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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枫:情感主义,劝导性定义与邓小平理论

更新时间:2008-10-12 21:14:23
作者: 周枫 (进入专栏)  

  

  提要:价值有事实的基础吗?抑或仅仅是情感的表达?斯蒂文森在《伦理学与语言》中支持后者。他独创性地提出,给一个价值语词或带有情感意义的语词下定义,并非通常所认为的是达到认识的目的,而不过是推荐某种事物,劝导人们接受该事物而已。基于此观点,本文认为,邓小平给社会主义重新下定义,并非为了更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而是旨在破除原有定义的狭隘性,以使市场经济能够划入社会主义的范围内,其作用在于劝导人们接受原不可接受的东西。本文承认情感主义在善(好)观念解释上的重大意义,但认为在正当或正义观念上持情感主义是不可取的,为使社会获得某种稳定的基础,一种合理解释的正义观念是必须的。

  关键词:情感主义,劝导的,社会主义,正义,善

  

  Emotivism , Persuasive Definition and Deng’s Theory

  zhou feng

  (Department of Phy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Can there be any factual fundation of Value? Or is Value only a expression of emotion? Stevenson supported the viewpoint of emotionism in his book Ethics and Language.He uniquely pointed out that to define a word of value is to recommende something, and to persuade people accepting it. On the basis of Stevenson's opinion, this paper has thinks that Deng had given the new difinition of socialism was not aiming at recognizing more about socialism, rather than aiming at abandoning the old one narrowly defined. He would like to put market economy into the sphere of socialism and persuade people to accept it.This paper agrees that emotionalism is significant in the sense of when it explains the idea of Good ,but not the way to explain concepts of Right and Justice.It is necessary to have the concept of Justice defined reasonably

  Key words: Emotivism, Persuasive, Socialism, Jusctice, Good

  

  

  一

  

  二战末期,曾有两部著作的出版哄动一时,一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的道路》(1944年),一为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这两部著作都带有浓烈的背景色彩,并对后来的冷战起了作用。但有另外一部著作的出版并没有那么哄动,也看不出有多少背景色彩,对当时的影响似乎也仅是纯学术性的,但其重要性不亚于上二部书,这就是斯蒂文森的《伦理学与语言》(1944年)。

  

  当斯蒂文森写作这本书时,元伦理学取代规范伦理学而在英语世界成为伦理学的主流已经有几十年了,而在元伦理学中,以穆尔、普里查德、罗斯为代表的直觉主义和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情感主义的对立也已十分明朗。作为美国学者的斯蒂文森重重地将一个砝码加在情感主义这一边,在英语世界、甚至在西方世界,进一步加深了规范伦理学与元伦理学、认识主义与非认识主义、事实与价值的分离。这无疑深深影响了后来的现实,以致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中将斯蒂文森为代表的整个情感主义视为我们这个时代伦理学及其道德状况的象征。

  

  斯蒂文森声称他和休谟有相同的动机,即只观察、描述和分析所看到的东西,而不去干预、规范和评价它们。他通过对道德或价值语词的分析,所看到的是,语词(那怕是科学术语)的使用几乎都不是中立的,一个语词被说出来多多少少都影响着听者的情感。若是语词被政治家有意这样使用,那么会成为改变人们态度、以致改变世界的强有力手段。这种观察无疑与当时的背景状况相符合(想想戈培尔、斯大林)。斯蒂文森不认为语言的这种作用都是坏的,自私的煽动者可以利用,无私的改革者也可以利用,关键在于,“无论我们是希望使用还是力求避免情感术语,理解这种术语经常能够产生的强烈效果,都是绝对必要的。”[1](p71)斯蒂文森实际上是在为情感主义平反,当他谈到语言在改变态度即把态度分岐转变为态度一致上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时,甚至稍稍越出了限制评价的宗旨。他论到,利用语言的情感力量在以往表现为“从现有的麻烦中转向虚幻王国”,但在现代社会里,将理想虚幻化“并不能对这些理想的实现提供多少帮助。……人们必须用‘正当’、‘错误’这样一些字眼来为它们战斗,否则这些改变态度的武器就会落到对手手中。” [1](p124)他认为,对于趣味问题,我们也许无法争论,因为“我们既没有语言手段改变他人的爱好,也毫无理由去这样做。……然而,如果有人赞成某种我们所反对的道德目标,那么问题就完全不同了。我们有能力改变和急于改变的,是一个人的态度而不是他的趣味嗜好。我们的态度与他的态度互相冲突;词语,既是改变态度的工具,也是改变信念的手段,因此,常能帮助我们解决这类争论。”[1](p125)

  

  情感主义最被人诟病的是它分离价值与事实,它使价值语词,诸如“善(好)”、“恶(坏)”、“正当”、“错误”、“应该”、“义务”等等,不描述任何东西而仅仅表达情感,这可能使整个西方传统道德的基础流失掉,使西方思想界面临尴尬的处境。在情感主义那里,道德或价值争论变成一个宣传、说服、劝导的问题,既然价值最终没有事实基础,价值之争也就失去了合理性。这实际上是对现代性价值多元主义(韦伯所谓的“诸神竞争”)状况的描述,同时,又是对这个现代性特征的辩护。情感主义认为价值是情感的表达,这就等于否定了建立伦理学规范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价值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确定性,任何以某种价值的定义(事实描述)为规范标准都是对价值的真实本义(情感表达)的偏离,为价值所下的任何定义(描述内容)都不可能符合被定义价值的情感内容。但是,情感主义的这种非规范立场并非反对规范,因为规范肯定存在,否则人们的生活无以为据。其非规范性是指,伦理学所作出的任何规范皆不能声称穷尽了道德价值的义涵,也就是说,所作出的一切规范皆可怀疑,皆可反驳。要求在澄清道德语言涵义之前不作规范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说那些规范皆不具有确切的根据。可是,我们未必要按照绝对确定性的道德根据来生活,正如休谟指出的:“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共同体、传统等会给我们提供规范。按照情感主义的立场,我们会得出结论:规范不是制定出来的,而是形成之中的。后期维特根斯坦把规范立于生活及其传统中,不是偶然的,也许恰是非规范性伦理学问题所致的必然走向。哈耶克对建构理性主义的拒绝,对休谟以来苏格兰启蒙派的继承,也可能与元伦理学的非规范立场有关。但是,情感主义的本义并非如此,它并非为传统和习俗规范辩护,而是为道德宽容辩护,为价值多元主义辩护。这种非规范的立场恰恰引致后来规范伦理学的复归。罗尔斯指出,善之不能定义不等于正当是不能定义的,对正当性或正义规范可以进行合理的论证,其内涵是可规定的。这就复归了康德的传统,既走向对元伦理学的超越又走向了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对此本文将在最后回过来加以讨论。

  

  其实,斯蒂文森作为一个温和的情感主义者并不否认规范伦理学的可能性,也不否认价值对事实及其认识的某种程度的依赖,价值不来自事实并不等于价值不发生于事实。他只是要人们注意语言的情感用法,任何伦理规范的维护者如果对自己的认识基础或事实根据抱有天真的幻想,以为真理必胜,而不去捍卫自己的观点,为自己的观点而战,那么,它就有可能在某一天被谬误击败。他这样写道:“我所作的分析不能保证:如果不加反对,具有高超规劝技巧的专制者和利己主义政治家在重新构造为他们狭隘利益服务的道德规则时会‘不可避免地必定’失败。”[1](p124)也许,斯蒂文森以另一种方式关注着当时的战斗。实际上,斯蒂文森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当时逻辑实证主义者对价值规范的极端情感主义态度。他致力于结合事实来考察价值,既讨论价值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事实,又得出结论认为价值归根到底不由事实决定。

  

  二

  

  

  斯蒂文森曾赴英伦(1930-1933)求教于穆尔和维特根斯坦门下,深受这两人影响,但他的思想是从反对穆尔开始的,而较多地接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

  

  他反对穆尔的非自然主义或直觉主义,认为价值语词不描述自然性质并不等于就是指称某种不可分析的非自然性质。维特根斯坦曾指出,语词的意义或功能可以有许多种,指称或描述只是其中的一种,除此之外,语词还具有无数非描述的功用。斯蒂文森也认为,语词除具有描述意义外,还具有情感意义,以为除描述意义外语词就没有意义的看法不符合观察到的情况。他一方面重新肯定了价值语词具有指向自然性质的描述意义,从而否定了直觉主义的不可定义之说,同时也否定了早期情感主义者完全排斥价值语词具有描述内容的单纯观点,另一方面又以情感意义为价值语词的基本内容,这一情感意义并不指向任何自然性质,而仅仅是表达或唤起情感。这就提出了如何看待价值语词之描述意义与情感意义的关系问题,而正是对这一关系的研究使他去考察著名的劝导性定义。

  

  斯蒂文森是就语词的功用来关注语词意义的。符号的刺激会使人产生心理反应, 但是,符号的意义并不就是具体的心理反应或心理效果,而是这一系列复杂多变的反应的相对稳定的“倾向”。“伴随符号的心理过程可能变化,但不一定说符号的意义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为意义是一种倾向,而心理过程只是反应。”[1](p64)如果一个语词的含义变化无常,每次使用时都有不同的意义,则就无从帮助人们去理解在许多语境中这个语词意味着什么。无论是描述意义还是情感意义都是这种心理倾向,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属于不同种类的心理倾向”。[1](p77)对语词意义的这种心理主义的解释与维特根斯坦的反心理主义解释不同。斯蒂文森认为语词意义虽不是某种具体的心理反应,但仍然是一种心理过程,只不过伴随着较复杂多样的因果关系而已。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曾致力于批判一种心理主义的意义论,他与斯蒂文森从对词语的“反应”来切入意义的解释不同,而是从对词语的“理解”切入意义的解释。他认为,“理解”一个词的意义就是“知道”了什么,“‘知’一词的语法显然与‘能’‘处于能做某事的状态’这些词的语法很近。但也同‘理解(领会、会)’一词的语法很近(‘掌握’一种技术)。”[2](§150,p90)当我们说“我理解了”时,就等于说“我能了”、“我会了”。这既不是一种心灵状态(区别于心理主义),也不是一种行为状态(区别于行为主义),而是一种不可还原的过程。一些人以保持了心理主义为由批评情感主义仍然是一种自然主义,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情感主义坚持一种非认识主义的立场,而传统自然主义却是认识主义的,它们的区别何在?

  

  自然主义把伦理判断等同于科学陈述,从而使伦理学成为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等等的一个分支。其根本错误在于忽视了道德语词的非描述的意义,把道德价值等同于自然事实。可是,正如穆尔引述的一句话,道德价值“是什么就是什么,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 但是,穆尔只是否定自然主义通过描述自然性质来界定善的意义,而不否定仍然具有一种可认识的善性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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