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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继武:情绪、理性以及国际政治世界

更新时间:2008-10-03 14:51:17
作者: 尹继武  

  

  [内容提要]在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中,情绪作为一种心理变量与因素的作用往往受到忽视的。由此,本文试图回答情绪在国际政治世界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亦即情绪分析的路径,以及情绪与理性之间的关系。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是,本文认为情绪与理性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情绪理性研究既有认知神经科学的微观实验基础支持,又得到了国际政治世界以及跨文化群体研究的经验证实。探讨情绪理性及战略功能,已成为未来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情绪理性研究路径的展开与深入,有助于重构国际政治研究中一些重要的概念,诸如认同、信任、威慑以及声誉等。

  [关键词]情绪 理性 国际政治 群体政治

  

  冷战结束伊始,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了举世闻名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对抗已让位于全球层面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文明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1]冷战后不断凸显的民族主义国际冲突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假说;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似乎又为“文明冲突论”增加了一个有力的注脚,尽管亨廷顿本人对此予以坚决的否认。[2]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其表现之一为伊斯兰世界针对西方世界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彰显了仇恨、恐惧等消极情绪的国际政治消极效应。正是这些仇恨、恐惧以及复仇等情绪构成“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微观心理根源。基于此,法国国际关系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si)提出当今世界已进入“情绪冲突”的世界:

  ……西方世界表现出一种恐惧(fear)的文化,阿拉伯与穆斯林世界已深陷一种羞辱(humiliation)的文化,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展现了一种希望(hope)的文化。

  美欧西方世界并不是因为恐惧而更加团结,更多的是,他们因之更为分裂——换言之,在如何面对和超越恐惧问题上,他们更为分裂了。相反,羞辱的文化使穆斯林世界更加紧密地团结于激进势力的周围,并且产生了一种仇恨的文化。恐惧力量与羞辱力量的致命对抗,其主要受益者是那些处于希望文化之中的旁观者——他们能够集中精力为自己创造一种更为精彩的未来。[3]

  “情绪冲突论”具有多方面的学术涵义。首先,在国际体系层次,情绪是国际冲突的重要来源之一。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之间恐惧与羞辱情绪之间的对抗,成为两个世界直接冲突的导火线。由此观之,情绪具有不可忽视的消极国际政治意义,它成为群际竞争、冲突的根源之一。其次,情绪又是群体维持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就如羞辱情绪使得穆斯林世界更为团结一样。如此,情绪又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维系群体内的认同与团结,即使消极情绪也具有这种战略作用。第三,对于亚洲地区而言,一种希望的激情又是亚洲及其地区大国崛起的动力来源。作为一种积极情绪,希望是亚洲发展的推动力,这是一种理性作用。

  以上分析清晰地展现了情绪分析的两种基本路径,即作为一种消极因素的情绪以及作为一种积极因素的情绪。[4]在个体、群体等不同分析层次,情绪的作用都是非常明显的。本文的研究正是遵循这一分析路径,系统整理情绪分析的不同路径,之后再具体分析情绪与理性的关系,以及这一探讨对于国际政治世界的意义。

  

  一 情绪分析的可能与路径

  

  情绪分析具有不同的“学科印记”。具体而言,在不同的学科发展史或学科分析议程内,情绪分析的具体内容与地位大相径庭。在心理学理论史中,情绪在哲学心理学家的思考议题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爱的本能(一种情绪)是世界发展的动力之一。到行为主义以及认知心理学初期,情绪又受到相对的忽视,直至1980年代以来,情绪重新成为实验心理学的热点讨论话题之一。同时,社会科学研究中对情绪的关注,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学科路径,如经济学家研究理性行为,而社会学家研究习俗、规范以及情绪等其他非理性行为。在传统观点看来,情绪与理性行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过程,但新近的研究表明,二者具有共同的行为过程。具体来说,关于情绪与理性行为的整合模型能够在以下三种路径建构而成:理性行为能够产生情绪;理性来源于情绪;以及情绪与理性能够相系于一种更为基本的过程。[5]

  情绪分析的框架中,首要的两项工作为分析层次问题、情绪与理性关系的问题。首先,就层次分析而言,传统政治学或国际政治理论一致认为情绪分析是政治学第一意象路径的一部分。[6]换言之,作为一种心理因素,情绪分析主要集中于个体层次而展开。如果在单位国家、国际体系层次探讨情绪因素的作用,我们会陷入一种方法论的困境,最为直接的就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批评,以及还原论的批评(对于个体主义、还原论的理解存在分歧[7])。所以,新现实主义学者华尔兹极力反对在建构国际体系理论时分析心理因素的作用。[8]其次,情绪与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探讨情绪在政治世界与国际政治世界中的作用的重要内容。受心理学基本理论路径的影响,以往的政治科学与国际政治理论往往把情绪作为非理性行为的一种来源,但现有的神经科学研究进展表明,情绪其实是理性的必要条件,尽管情绪往往会干扰人的理性决策。

  

  (一)情绪分析的层次问题

  

  在政治科学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情绪分析首要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就是度量(measurement)问题。这也是情绪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正如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所言:“情绪的度量问题仍然是一个喧闹的研究领域。情绪中的社会、认知与生物过程的相互影响,现在越来越容易控制和处理了。情绪现象在一些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得到大量的研究。这些理论与方法需要社会、认知、发展、临床以及神经科学家的相互合作。”[9]情绪心理学关于情绪度量技术的发展,为政治科学领域的情绪分析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政治世界中情绪度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公众情绪可以通过研究技术获得,但历史事件当中的情绪度量则无法直接进行。正是基于此,美国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政治科学研究中情绪分析的科学化很难操作和进行。[10]

  情绪分析的层次适当性,是与情绪分析的技术方法紧密相连的一个问题。正如前文所言,大部分分析家一般把情绪看作是政治学第一意象路径的一部分,因此,情绪分析只适合在个体/决策者层次展开。多数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也是遵循这一认识而展开,如分析个体决策过程中动机/情绪偏见的作用。但是,美国学者默瑟(Jonathan Mercer)认为情绪分析可以在三个层次上应用,即在第一意象、第二意象以及第三意象层次,情绪都可以应用。[11]如在第一意象分析层次,情绪或心境等直接作用于我们如何去框架(frame)信息、形成偏好以及直接行动。在第二意象层次,情绪构成了认同或身份的核心要素,换言之,认同也是一种情感。正如50年前,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等就指出“我们的”感情(We-ness Feelings)是维系跨大西洋共同体认同的基础。[12]在第三意象层次,规范依赖于情绪。规范成为一种情绪信念,情绪建构规范并加强规范的力量。综上所述,情绪可以在不同的分析层次加以应用。或者说,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分析层次上观察到情绪因素的存在及其作用。

  在第二意象分析层次,我们主要阐述两种群体情绪分析:联盟与公众情绪。联盟作为国家间合作的一种组织/制度形式,其分析层次已不是单位国家层面,而是国家间层次。所以,我们运用心理学理论分析联盟问题时,必然会遇到一个层次分析的转移问题。如果认为国家为一种“个体”的话,那么国家的心理因素只能通过领导人/决策精英个体表现出来。但是,联盟已不是一种个体属性概念,而是一种关系概念。为解决这个层次分析的问题,我们可以将联盟关系类比为一种群际关系,包括群体间与群体内关系。[13]由此,我们对联盟(形成)的分析层次已上升为群体及群际层次。我们做出这种类比之后,可以进一步运用社会心理学(社会认知理论、社会认同理论或者团体动力学等)解释联盟形成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诸如联盟信任形成问题,即在这一过程当中情绪具有哪些影响与作用。

  公众情绪的分析层次则直接为群体层次,现有关于公众情绪分析的议题主要集中于选举投票行为、公众舆论对国家政策的影响等议题。就分析层次和研究技术而言,公众情绪分析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马库斯对此问题已有一些研究,如情绪对于公众选举行为的影响。第二意象分析路径的分析单位为单位国家,所以我们还须将第二意象层次与群际层次有机结合起来。如何在第二意象路径运用心理学分析/群体情绪分析,默瑟认为:

  将群体认同作为一种第二意象解释的一个组成部分运用时,随即面临着一个层次分析法的问题。除非我们把群体具体化为一个群体的心灵,或者将群体还原为个体的心灵,否则如何将心理学用作群体层次解释的部分,并不总是很清楚。如果我们理解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人们拥有多种认同,那么上述层次分析法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种认同的转化——当以群体的利益来定义个体的利益时——解决了还原主义的困境,即为什么群体的行为并不总是基于个体的最佳利益。分析者可以运用心理学去理解起源于群体认同并且不能还原为个体偏好的行为。[14]

  

  (二)情绪与理性的关系

  

  理性是社会科学中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目前,学界尚未对理性的定义达成共识。[15]美国认知科学的代表人物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对理性的定义进行了区分,提出两种学科的划分标准,即程序理性与实体理性,进而提出了认知科学研究的有限理性假定说。[16]“有限理性假定行为者是目标导向的,但是,有限理性又考虑到决策者达到这些目标时的认知局限。”[17]我们将情绪与理性关系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组:情绪对理性的影响(包括非理性、有限理性);理性对情绪的影响。

  就第一组研究而言,可以分为两种情况。首先,情绪是非理性的一种来源。这种观点具有源远流长的哲学传统,即西方哲学研究中关于情绪(激情)与理智(认知)的二分法。情绪是作为理智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控制情绪与激情成为一种美德。默瑟对这一哲学传统进行了精辟的总结:

  当代关于情绪的观点具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血统。柏拉图、笛卡儿以及康德都认为情绪与理智是相抵触的。例如,笛卡儿区分了身体状态(情绪)和心灵状态(理智);思维独立于身体而存在。激情必须得到控制,然而如何控制却并不清楚。托马斯·霍布斯提出了一个利维坦(Leviathan),培根和斯宾诺莎建议让情绪互相竞争以控制情绪。……斯密将人类纷杂的情绪简化为一种——对经济财富的追求。斯密用利益和好处替代了情绪和恶习。由此,基于自身利益而行动——实质上它定义了当代对于理性的理解——根源于用个人的激情(贪婪和贪欲)驯服所有其他激情。[18]

  在认知科学提出“有限理性”这一概念之前,理性与非理性一直是一种竞争对立的关系。然而,决策科学中的认知研究兴起后,有限理性已取代非理性假定成为心理学路径的研究起点。决策者有限理性的来源机制可分为两种:外在情境与环境因素、决策者内在的心理属性因素。在内部心理属性来源机制当中,个性、认知与动机(情绪)三种因素各占有一席之地。[19]从这个角度分析,情绪成为决策者(包括个体与团体)有限理性的影响因素之一。其次,情绪也能成为理性的本质要素。这一论点建立于1980年代以来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结果之上。根据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人在缺少情绪的情况下,便无法进行“有效”的理性选择与行为。单纯的认知能力与发展,并不能构成理性行为的充分条件。所以,情绪也是理性选择与行为的必要要素。认知神经与情绪生理学的这一重要发现,为我们重构情绪与理性的关系,以及探求这一关系对于政治世界分析的意义提供了新的启发。

  

  二 情绪与非理性行为

  

  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经历了从认知相符理论向社会认知理论的演进。这种理论路径的发展也是与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特性直接相关,即借鉴心理学的理论分析范式进行国际政治研究,从而为理解国际政治现象提供一种更有解释力的视角。正因为如此,在1970年代末期以前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中,情绪因素的作用尚未受到分析家的充分重视。这一点在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身上表现尤为明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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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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