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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清末新政和儒家体制的崩溃

更新时间:2008-10-07 10:44:50
作者: 干春松 (进入专栏)  

  学堂的发展还是受到种种制约,如每遇科举之年,官立学堂便全都停课,教育秩序难以保证。[18]有些学堂则因为学生因科举中式退学而致使学生流失严重。如山西大学堂中斋于1902年开办时共招生200人,经壬寅、癸卯两届科举考试,中举共70余人,均退学入仕,加上留学、生病等原因而退学,已经所剩无几。[19]即使是京师大学堂,已经明确地规定学生预科毕业奖举人,正科毕业奖进士,学生们依然难以抗拒科举的吸引。“(1903年)3月为癸卯会师,先期乞假者十之一二。至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去者盖十之八九焉。暑假后人数廖落如晨星。迨9月中,各省次第放榜,获隽者利速化,视讲舍如籧庐,其失意者则气甚馁,多无志于学,胶胶扰扰者先后殆九十,阅月而一星终矣。竭管学大臣、中外教习、管理诸员之心思才力,一岁之春秋两试堕之于无形,顾谓学堂能与科举两存焉。”[20]因此科举和学堂之间的矛盾越发受到关注。

  因此1903年3月袁世凯和张之洞再度上奏强调要逐年递减科举中额的办法。奏折说:“(今日各省于与设立学校一事),大率观望迁延,否则敷衍塞责。……其患之深切著明,足以为学校之敌而阻碍之也,实莫甚于科举。盖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不劝自进;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于有名无实。何者?利禄之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学校之程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材;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虽废去八股、试帖,改试策论、经义,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谊可比。……人见其得之易也,群相率而为剽窃抄袭之学,而不肯身入学堂,备历艰苦。盖谓入学堂亦不过为得科举地耳。今不入学堂而能得科举,……又孰肯舍近而图远,避易而求难。……请侍万寿恩科(为纪念慈禧七十寿辰而特别举行的考试,作者注)举行后,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即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才,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则学堂指顾而可以普兴”[21]

  但无所不在的危机感造就了近代中国人的激进心理,同时科举和学堂由于其教育目的的根本不同,势难并行不悖。1904年1月,张之洞、荣庆、张百熙等乘重新修订学堂章程的时候,再度联名上奏,要求递减科举和推广学校。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进一步引起了中国人的震动。因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岑春煊、端方等人指出现在的国家的形势,比以前更为紧急,如果不停止科举,那么士人的侥幸心理就不会改变。他们指出,人才的培养是个过程。“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需十数年之后,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求,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因此应该立即停止科举,他们对于学堂和科举的差别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志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备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闲处,而兴教于家庭。无地不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致强奚不强?……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先自停科举始。”[22]

  在权臣势力日涨和内外危机的双重影响之下。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清廷接受袁世凯等人的奏请,正式下令,立即停止科举。这样延续一千多年的以儒家为标准的选官制度就此走向了末路,同时也意味着,儒家和权力的联系的中断。我们先来看一下,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诏文是怎么说的:“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近日科举每习空文,屡降明诏,饬令各省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已准将乡、会试中额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欲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照所请办理。”[23]

  在废除科举的同时,新的教学行政机构—学部和新的学堂管理办法相继推出。传统的政治架构中,主管教育是礼部,教育的目的是“兴行教化”和选拔官员。新式学堂其目的是开通民智和教育普及,因此需要有新的机构来管理。在中央舌立学部,各省裁撤儒家色彩浓厚的学政,改以提学使,统辖学务。对于府、州、县学则形同废置。而儒学教习,有大转任学堂教师,有的充任蒙学教师,如果空缺也不再补充,任其自生自灭。

  教育宗旨和教育体系也发生了变化, 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提出了普及教育为目的的新教育观,制定了从蒙养院、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直至通儒院的普通教育体系;从初级师范学堂到优级师范学堂的师范教育体系;从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到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的实业教育体系,虽然这套体系几乎完全是照搬日本的模式,但这毕竟标志着由以科举为特征的旧教育体系向新教育体系的转变。

  但恰是这几招,打着了制度化儒家的命门。因为科举制度是制度化儒家的核心部分。正如前文已经说明的,一方面,因为进入权力阶层的科举考试以儒家为基本内容,所以儒家和权力的关联是通过科举来实现的;正如张之洞等人所说,科举对于从事儒业的人来说是一条“利禄之途”,废除了科举,也就是切断了儒家和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么儒业之无人问津也就自然而然了。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实际上的一致性,所以科举体制其实就是儒家的传播体系,因此以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堂的教育改革一方面使得原有的儒家传播系统崩溃。因此虽然张之洞等人虽主张儒学教育和新式教育并重,但实际上“学堂…所学皆洋夷之学,孔孟之学俱弃之而不一讲求。”[24]按罗兹曼的说法:“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他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25]

  

  1(2)从书院到新学堂:儒家传播系统的中断

  

  科举废除和新的教育管理机构和规则出台之后,由于规定学堂毕业特别的留学归国人员可以获得相应的功名,所以学堂和留学已经成为新的上升性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在新的官员选拔制度没有制定出来之前,的确如张之洞等人在要求废除科举的奏议中所希望的“俾天下士才,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在这样的形式下,兴学和出洋留学成为一时之趋,这使得中国的近代学堂数量和入学人数有了迅速的增长,[26]当时的学部总务司编定的教育统计表可让我们知道当时学堂飞速发展的状况。

  

  但这种变化对于制度化儒家来说却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更确切地说由传统教育向新教育的转变对于儒家来说,一个最严重的后果是它使得已经延续一千多年的儒家传播系统由此而中断。

  我们知道在清末新政之前,中国并没有完整的公共教育体系,也就是说教育的功能主要由家庭(家族负责)。其由礼部到学政和教谕[27](儒学教官)教育机构的设置主要的功能就是组织科举考试、举行祭孔仪式来推行儒家教化。[28]即使是相对有一些独立性的书院也逐渐演变为科举“培训班”,这在清代尤为明显。[29]

  但是在新的教育模式下,儒家很快便发现自己的容身之处已经越来越狭窄。尽管在1903年的《重订学堂章程折》中,张之洞等人提出“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础。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30]1906年学部又制订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但正如张之洞自己所看到的:“近数年来,各省学堂建设日多,风气嚣张日甚。大率以不守圣教礼法为通才,以不遵朝廷制度为志士。即冠服一端,不论文武各学,皆仿效西式,短衣皮鞋,扬扬自诩……至于学堂以内,多藏非圣无法之书,公然演说,于读经讲经功课钟点,擅自删减。以及剪发胶须诸弊层出,实为隐忧”。[31]

  学生之反抗精神当然原因很多,但儒学之不被人重视主要是因为新的新的教育制度和社会流动机制决定了作为上升性流动的主要标准是科学而非儒学。而儒家观念的传播的则日益失去了其合适的渠道。

  下面我们将从1903年到1912年前后的教育宗旨的变化和课程安排为背景,来系统考察现代教育是如何将以经学为基础的儒家的知识摈弃出正常的知识传播系统的。正是因为儒家和新教育系统之间的断裂造成了儒家在现代中国人知识体系中的地位的日益降低,最终使儒家失去了他的基本的信仰的群体。

  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颁布了“兴学诏书”,提出“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并要求“除京师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32]1902年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建立学堂和国民通识教育体系。清末的教育改革显然并不只是单纯的将书院改为学堂,而是从教育宗旨到教育内容都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虽然一直要到1905年废除科举,这种变化才有了质变。

  在1902年,颁布具有近代意义的《钦定学堂章程》的时候,当时科举虽有所改革,但并没有被废除,所以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播还是主要的教育内容。《钦定蒙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一节规定:蒙学堂之宗旨,在培养儿童使有浅近之知识,并调护其身体。直接与儒学有关的课程有修身和读经。如规定的修身内容是:教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敬长尊师、忠君爱国。

  而从必需阅读的儒家经典来说,第一年是《孝经》和《论语》;第二年是《论语》和《孟子》;第三年是《孟子》,第四年是《大学》和《中庸》。当时每周按十二天计算。修身和读经时间为所有课时的三分之一弱。(第三、第四年每周的修身课由每天一小时减为隔天一小时。)

  《钦定小学堂章程》的第一章第一节规定:小学堂之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小学也设修身和读经,寻常小学校的与儒家思想直接有关的课程。高等时间也大体占所有课时的三分之一。其中修身课以《曲礼》和朱子《小学》为依据。读经则是第一年读《诗经》,第二年《诗经》和《礼记》;第三年是《礼记》。高等小学堂的读经和修身时间有所减少。课程安排上,每周(12天)每三天中有一天是修身和读经两小时课程,其他每天有一小时的读经课。课时占总课时的由蒙学堂的1/3减少至2/9。读经的内容则进一步深化,第一年是《尔雅》、《春秋·左传》,第二年是《左传》;第三年是《公羊传》、《谷梁传》。

  而在第二年颁布的《奏定初等小学章程》和《奏定高等小学章程》中,对于课程安排和读经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具体说明,所占课时也有所提高。

  如当时的初等小学课程设立有:修身(每周2小时)、读经讲经(12)、中国文字(4)算术(6)、历史(1)、地理(1)、格致(1)、体操(3)。每周共30小时,其中修身和读经占14小时。并规定:“现在定以《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总共五年,每年除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计算。

  第一年, 每日约读四十字,共读九千六百字;

  第二年, 每日约读六十字,共读一万四千四百字;

  第三、 四年,每日约读一百字,共读四万八千字;

  第五年,每日约读一百二十字,共读二万八千八百字。

  总共五年,应读十万零一千八百字;除《孝经》(二千零十三字)、《四书》(五万九千六百十七字)全读外(共六万一千六百字),《礼记》最切于伦常日用,亟宜先读。惟全经过于繁重,天资聪颖学生可读江永《礼记约编》(约七万八千字),其或资性平常,或以谋生为急,将来仅志于农工商各项实业,无仕宦科名之望者,宜就《礼记约通》择初学易解而人道所必应知者,节存四万字以内,俾得粗通礼意而仍易于毕业。”[33]

  高等小学的课程有:修身(2)、读经讲经(14)、中国文学(8)、算术(3)、《中国历史》(2)、地理(2)、格致(2)、《图画》(2)、《体操》(3)。每周36小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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