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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枫:自由主义应该如何应对保守主义?

——在《原道》创刊十周年会议上的发言

更新时间:2008-10-12 20:23:19
作者: 周枫 (进入专栏)  

  我认为和中国现代性的确立有关。保守主义所争取的,实际上是传统的某些价值,它针对的是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包括个人主义,包括市场经济,包括道德衰落,包括价值的淡化、意义的丧失、除魅,等等这些现代性的特征。保守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应该也叫做传统主义。它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文化里面都有,所以它是世界性的,其次才是民族性的。在这个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或传统主义是共同的、甚至普遍的。但是,相比于现代性而言,任何传统主义所保守的传统在民族性上要强的多,我们几乎不能找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传统,究其原因在于传统的价值理念和模式是善观念的,而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和模式是正当性观念的。真正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具有普遍意义,正是在于它对所有的善观念中立,而仅仅维护中立的正义和权利观念。但是,尽管传统主义不具有普遍意义,它们所批判的对象却是一致的,这就是现代性。它们之间的冲突不应该大于它们与现代性的冲突,但是遗憾的是,它们之间的冲突在现实中往往要大于它们与现代性的冲突。我反对过分强调儒家文化的民族主义性质。就像基督教一样,基督教不仅是西方的,它在中国也有,在任何国家里面都有,它可以说已经传到世界上各个地方了,作为一种保守主义的力量,维持任何地方的人们的道德信念,抵制现代性的道德衰败。那么儒家也不是中国独有的,它起码在韩国、在日本、在东南亚,甚至在西方华人文化圈里面,可以说都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主流文化。它甚至可以被西方人所接受,成为他们的善生活观念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不能把儒家文化仅仅当作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诉求,它应该当作一种传统主义的诉求。它可以说是批判或抵制着现代性的某些弊病。现代性必然是有缺陷的,因此自由主义也是有缺憾的。所以传统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我认为是现代社会里面的必然的一种冲突,没有这种冲突倒是不正常的。

  

  中国目前的保守主义复兴如果仅仅限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话,我举双手赞成,自由主义者完全可以按照罗尔斯的思路把它纳入到政治自由主义的范围里,达成重叠共识。但是,如果从文化保守主义进到政治保守主义,它就会像美国的新保守主义那样,或者像亨廷顿书中所暗含的意向那样,与政治自由主义发生冲突。亨廷顿希望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及其文化起码在美国不衰退下来,或者甚至有进攻性,占有主流,或重新占有主流。我们中国的政治保守主义与亨廷顿所暗含的意向是一样的,就是说儒家文化应该在中国未来的政治公共领域里面采取进入的态度,起码是在未来的政治公共领域里面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占有全部的领地。这样子的话,我认为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按照康晓光所讲的,只有儒家的政治才能取代现在的政治,稳定中国未来的局势,不致使中国造成分裂。而我认为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则恰恰是会造成分裂。因为价值观的冲突,或者善观念的冲突,按照罗尔斯所讲的,是最高级的冲突,是无法达成妥协的冲突。就像世界上现在各种文化、民族、语言、宗教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一样,在各个国家内发生的这些冲突也是不可调和的。这些冲突都不是利益冲突,不是像我们过去所了解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冲突,利益冲突是可以达成妥协的,而这些冲突是一种最高级的、最复杂的冲突。那么为什么我说未来中国如果儒家在政治上取得优势的话,反而会发生分裂呢?因为它或者是压迫性的,或者是宽容的。按照罗尔斯讲的,“只有靠压迫性的使用国家权力,人们对某一种完备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持续共享理解才得以维持下来”,也就是说,如果儒家要在政治领域里面成为一种价值或善观念来一统天下的话,那么必然要靠使用压迫性的国家权力。这不是它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政教合一的必然现象,我讲的政教合一包括政治与任何善观念或价值观念的合一。只要把某种价值观念带进政治,它就要面临其它价值观念的挑战和攻击,因为谁都想进入政治,占领公共领域,于是镇压就不可避免。我们知道,使用压迫性的国家权力只会压制住冲突,而不会消除冲突,一旦权力消弱或崩溃,冲突反而会更大地释放出来。如果真像蒋庆那样地设计政治(一个比理性建构主义要激进得多的乌托邦设想),那么,它会使未来的中国公共舞台成为善观念的战场,分裂甚至崩溃成为时时悬在人们头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儒家进入政治实践的特征不是压迫性的而是宽容性的,那么被宽容的其他价值持有者愿意仅仅处于被恩赐的地位而不是与儒家平起平坐?比如通过宪政立制把儒家政党选下台?最终结局是走向自由主义,也就是放弃公共领域的任何一元善观念的独霸,使政治对任何善观念中立。

  

  所以我认为,唯一的解决之道是政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者分开来。儒家文化应该满足于呆在私人领域,也就是满足于在文化领域活动,而不应该进入到政治领域里面去。所以康晓光和蒋庆的思路我是加以反对的。未来中国的政治不应该再由任何带有浓厚价值色彩的善观念来填补,而应该设计一条价值中立之路,这意味着只有自由主义才能够真正地、长远地稳定中国未来的政治。真正的稳定建立在包容、多元和共识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无论多么理想和完善的善观念之上。当然,自由主义政治的核心意义并不是稳定,而是宽容和多元,宽容和多元能够稳定,而不是宽容和多元为了稳定。稳定不是自由主义的目的,而是它的必然伴随物,否则就会本末倒置。我的发言就这么多,讲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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