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峰：政治学方法论30年：现状、问题与发展
——一项对86本有关政治学方法论教材的研究报告
但对现代研究方法比较重视却又存有不能克服的困难，因而只能对方法论体系的研究作比较粗略的描述。二是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深入研究。认为只有实证研究才称得上是政治科学，在研究中并未科学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指导思想来供奉。
其实，“马克思是第一个运用科学术语来解释政治问题的理论家。他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使其得以凭借自然科学的法则来预测未来” [9]，成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
表3：政治学基础类教材研究方法主要内容统计表（略）
4、方法论取向的继承性和创新性。政治学研究取向随着政治学主要内容的变化而发展变换，研究取向的变化也影响着政治学主要内容的构成。
如表3，政治学基本框架主要由国家论、阶级论、民族论、权力论、政党论、人民民主、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行为、政治制度、国际政治论等内容构成，基本上继承了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所涉及的内容。
表2中交叉研究指标数值表明“当代政治学研究还与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交叉,产生了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学、生态政治学、政治人类学、计量政治学等一系列新兴边缘学科” [10]，拓宽了研究领域。
但政治学研究方法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或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没有着重研究，创新力度还需加大。如对公民政治权利的研究力度，与政治权利在现实社会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不成比例等。
5、方法论研究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多数教材比较侧重于理论的传授而忽视对现实政治实践的关怀。相对于政治学方法论理论研究的成就而言，政治学方法论现实应用分析比较缺乏。即使有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案例分析，那也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的简单嫁接而未达到有机结合的状态。
如对“治理理论”的研究，多数学者将研究视阈满足于西方治理理论的介绍和引用，局限于用西方的理论来剪裁中国的现实，导致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的“水土不服”。抛弃这种特色而寻求以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实际，是没有多大现实意义的。这种研究方法的“两张皮”现象比较普遍，使我国政治学研究成为国外政治学说在中国现实的简单论证，既降低了我国政治学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对国外政治学说的正确理解。
此种现象的产生，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政治学研究队伍主要以高校学者为主(见表1)，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政务人员的分割使研究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即使有合作也是一种停留于体制外的表层的、象征性的协调合作关系。政治学者缺乏对政治的实践和经验，导致政治学理论研究缺乏对现实政治的解释力。
（三）政治学方法论专门教材的研究现状
政治学方法论专门教材研究现状的考察有两种分析视角。
表4：政治学方法论专著简明指标统计表（略）
1、根据方法论的内容所涉及的指标来进行考量。此种分析视角是从质化、量化指标角度来进行考察，其二级科目指标分布在三个区间。
第一区间指标数量为1—3的二级科目有：博士论文写作、方法评估、方法创新、课程论文写作、语言表述、研究方法基础、研究认知基础、比较研究、软件演示、数学模型等10项。此区间的指标数值较低，一方面说明这些指标尚处于探索性阶段，还没有得到学界专家的认同，其质量高低有待于研究实践的检验；另一方面也说明某些指标研究需要较高的跨学科知识，研究者因为能力所限，未能涉足或不敢进入此领域。如数学模型建构、数理分析软件应用、方法创新等指标都对研究者能力具有很高的挑战性。立足于一般性知识介绍的基础上，有学者也力求理论创新，而理论研究的深度直接决定了政治学方法论教材的水平高低。
第二区间指标数量为4—6的二级科目有：研究模式分析、研究策略取向、文献研究、理论建构、因果联系、政治测量、调查研究、职业道德等8项。此区间的指标数值适中，说明研究者对之已采取认可的态度，并显示出对此类指标的喜好。职业道德、政治测量等指标数值较高，可看出学界对思辩方法的应用或文献资料的引用还非常热衷，也说明政治学方法研究者数理知识的薄弱。第三区间指标数量为7—9的二级科目有：方法类别、统计方法、方法含义、选题说明、研究样本、研究变量、数据搜集、数据分析、研究程序等9项。此区间的指标数值较高，说明学界的研究者对这些指标都充分认定。从这些指标可以看出，方法论含义是每一个研究者都必须进行明确的指标，方法类别的划分和统计方法的应用已常见于政治学研究方法中，经验性研究方法比重日益加大。其他指标，从选题说明、研究样本、研究变量、资料搜集、数据分析到研究程序都是理论研究的各个环节，说明每个研究者都重视研究环节的逻辑论证或理论论证。在科学化研究的趋势下，理论、命题、假设、变量和测度成为研究的核心概念或过程。
2、根据方法论的教材所涉及的指标来进行考量。此种分析视角是从各教材涉及指标来进行考察，其二级科目指标分布在两个区间。
第一区间指标数量为12—18的著作有：夏夫利《政治学研究方法》、王德育《政治学定量分析入门》、李瑛《现代政治学计量方法》、张铭《政治学方法论》、卢卡斯《政治及有关模型》、齐斯克《政治学研究方法举隅》、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除张铭《政治学方法论》外，其余都侧重于从定量角度去研究。因为政治学定量研究较少侧重知识点的介绍，而是侧重理论研究的实战训练，所以它们的数值比较低。同时，这些著作都倾向于选择特定角度做深入细致的研究，不力求面面俱到，也是形成指标数值较低的原因。
第二区间指标数量为19—23的著作有：严强《政治学方法论》、胡宗山《政治学方法》，分别从方法的质与量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优点是可以较全面地介绍方法论知识，不会导致重要知识点的遗漏。但其弊端常表现为研究的不够深入和不够精确。如何科学处理方法论两个方面的知识结构，是方法论研究者面临的一道亟需解决的难题。
（四）政治学方法论研究取得的成就
政治学研究成绩的取得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架构大体完成。教材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体系已经取得初步共识，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已基本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方法论体系。方法论体系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质化研究，另一部分是量化研究。另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体系的划分，在研究侧重点方面有所不同，由此形成比较研究的良性发展趋势。在方法论体系各层次结构方面也取得较大进展，对所属内容结构作了较为合理的区分。
2、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研究视角取向日益多样。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日益发展，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被政治学研究予以借用或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成为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主要来源或补充力量。特别是数学模型、决策过程分析、系统分析、结构分析等方法越来越受到研究人员的青睐，政治学研究渠道日益多样化。政治学研究初步实现了学科间研究方法的融汇贯通，丰富了研究手段，提高了研究质量，拓宽了研究视野。
3、政治学研究方法的量化研究比例得到提高。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由于受传统思想和苏联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一直以来注重思辩研究。恢复政治学科以来，由于很多政治学研究人员是从历史学、哲学和伦理学等专业转型过来，其原来自身所持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治学的研究，其学生也必然受到此种研究方式的影响，学界形成注重质化研究的状况。近年来，由于西方教材的大量传播，政治学者与西方人员的频繁交流，我国研究方法日益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量化研究比例日益提高，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日趋增强。
4、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统计方法应用受到认同。如表4，统计方法的应用受到作者的一致肯定，其指标数值为9。这表明学者都强调统计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也间接表明学者们对定量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因为在当代，政治学研究的发展离不开数理统计方法等知识的支撑。这种趋势要求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必须进行一定的数理知识的学习和训练，以便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础。
5、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模式流程日趋统一。研究过程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点，其研究过程包括一般的逻辑过程和具体的实施过程两个方面。逻辑过程是政治学研究从理论到研究，从研究到理论的政治学知识的产生和积累过程，而具体的实施过程则是任何一项完整的政治学研究都需要经历的几个特定阶段，它“包括研究准备、资料收集及资料分析”。[11]方法论教材对研究模式或研究流程都有提及，只是侧重点不同，有的是侧重研究逻辑过程，有的是侧重研究实施过程。
（五）政治学方法论研究存有的缺陷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缺陷也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研究方法的不规范现象大量存在。现有教材中，研究规范的缺失现象大量存在。一是规范研究不注重规范。规范研究整个研究体系存有很多缺陷，如缺乏理论预设、问题意识不明确、文献引用不准确、文献评论不规范、研究方法侧重思辩研究等；二是经验研究不注重规范。经验研究资料获取途径单一、资料分析方法单调、资料引用与问题结论相脱离。如引用的案例不适合方法解说、研究的资料搜集局限于文献的引用而不注重拓宽研究资料来源等。三是研究方式不注重规范。政治学研究方法陈旧单一的局面并未打破，由于深受传统研究方法的影响，一些学者难以从思想层面上和习惯做法上突破以往传统研究方法上的陈旧框框，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
2、研究体系的划分标准仍有缺损。教材对政治学划分的标准存有模糊的理解。一是对政治学方法基本概念仍未形成清晰见解，在方法论类别和设计的理解上存有分歧。同时，很多学者把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相混淆，把政治学的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相混用。二是对政治学方法层级划分仍存有较大的争议。对政治学方法研究的研究范式、研究方式、研究技术等术语的所属概念不能进行相对区分和恰当归类。如对演绎法与归纳法、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等在政治学方法体系中层级所属未有确定。三是对政治学方法的理论体系未能深刻把握。各教材在论及方法论时，只是笼统地做简要说明。
3、研究模型的项目设置仍有缺乏。多数教材对研究模型的项目设置缺乏科学的依据。一是在案例教学中没有利用研究方法论建立分析模型或者理论框架来讨事件的发生原因，只提供对现象的描述性信息，缺乏提供预测事件发展方向的功能；二是案例研究过程项目的设置缺乏科学的依据，缺乏对案例设置的论证或说明。尽管学者对案例研究过程已经达成共识，但对具体内容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环节还是照搬外国教材或移植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相关设置。
4、研究过程的逻辑论证仍有缺少。目前的研究对逻辑分析重要性还认识不足。一是在运用政治学方法的时候，资料的引用与政治学研究的论证相脱节，研究方法其实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研究过程中案例的结论与案例的论证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导致学界对已有的规范性研究和经验性研究也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提出所谓的经验研究“多沦为或人云亦云，或语焉不详的空洞推测” [12]。二是政治学方法的论述较为空洞。国内学者出版的政治学方法论的教材大多数没有真正以方法论标准来要求自己，有些教材只是具体就某一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和剖析，有的是从总体上就政治学方法论或基本方面进行简单论述，而很少有人“自觉地对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应用与使用情况作细致、专门而系统的分析” [13]。
5、研究理论研究与政治实践有所脱节。政治学研究应该把促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作为研究中心，这是我国政治学研究首要的价值取向。“只有具备了确定的价值趋向和政治立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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