活动特征等方面,对20世纪上半叶天津市娼业结构及其影响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分析,试图从社会史角度透视娼业的变动规律。在娼妓、窑主、嫖客的构成及其生活实态等问题上,本文以资料为准提示出与以往认识有所不同的特征。本文指出: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娼业的源起与存在,首先是一个经济与社会问题,其次才是一个伦理问题,才是对人类固有的性别伦理、家庭伦理的冲击,娼业的产生与发展具有经济、社会、生理、伦理等较为复杂的原因,客观的认识这些原因是控制娼业泛滥的基本前提。

  

  关键词:娼业结构 公娼 暗娼 嫖客 天津 近代

  

  娼业的兴起由来已久,也为害极深。娼业是卖淫的组织化与产业化,是奴役妇女的火坑,也是消解社会道德及家庭伦理的毒瘤,其存在始终为主流社会伦理所不容。娼业不仅为女性用肉体与金钱的相互交易提供场所和保护,而且还由此与拐卖妇女、皮条客、黑社会、性犯罪及相关服务行业从业人员 产生关联。可以说,娼业不仅为少数人提供性交易,也是一种社会性产业。娼业的存在,既有人性、社会与经济等方面的诱因,也是历史与观念的惯性使然,故而是一个自古以来难以根除的严重社会问题。对于历届中国政府而言,扼制娼业发展的政策与措施是明确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均感极为棘手。

  明代建卫后,娼业就在天津随即而生。初在漕运兴盛的三岔口附近,继入商业繁华的南市,后展延至各国租界,成为附着于城市机体上久治不愈的毒瘤之一。受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天津娼业随着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变迁特征,是近代中国娼业变迁的一个缩影,也是考察近代中国社会中边缘群体的典型个案。对此进行研究,当有助于透视这一特殊行业内在的运行规律。

  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多。目前所见有:刘炎臣所撰《旧社会天津妓院概况》一文,对民国时期天津市特别是日、奥、法、英租界内的中外娼妓情况做了概述。 孙立民所撰《日租界的毒、赌、娼》一文,粗略描述了日租界的娼妓业。 两文未见征引资料,属于介绍性文章。韩国强所撰《旧天津的娼业及取缔经过》,叙述清晰,是较有质量的研究成果。 笔者以为,该文虽未见征引资料,但显然是在有关档案基础上写成的。惜乎该文重在讲述1949年之后的娼业改造,对民国时期天津娼业结构、从业人员心态、娼业行规以及其对社会与经济影响等重要问题涉及极少。近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渐成气候,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学者均对所在城市娼业的兴衰进行了认真分析,显示出娼业作为影响颇大的社会问题正日益受到的广泛关注。

  

  一、公娼业变迁及其构成

  

  从明永乐二年(1404年)中央政府在天津三岔河口设卫伊始,地处漕运总汇、南北运河交流之地的天津,一时间出现了“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的繁荣景象,运输业及商业的崛起,使南来北往的大量单身男性商贾及码头工人聚集于此。由于长期在外奔波,既有经济实力又有生理要求的商人和无力成婚的工人共同构成的单身男性群体,有解决生理问题的迫切要求,一些贫穷家庭的女性在经济压力与社会歧视女性的双重压力下,沦落娼业并成为满足上述男性群体性需求的工具。最早在天津城北临近三岔口的侯家后(今针市街、估衣街、宫南大街、宫北大街一带)地区出现了妓院,并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可观、等级不一的妓院群落。

  明清之际,天津城北门外落马湖一带,低等妓女“搭了一些苇席窝铺”,“开始露天卖淫,很多担筐携篓的小贩、拉车扛脚的苦力等,娶不起老婆,逛不起妓院,就都到这窝铺里来” ,落马湖一带渐成远近闻名的低等妓院群。西门外三角地随后也形成了与之相似的低等妓院区 。

  近代天津公娼业是“和工商业相伴而行的,妓业的变迁完全是以工商业为重心”的。 1860年,中国与英法分别签订的《北京条约》规定天津开埠,此后,天津“商业又突然兴旺起来,居然成了华北的商业中心,妓业当然也就愈加发达了”。沿城东南的海河两岸,英、法等9国均建立了各自租界区,“商业中心渐渐移到了毗连租界的南市一带”,娼业随之附生,特别是在英租界,妓院日渐兴起。 “紫竹林北与侯家后同为金迷纸醉之乡,三百女闾为禁令之所不及。” 1900年庚子之变时,天津350余户妓院大部被毁,妓女纷纷逃亡。八国联军士兵“随便穿宅越户,调戏妇女,商民不堪其扰,遂由当时地方士绅提议恢复妓院,建立‘官娼’”。与此同时,由于运河堵塞,漕运锐减,三岔河口地区逐渐萧条,各国租界区却呈现出商业繁荣、人口骤增、治安稳定、环境改善等明显好于华界的发展势头,大批有实力的企业、商业移往租界,许多商人、官宦、士绅之家迁入租界。华界的没落,致使无钱可赚的“侯家后一带的一、二、三等妓院,也大部挪到了‘租界地’及其附近”,南市、中华后、富贵胡同、谦德庄一带成为新的妓院聚集地。清末,日租界内妓院日益增多,法租界有妓院百余户,天津市共有妓院500余户。

  由于民初的政治动荡,不少政府要员都在天津各租界内购置房产,意在既可自保同时可遥控北京政局。这些官员及由此衍生的商贾群体对妓女及妓院营业环境的需求是高层次的,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天津高等级妓院的快速扩展。“除去侯家后发源地以外,南市一带增加的不在少数,权乐部建自民国三年,群英部建自民国八年,这就足以证明这一个时期的兴旺啦。” 1919年后,裕元、宝成、裕大等较大企业相继成立,毗邻的谦德庄便开始有妓女活动。同时,法租界取缔娼业,将租界内的妓女驱赶出来。谦德庄附近一带渐成妓院新的聚集地。1920-1925年间,天津娼业发展较快。“及到民国十四年,庆云部也就开市了,于是南市又增了三十余家的妓户。此外落马湖、三角地、东西坑沿、赵家窑……都增加了不少的妓户,而乡区五所的谦德庄的妓户,也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1926年,天津市有妓院468家,妓女3594名。

  1930年,天津有妓院571户,妓女2910人。此时,妓院主要集中在赵家窑、三角地、南市、万德庄、谦德庄、落马湖、侯家后等地。1936年,仅日租界就有公娼200余家,正式上捐的妓女千余人。南市与租界区娼业兴起后,侯家后一带蜕变成为下三等妓院与暗娼的聚集地。

  日占时期,日伪政权以繁荣市面为藉口,“提出乐户可随意设立,因此乐户之多,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境地”。1938年天津市成立乐户公会时,妓院多达650户、妓女3050人,在日法租界、德租界及以南地区、旧城北部、东部、南部形成5个乐户区,每个乐户区都设有乐户分会进行管理。 1939年夏天的特大水灾中,天津城区2/3被淹,大批妓女迁入国民、惠中、世界、北辰等饭店营业,可以不纳妓女捐。饭店因有了妓女而营业额大增,遂多为她们提供便利。乐户公会提出抗议后,法租界工部局在妓女上捐后容许其继续在饭店内活动。到1943年底,“饭店小姐”达到2667人。此外,还有千余名游妓暗娼出没于主要商业区的娱乐场所。

  抗战结束后,天津市政府明令取缔暗娼,承认合法妓院存在。由于内战爆发引发社会动荡,天津妓院并未增加,1946年反而减至500余户,妓女减至2500余人。 1946年8月和1947年初,天津市政府先后两次下令所有娼妓迁出饭店,一批妓女返回南市一些妓院成为搭住妓女(即卖身的妓女),不少则成为了游妓暗娼。这时,天津市乐户公会提出“先废私娼,再废公娼”的建议,得到了市临时参议会的通过。此后暗娼受到了一定的冲击。1948年12月天津解放前夕,全市有妓女2100余人。

  1950年3月,天津尚有妓院448户,在册妓女减至1779人,这一数字不包括游妓暗娼。 其中1-5级妓院224家,土娼224家。有10年以下历史的158家,10至15年的50家,16至20年的6家,20至30年的3家,32年的1家,有1家妓院的历史竟有36年之久。 由此可见,娼业受各方面变化影响较大而风险时存,经营不稳定,淘汰率较高。

  近代天津公娼业的构成,过去相关论述较少,关键在于具体资料的匮乏。下面,笔者将对其构成进行分析,以揭示其与社会各个层面间的相互关联。

  1950年的调查显示,天津妓院的规模一般不大,低等级者较多。由1名窑主开设的妓院占据绝对多数,2名窑主共开的妓院有31家,3人以上共开的妓院只有2家。妓院所属妓女以1-3名为多,4-6名次之,8名以上者极少。以数名妓女维持妓院生意,成本较小,容易管理。为维持妓院营业,窑主一般都会雇佣些伙友,负责保护妓院、看管妓女、防止其他妓院及流氓滋事。雇佣1-5名伙友的妓院较多,雇佣6-8名伙友的妓院次之,雇佣9-12名伙友的妓院较少。负责妓院内勤事务的老妈,是高等级妓院中不可缺少的从业成员,但有153家妓院没有雇佣老妈,其中多数是妓女较少的低等级或家庭式妓院。

  关于天津公娼业的构成, 乐户公会曾依妓院财产、妓女数量、经营场地等指标将妓院分为5个等级。一、二等妓院约定俗成地称为“班子”,又称“书寓”,门口常贴着“某某班”或“某某书寓”的牌子。如有新妓女进入,多会在门前贴出海报,上书妓女“某某某今日进班”以为招徕。三等妓院称作“堂”,又称“下处”,老板称“堂主”,门前贴着“某某下处”的字样,既与一、二等妓院区别,也与四、五等妓院区别。四、五等妓院由于条件较差而被称作“窑子”。二等和上三等妓院的内部构成是,由掌班(后称领家)管理帐房先生(简称“先生”)、头目和由掌班从小养大后为娼的本班妓女,先生与头目又管理着厨夫、更夫、伙友、跟活的、女佣。这些妓院里还有搭班妓女,她们“是对娼主负有债务的妓女”,窑主除供给其一日三餐外,其余自备,但这种妓女“有分帐的权利”。 在一元随便、下三等、六角随便这三类妓院里,掌班管理着帐房先生和本班妓女,帐房先生又管理着跟活的、伙计和更夫。这类妓院里也有搭班妓女。至于四、五等妓院,内部结构就简单多了,“她们被分成若干排,每排有排头一人。至于每排的户数也不相等,有的十二户,有的十五户,排头的地位仿佛是公共的先生,捐项等费完全由排头代纳,并且他还要代写‘店簿子’,这也是下级娼寮一种特殊的组织情形。”有些妓女,“她们自己就是掌班,也就是伙友,所以自己招待游客外,还要管理屋里的一切事务……但是他们的夫、兄、父、母,兼做伙友的也有。”

  晚清时期,天津妓院只有一等(京班)、二等、上三等(中地界)和下三等(老妈堂)4种。1903年,曾有一种被称之为“坐排班”的一等妓院,其组织与营业方式均与一般妓院不同,但3年后就消失了。民国初年,天津市政府开始征收乐户捐,金额依妓院等级确定。“这样一来,头等妓院里凭空每月加了不少的费用,于是头等妓院为着减轻负捐着想,就争先恐后的自动着改为二等妓院。及至民国十五年的时候,仅仅还有一家头等妓院。”

  1930年的调查显示,天津571家妓院中,二等、上三等和一元随便等较高等级妓院有158家,低等级妓院有413家,资本总额14.6968万元。调查还显示,此时天津娼业的经营环境有所改善。二等、上三等和一元随便这三类妓院中,“除去侯家后一部分居住的是平房,其余在南市的差不多都是楼房,房间的设备也很整齐,例如铜铁床、衣柜、镜台、桌椅、几凳、磁器、挂镜……种种家具应有尽有,像是一个中上等家庭光景”。下三等和六角随便与高等妓院设备的差距较大,“在这两等里差不多没有住楼房的,每个妓女只占一小间平房,房里的设备,也不过架着一个板床、一个桌子、两个椅子罢了,其他的陈设,更是付之阙如。”“四等与五等——这两等简直无所谓设备咧,一方面因为这两等的妓女,多是副业经营者,另一方面是因为她们那种经济状况之下,实在谈不上设备。再说她们的房间的面积由四十方尺到六十方尺的大小,高度也不过八尺。我们试想在这种小屋子里,除去三十方尺的土坑,所余的面积,仅余二十方尺的大小,还那能陈设哩?”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由于战乱、海河淤塞等原因,天津经济发展状况不佳,嫖客“一般都因着经济的窘促而摒弃了奢华的二等而趋向到最务实的随便制度去啦” ,致使二等妓院急剧萎缩,三等以下妓院大量增加。1937-1945年的日占时期,由于日伪倡立妓户且乐户捐不依等级交纳,致使这一时期天津妓院达到前所未有的数量,高等级妓院也大量出现。1946年后国民政府在津统治的三年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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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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