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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继武:情绪、理性以及国际政治世界

更新时间:2008-10-03 14:51:17
作者: 尹继武  

  作为将心理学理论运用于国际政治研究的集大成者,杰维斯在1970年代中期推出了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20]这是心理学认知革命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反应。杰维斯及时汲取心理学元理论中认知革命的成果,大量借鉴心理学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工具,如认知相符理论、知觉理论、学习理论等,为现实主义提供了一种微观心理基础。首先,他集中探讨决策者个体层次的重要性。他将国际政治的分析层次回落到基本的决策者层次,这是对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一种补充,或者说是为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一种微观基础。其次,杰维斯大量借鉴心理学的成果,强调知觉、预期、学习与类比等心理变量在对外决策中的作用,系统梳理了心理学理论运用于国际政治研究的可能性与正当性、基本理论范式与路径以及政策寓意等。

  但是,受当时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影响,杰维斯的基本理论分析工具仍停留于认知相符理论,而且,这是一种纯认知的研究,仅仅探讨认知因素对决策者错误知觉的影响。杰维斯在对自己学术生涯进行自我回顾与评估时,也承认当时研究的一个最大失误就是忽视了情绪的作用:

  杰维斯:你说得很对:知觉与错误知觉完全将情绪搁置一边;的确,其中一章否认了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原因之一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学理论仍然是纯认知的;另方面的原因在于我个人的愿望,即试图推断赫伯特·西蒙所称的有限理性主导着我们的世界。要是我年龄稍长点并且更为成熟点,或许我就能认识到这是一种理解个体与集体的愚蠢方式。[21]

  情绪的非理性后果其实是对传统决策理论——理性选择论的一种“学术反动”。在国际政治分析领域,这种学术努力在1970年代初已有部分论述。早期的研究集中在一些高度压力(stress)的情境中,如危机决策中环境所引诱的紧张情绪对决策过程与结果的影响,包括个体决策与组织/团体决策。[22]奥利·霍尔斯蒂(Ole R. Holsti)认为,适度的压力与紧张情绪是个体或组织问题解决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高度的压力可能导致更具侵略性的政策选择。当然,“现有的证据表明,这个过程可能更为复杂:危机诱致的压力会产生一些变化,诸如时间知觉、其他可供政策选择选择的定义以及沟通方式的变化。”[23]一些诸如高度压力的情绪会干扰我们的理性决策,而我们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紧张情绪在何种条件下,会产生侵略性、绥靖以及投降,或者逃避现实等反应。首先,当危机之中面临着高度紧张压力下时,决策者进行政策选择时可能会寻求历史相似性的类比。如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将纳塞尔(Nasser)类比为希特勒。杜鲁门总统也将朝鲜战争的形势与1930年代德国的纳粹行动相类比。其次,在高度紧张与压力下,决策者往往倾向于保持现有的政策,而拒绝做出改变。[24]这也是认知相符理论的基本假设,即决策者在危机决策中,为了维持既有的认知而拒绝新的信息。

  以上分析了压力与紧张情绪对个体与组织决策的影响,那么决策过程中的紧张情绪又是从何而来呢?这就是压力情绪的来源机制问题。决策者个体的角色、小集团动力以及官僚政治因素等都可以成为来源因素之一。具体言之,压力情绪可能来源于决策时的情境,这种情境往往具有相当的紧迫性,要求及时做出决策;也可能来源于定义和执行任务所需要的活动;或者,决策者涉身于实际操作的个人需要;以及上述三种来源的混合。[25]当然,如果要科学化研究情绪作用于决策的过程,当中重要的一项议程为概念的操作化,亦即压力情绪的概念化及操作化,我们可以通过设定哪些指标来度量决策中的情绪。正如前文所述,在国际政治分析中,这是一个很难精确化的研究目标。因为我们很容易知道并且理解,紧张等情绪可能会对具体决策产生影响,但是问题是进一步如何判断紧张情绪已经对我们的决策产生了影响呢?美国政治心理学家玛格丽特·赫尔曼(Margaret G. Hermann)将危机决策中紧张情绪对决策的影响过程细化为:“外交政策危机→威胁的内化→内部处理过程→紧张反映→决策的外部显现”[26]。

  对于如何观测情绪的问题,我们必须注意至少以下两方面:决策者何时内化外交政策威胁,由此体验到消极情绪以及何时处理这些威胁。赫尔曼建构了一种消极情绪的语言与非语言的指标体系,具体为讲话变得激动和慌乱、并且经常语速加快;音质也随之改变,身体也显现出紧张的姿态;决策者变得甚为敏感和警惕,以及神色紧张的面部表情显露无疑等。[27]赫尔曼建立的这套语言与非语言指标体系,能够很好的观察出决策者是否处于紧张的情绪状态之中。但是,这种定性观察并没有反映出决策个体的紧张情绪的程度差别。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比较不同程度的紧张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呢?或者说,紧张等情绪的程度不同,是否对决策者的政策选择与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也就是说,我们对情绪度量工作不能仅仅停留于定性度量的层面,还须进一步走向定序度量,反映出情绪程度的不同及其影响。

  杰维斯借鉴认知心理学的成果,指出传统理性假定对于外交政策分析的有限性,因为决策者的理性往往是有限的,而这种有限理性的来源之一便为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如错误知觉因素等。1980年代这种纯认知的解释继续得到运用和发展,如德博拉·拉森(Deborah Larson)综合决策者的认知、组织因素以及体系因素,对冷战起源进行社会心理学解释。[28]但是,在她的分析框架中,情绪因素并没有占据一席之地,拉森仍坚持纯认知的解释路径。两位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与利昂·曼(Leon Mann)在继承杰维斯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有限理性的来源。他们认为,对于为什么以及何时人们会寻求一些会导致误算与后悔的策略的问题,已经有两种较为成熟的解释模式。第一种以杰维斯的研究为代表,这种解释基于实验认知心理学的成果,强调人类信息加工与知觉的有限性作用;第二种为官僚政治解释模式,强调组织与个体决策中官僚政治的环境因素的作用。然而,他们所要提供的是第三种选择,认为制约有效决策的因素中,还须考虑到心理压力(情绪)的作用。[29]在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中,贾尼斯和曼第一次提出了决策分析中的“热认知”(Hot Cognition)研究议程,并系统阐述了情绪因素如何、何时作用于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如前所述,三种因素干扰着我们的有效或理性决策,即认知制约、组织制约以及情绪制约。这三种路径的解释是一种竞争、异质的关系,还是可以走向一种融合与合成?对于这一问题,欧文·贾尼斯试图提供一种综合的解释框架。所以,贾尼斯力图回答大型组织决策中的决策者为什么以及何时做出本可避免的错误决策?我们又如何将这种错误降到最低水平?不同领导者的个性对决策效果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30]综上,关于有限理性来源的机制研究当中,我们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能在一种新的解释模型中分析各种因素的作用,以及对不同作用的进行比较。

  对于认知视角与动机(情绪)视角两种路径的比较,美国学者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做了很好的总结。他认为这是两种关于偏离理性决策的原因的竞争性解释,而他综合认知和动机的因素,解释国际危机中错误知觉的来源。他指出:

  对于杰维斯来说,研究的起点为,为了弄清非常复杂和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人们需要发展一种信息加工的简要规则。贾尼斯和曼的基本假定为,人们希望逃避恐惧、羞耻和内疚。杰维斯认为认知相符是最为重要的认知组织原则。贾尼斯和曼主张心理压力的规避是影响认知的最重要推动力。尽管杰维斯推论期望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解释,以及对信息的接收,贾尼斯和曼却强调偏好的重要性。于杰维斯而言,我们所见即我们期望(expect)见到的东西,于贾尼斯和曼来说,我们所见却是我们需要(want)见到的东西。[31]

  认知和情绪因素都能成为错误知觉与误算的来源。正如勒博关于1982年阿根廷与英国马岛之战起源的研究表明,战争起源于双方不断升级的错误判断。[32]双方都错误估计了对方的意图,伦敦认为阿根廷人不会入侵到这一有争议的小岛,而阿根廷总统预期英国不会违背自己的军事原则而出兵。这种错误判断当中,认知与动机的偏见共同发挥作用。认知与动机路径尽管基本假定不同,但它们一个基本的相同之处为:认知偏见是有限理性的来源,如判断形成前的不充分信息,有偏见的评估以及对于再评估的抵制等。认知偏见一般在决策过程中始终存在,动机偏见则只在特殊情境中才发挥作用,具体如涉及不同的价值平衡以及其他选择时。[33]

  综上,我们可以对非理性行为的情绪解释路径进行基本的评估。情绪分析的这一路径直接受早期认知心理学理论研究以及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情绪往往具有非理性的特征,换言之,情绪与理性/理智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所以,情绪成为我们解释有限理性决策与行为的一种来源。情绪能否解释或有助于理性行为,这种路径要么给予否认,要么排除在它们的假定之外。所以,我们同样可以推知,对于政治世界而言,情绪只是一种消极的因素。其次,情绪分析只是认知路径的一种竞争性的解释模式。对于这些竞争性的解释模式的综合等问题,现有分析并未取得太多的进展。此外,认知分析与情绪分析往往各司其职,国际政治世界中认知与情绪相互作用及其影响的讨论尚未充分展开。基于上述分析,情绪是否能够成为理性行为的必要或充分要素呢?在国际政治世界中,我们又如何进一步去分析情绪的理性特征呢,等等。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内容。

  

  三 情绪与理性行为

  

  正如前文所述,理性行为可以产生情绪,情绪也可以促进理性行为,二者是一种相互联系与互动的关系。就情绪促进理性行为而言,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和杰克·赫希莱菲(Jack Hirshleifer)认为,诸如愤怒那样的消极情绪,起着确保威胁可信的作用;诸如爱与情感之类的积极情绪,起着确保合作可信的作用。[34]在这里,情绪同样发挥着战略的作用。比如某种程度上,情绪发挥着进化调整的作用;在情绪的指导下,我们的行为虽然不利于短期利益,却体现了长远的利益。弗兰克同样把情绪看作是一种战略工具,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它有助于我们解决一些矛盾,如片面追求自我私利,结果却未尽人意。情绪有助于人们调和自我私利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张力,因此人们会做出一些损害短期自我利益,但体现了长远根本利益的行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会做出可信的承诺。[35]情绪对于承诺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生活中信任、声誉等的产生及作用。情绪分析的战略路径,体现了情绪的理性特征。[36]

  情绪既成为非理性与有限理性行为的一种来源,同时,情绪又有助于我们的理性行为。我们的认知判断正确性,也依赖于某些情绪的存在。我们应如何看待情绪的非理性与理性特征呢?我们处于情绪兴奋状态时,特别是一些消极情绪,会诱发非理性的行为。这种逻辑表明情绪产生非理性与有限理性行为,这仅仅是一种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37]针对情绪的理性功能问题,近期的研究表明我们必须区分情绪的近期效应与长期效应。从根本上,情绪有助于人类的认知与进化,构成人类理性的必要与本质要素,但是它经常又导致错误的结果。如果我们只关注于情绪的偏见功能,那也只是一种只见眼前短期利益的研究。所以,建立于1980年代以来认知神经与情绪神经科学的实验结果之上,情绪的“生态理性”研究已是未来研究的关注所在。我们对情绪与理性关系的讨论,以及分析情绪对于政治世界的积极意义也是遵循这一研究转向。“生态理性”强调人对环境的塑造作用,强调人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获得的功能作用。情绪具有“生态理性”,这是因为情绪是环境自然塑造的结果,携带着丰富的环境信息;情绪的功能反映环境结构,自动调节人类行为:

  ……情绪的近期效应与它的终极功能之间可能存在分离,一种机制能做什么与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并不相同。近十年来的许多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情绪近期效应的研究上,事实上,当我们寻找情绪对行为的根本影响时,应当从情绪的终极功能和近期效应两个方面去考察,甚至尝试寻找塑造情绪的环境。寻找偏见,在今天看来,只能限制对情绪研究的进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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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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