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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毛泽东晚年思想——在整体救赎与全面挫折之间

更新时间:2008-10-20 23:37:21
作者: 史华慈  
在构思了构想之后,他立即相信这就是对现实的真实描写。在1956年初,他可能真的相信爱国的或者真正接受社会主义或者认识到自己没有其他路可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将接受交给他们的在文化、科学、技术领域的任务。有可能他们所有的贡献都将严格限制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域之内。可是,即使这样,当时毛泽东本人似乎也不再完全信奉斯大林模式。(这在他1956年4月和5月的讲话中阐述得相当清楚,这些讲话就是《论十大关系》)然而,他在与“知识分子”的许多讨论中明显地对文学和文化界知识分子的讲话比对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讲话多。作为一个诗人兼文人,他像过去一样继续给予文学一种人类社会发展推动力量的特别重要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到,一定程度上他敏锐地感觉到胡风的指责———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没有创造出一种活的文学,没有生活的感受就没有可以为意识形态事业服务的文学是正确的。或许正是他感到胡风的指责是基本的事实,才特别激怒了他。可是,在1956年初,他似乎不仅极为相信好的文笔与正确的学说结合在一起的文学显然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极为相信即使“毒草”出现,它们也不会对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结构有什么危害。总之,在1956年初,即使知识分子对他主动示好的反应非常小心,毛泽东构思的最佳构想似乎没有受到主要障碍的干扰;但是他或许相信这不久就会改变。

   尽管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有关斯大林的令人惊讶的讲话引起了不安,当时的主席无疑也觉察到了莫斯科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形势发展对他的构想是有利的。这些文件强调了一点,就是毛泽东继续极大地关心共产主义阵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继续把中国看作那个阵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继续认为他的内政与他的阵营的利益是密切联系的。因此,在1956年初斯大林死后,毛泽东似乎将苏联的新趋向解释为大体上有利于他的最近的构想。尽管这还不是1958年秋那个启示未来的毛泽东,但是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肯定自己是一个精神领袖的毛泽东,一个对百花齐放这一构想的成功抱有很大希望的毛泽东。

   然而,到了1956年底,我们发现在中国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都出现了许许多多未预料到的令人苦恼的情况。首先,农业计划并没有引起生产的激增。值得注意的是,农业领域是一个他自信地认为他先前成功实施的集体化能够取得实效的领域。针对赫鲁晓夫有关斯大林的讲话,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提出了该讲话具有何种含义的严肃问题。最后,匈牙利革命似乎对他后来全部观点的形成产生了根本矛盾的影响。一个已经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可能实际上是分裂的这种见解无疑令他深感不安。无论他对于新的苏联领导人的怀疑是什么,他仍然继续相信中国的命运是与共产主义阵营的命运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认为一个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可能在组织上有缺陷的见解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即使正确的制度因为领导者与人民之间还存在继续的非对抗性矛盾而被错误地运用的观点,使毛泽东有力地批评了匈牙利(Rakosi)领导人拉科西并且重申了自延安时期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思想。一方面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可能加深了毛泽东从过去保留下来的认为知识分子不可以相信,他们在某种情况下被证明是极其危险的这种坚定的看法;另一方面他能够说服自己,匈牙利知识分子与“基本上”接受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爱国———基本上是“人民的一部分”④的中国知识分子完全不同。

   总之,我认为,在有关1957年初的文件中,我们看到的是决心推动百花齐放“构想”的毛泽东,但是也已经是对1956年底的形势发展深感不安和忧虑的毛泽东。毫无疑问,他打算继续百花齐放运动和党的整风,或者他的确对那些在令人不安的匈牙利事件后强烈抵制他的政策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深深地感到苦恼;可是说来奇怪,某种程度上他也继续支持党的普通干部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和不满。虽然这些讲话中的一些主题似乎预示了文化大革命中他最终对党的攻击,但是读者到目前为止还无法从中预见到使自己与整个党的组织对立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我也没有看到毛泽东真正明确地使自己与党外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反对党的组织。

   实际上,人们对他所表达的对于知识分子的相对否定的语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非常强调大多数知识分子看起来不可改变的“资产阶级”本性。他依然愿意承认他们的爱国忠诚,但是在讨论他们是否接受社会主义的问题时,他更经常强调他们别无选择,而不是强调他们真诚地信奉。⑤无论他在1956年对于把他们中大多数人争取到马克思主义一方来抱有多大的希望,此时这一希望似乎都大大地削弱了。在他与党的干部的谈话中,他的中心论点是,他与他们在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都还有许多东西要向知识分子学习,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在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现之前,他与党的其他干部将不得不“硬着头皮”。他们将苦笑着忍受这个事实。

   当他指责党的干部对于经历了所有苦难岁月的“我们”目前必须听从在革命中毫无建树的知识分子感到激愤时,这自然被看作用来说服干部改变作风的一种言辟。可是,人称代词“我们”的使用意味着毛泽东本人和他们一样地不满。虽然他可能十分实在地坚持认为,许多已经变成了懒惰的官僚的干部本身应该停止满足于既得荣誉,但是当他谈论知识分子翘尾巴,可是需要至少暂时向他们低头时,人们感觉到他在这个强烈讽刺中的用意。

   最能揭示主席在1957年初强烈的矛盾情绪的是他对王蒙的著名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评论。1956年9月发表的这部小说以否定的态度生动描写了中层官僚,它也成为了文学领域“百花齐放”的一个代表。⑥1957年1月和2月,它成了党的报刊反对在百花齐放运动中进行情绪攻击的主要靶子。尽管毛泽东在1957年2月所写评论的要点是维护王蒙小说存在的合法性,但不能说这些话是在鼓励干部们高度评价这样的小说。他不能不赞美小说活泼的文体,但是小说对于党的干部的完全否定的描写以及缺乏任何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是公正的肯定的描写使毛泽东深深地感到不安。总的看来,他留给人的感觉是,尽管小说是活泼的,它仍然可能是那些必须容忍的毒草中的一根。在他就有关文艺圈的文学作品的讲话中,我们发现他评价了一部描写了一位完全应该受到责备的担任铁路局长职务的官僚的电影。“由于作者已经以这种方式描写了他,并且他还仍然是局长———这种干部应该被撤职。”⑦这就是在指出在真正社会主义制度下问题如何得到解决。他暗示,任何被认为是香花的文学著作必须牢固地限定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范围内,而基本的写作技巧可以从资产阶级作家的被认为是杂草的文章中学习。

   如果我们相信他在原文中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评论似乎远不如正式讲话更加安慰知识分子,那么他在这些原文中对于干部如何避免犯“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错误的忠告几乎完全缺乏实际的建议和具体、实际的说明。这在他3月10日与“新闻出版界”的讨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里我们再一次见到了诸如“教条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这样对于大的错误的双重表述以及不要陷入任何一个极端的明智的忠告。编辑和出版者再一次被劝说使用说服的办法,而不是打击、斗争的策略。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如何说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上他没有给干部具体的建议,干部们所受的全部教育将他们引向了相反的方向。最后,他的启示赋予干部们的责任是,在处理具体情况时他们应该依靠他们自己最好的判断。这似乎表明他极其愿意给予下级干部一种独立性,但是忠告没有保证他们不会遭受不好的判断带来的直接后果。对那些并不打算采取新的积极行动的人来说,在主席的忠告中没有什么内容能够促使他们大胆行事。

   因此,我们毫不惊奇,在4月前的几个月里无论党的高级领导人,还是下级干部以及知识分子本人都不倾向于有所进展。这些非正式讲话传递的语言信号是含糊的,对于这些群体中的任何一个群体来说都不是一个清楚的启示。甚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口气似乎比官方发表的讲话文本更尖锐。然而,毫无疑问,尽管充满忧虑,主席仍然决定推进百花齐放方针。他没有背离他的基本设想:(1)党需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技术和知识;(2)知识分子将与国家合作,或者因为他们真的爱国,或者因为他们认识到别无选择,或者这两个原因兼而有之;(3)党、国家和民众团结一致是经得起任何无论多么恶毒的“资产阶级”批评的。至关重要的是中国与匈牙利不同。

   然而,非常清楚,在4月和5月间,各级党委对于那类劝说言语的巨大抵制使主席越来越感到气愤,最终导致了他对党比对知识分子更大的愤怒———此后,重新强调党的整风,甚至更重要的是强调鼓励非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整风过程中。主席的启示此时是清晰和中肯的(即使他可能继续相信将要出现的批评可能是“和风细雨”)。当时他的充分有力的政策路线再次表明(如1955年集体化的加快)他拥有强大的权威,当政策被明确宣布时,足以战胜他的党员同志们的抵制。

   鉴于上述情况,人们发现难以想像在青年学生特别是解放之后出生的青年学生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情形之后的1957年5月和6月初主席是多么的狂暴和愤怒。在一遍遍地激烈强调党能够经受住任何资产阶级的恶毒的批评之后,突然变得明朗的是,学生对于实际上经常提到的“党的领导权”的真正原则性的质疑,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在关于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互相监督”的所有讲话中,我们完全可以明显地看出,共产党决定什么批评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联合阵线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说法是一种他不希望受到挑战的说法。可是,学生当时要求的正是对党的领导权的明确限制。这是一根毒草,要将它的蔓延划入到敌人队伍中去。尽管毛泽东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及下级干部之间存在各种矛盾,我仍然没有发现有迹象表明他当时能够将他个人声称的权威与整个党的权威脱离开来。

   虽然他暂时继续使用百花齐放这个词,但是十分明显,他的最佳构想的理想破灭了。过去的阶级斗争与未来的生产斗争之间的明显划分不再行得通。知识分子被再次证实自己是危险的“敌对”资产阶级分子。这个新观点具有更深的含义。从生产工具公有来定义的传统的社会主义显然是非常不全面的。资本主义“敌对”意识不仅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时存在下来,甚至能够威胁到社会主义。即使党的某个部门和部分党的文学界知识分子接受资产阶级的批评最终也是受到阴险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鼓动。因此,更进一步的含义是,在人类事务中意识因素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在明显扩大。资产阶级意识不仅是一种消极的残余力量,还可能成为一种威胁势力。与此同时,从正面讲,社会主义的存在(以及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由财产社会化就能保证的。只有一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文精神的内在化才能保证最终的胜利。

   然而,主席不久就使自己确信,虽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被证明是不忠的,但是整个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证明,广大的工农群众相比之下以全部的忠诚准备接受毛泽东的领导和党的领导,他们证明他们准备适应社会主义的人文精神。在1956年和1957年实行集体化时农民中存在的不满迹象由此被轻易地归因为富农和“官僚主义”干部的影响。群众总体上仍然是忠诚的。

在从他先前强调需要依靠知识分子作为不可缺少的知识来源,以及从他谨慎设想科学和文化领域知识的获得将是一个积累和缓慢的过程的转变中,毛泽东去除了有损于他的精神权威形象的最后一个外部制约。他能够实现这个转变不是因为他的精神变化,而完全是因为他心中已存在的另外一些主题和观念,以及作为一种模式的延安经验。此时,延安依然作为一个早期共产主义社会的模式出现,在这个社会中,群众为了取得军事胜利———基本上是通过群众团结一致和精神上的激励取得的胜利,无私地奉献了他们自己。群众是极大的“核”力量的源泉,一旦释放将不仅表现在体力劳动上,而且表现在以快速的经验方法掌握技术的能力上。毕竟“安眠药的发明者甚至不是一名医生。他仅仅是一个药剂师———我知道,盘尼西林是由一个洗衣工人发明的”。⑧一旦注入了适当的共产主义精神,群众将能够克服“与自然斗争”面临的大部分阻碍,而且无须完全依赖理论科学家的繁琐且华而不实的“科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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