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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宇:什么是“新文化运动”?

更新时间:2008-10-01 13:10:06
作者: 李新宇 (进入专栏)  

  对于传统而言,这种批判无疑是破坏性的,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不是破坏而是建设。因此,在否定旧文化的同时,必然要致力于新文化的建设。当传统的批判者对传统发起批判的时候,心中已经有一种设计:世界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与世界文明主流全面接轨的运动,也是一场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是主张世界化的。《新青年》创办伊始,陈独秀就对青年提出了“世界的而非锁国的”要求。他竭力倡导世界化,强调世界潮流不可抗拒的大势,指出抗拒世界潮流的危险,努力使中国进入世界潮流之中。在东西两种文明的冲突中,是让中国传统适应世界潮流,还是让世界潮流适应中国国情,这是冲突的一个焦点。一些人常常要拒绝接受西方文明,理由是它不适合中国国情;陈独秀批判中国传统,理由是它不适合世界潮流。他批评一些人的“闭户造车”行为是“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不止不合辙已也。”[7]在陈独秀那里,“行之欧美康庄”已经是无须讨论的前提。正因为这样,新文化运动从发生到轰轰烈烈的高潮形成,都在努力推进中国文化的世界化。1919年1月,《新潮》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创刊,《发刊旨趣书》中明确把“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溶于世界文化之流”作为 “第一责任”。[8]

  考察新文化运动主要成员的言论,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特点:他们的言说往往是在比较中进行的,一方面是批判中国传统文明,一方面是赞美西方现代文明。透过这种比较,不难发现他们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衷心向往,也不难发现其比较的动机:希望中国文化变得像西方现代文明一样。因为他们意识到,要摆脱中国固有的非人的生活状态,就要全面模仿西方,除此之外别无出路。在开放的背景上,他们确立了一系列新的观念,这些观念源自西方,与中国传统观念大不相同。他们以这些观念衡量并要求中国现实,就是要中国与现代世界接轨。他们的这种要求可以说贯彻于新文化运动的方方面面。陈独秀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9]西化的政治体制需要西化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原则,这是陈独秀等人的一种基本认识。他说:“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10]胡适认为中国人需要一种新的觉悟,这种新觉悟就是要学会照镜子,学会反省,学会认错。“今日的第一要务是要造一种新的心理: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自己百不如人。第二步便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11]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上,鲁迅的西化色彩是常常被努力遮盖或抹淡的。其用意非常明显,作为革命文化旗手的鲁迅不能有西化之嫌。其实,鲁迅与陈独秀、胡适等人一样,选择的是西化之路。之所以这样,原因也在于本土文化中缺少他想要的东西,建设现代文明需要模仿西方。鲁迅关于“青年必读书”的主张为许多人所无法理解,其实很简单:告别中国固有的文明,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鲁迅从来不隐瞒自己认为西方文化胜过中国文化的观点。他说:“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12]钱玄同在《随感录二十八》中说:“既在二十世纪建立民国,便该把法国、美国做榜样。一切‘圣功’、‘王道’,‘修、齐、治、平’的鬼话,断断用不着再说。”[13]由此可见,世界化可谓新文化运动的共识。

  对于《新青年》集团而言,世界化就是西化。因为尽管谁都知道非洲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东方国家也都是世界的一部分,但对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世界化决不意味着非洲化,走向世界也不意味着走向东方的任何国家。1919年5月4日,在学生爱国运动爆发的当天,陈独秀以《公同管理》为题在《每周评论》20号上发表文章说:“我们中国若免不得亡国的运命,宁可亡在欧美列国手里,不愿亡在日本手里。联合亚洲的黄人,抵抗欧美的白人的鬼话,我们绝对不相信。因为黄人待黄人,比白人待黄人还要残狠十倍。”[14]由此可见,虽然日本是东方进步的排头兵,但在陈独秀等人的眼里,仍不是文明发展的榜样。因为在《新青年》集团看来,只有西化才是真正的现代化。陈独秀说:“世界各国,无东西今古,但有教化之国,即不得谓之无文明;惟地阻时更,其质量遂至相越。古代文明,语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止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武。此万国之所同,未可自矜其特异者也。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此二种文明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15]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的一种基本认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古代文明是基本相同的,但近代以来形成了巨大的差别,西方文明发生变化而进入“近世文明”;而东方却仍然没有走出古代文明的窠臼。因此,文明的东西差异在历史的坐标上就是古今差异,于是,西化就是现代化。

  在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中,抵抗西化的力量曾经打出“保存国粹”的旗号。事实上,“保存国粹”是一个妥协后的口号,它的意义已经不在抵抗西化,而是在西化已经无法抵抗的情况下试图保留某些中国特有的东西。换句话说,它所抵抗的已经不是一般的西化,而只是全盘西化。因此,对国粹派的批判就意味着不给旧国粹留有任何残存的空间,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化必需充分世界化。在对国粹派的批判中,鲁迅是最为引人注目的。面对国粹派的主张,他说:“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说,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把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16]拒绝世界化的人们有一种论调是这样的:“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这种论调是以民族性抵抗世界性的重要理路,从五四至今一直存在。鲁迅认为这是要自绝于世界。他说:“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17]

  另一个现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大多反对调和折衷,反对中西融合之说。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一些人提出了“撷精取粹”、“熔于一炉”、中外结合、中西合璧的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却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而且表现非常决绝。陈独秀说:“记者非谓孔教一无可取,惟以其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18]面对调和折衷的论调,鲁迅揭示说:“‘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要昌明。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鲁迅认为“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他的态度是“All or nothing!”[19]胡适说:“为什么要反对调和呢?因为评判的态度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少数人只管趋向极端的革新,大多数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这就是调和。调和是人类懒病天然趋势,用不着我们来提倡。”[20]

  五四之所以反对调和折衷,首先出于策略性的考虑。陈独秀做过一个比喻:“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21]鲁迅也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22]胡适是这样说的:“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23]他们的策略不过是要充分世界化。既然发现了更优越的文明,就应该努力更多地接受,即使最终也不能与世界全面接轨,至少不应预先就打折扣。

  其实,任何人都知道,“百分之百”意义上的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与世界全面接轨的努力也并非方方面面都要西化。无论现代化、西化还是世界化或今日所说的全球化,其实有其根本与关键之处。进入20世纪之后,尤其是到了五四时期,要全面拒绝西方文明已经不可能。无论生活的哪一个层面,中国都在迅速西化。电灯代替蜡烛,汽车代替轿子,西装代替了长袍马褂……这种变化应该说是相当普遍的,已经很少有人拒绝,因为就连慈禧太后也喜欢一些洋玩艺儿,普通百姓也知道电灯比豆油灯亮得多。但是,一个现象出现了:一些领域的西化非常容易,一些领域的西化非常困难。困难之处往往并非因为人们不接受,而是因为人为的阻挠。如果考察那些受到阻挠的领域,就会发现一般不是日常生活领域,而是一些人的特权之所在,同时也是关系到国民个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的关键。如果与世界接轨,一些人可能失掉特权;如果按照传统办,特权就可以保留下去。涉及这些领域,世界化就要遭到拒绝,理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对此,陈独秀曾经悲愤地写道:“呜呼!欧洲自力抗自由新思潮之梅特涅挫败以来,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狂奔追之,犹恐不及。乃袁世凯以特别国情之说,阻之五年,不使前进,国人不惜流血双除此障碍矣;不图袁世凯二世,又以国粹礼教之说,阻吾前进,且强拽之逆向后行。国人将何以处之?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而皆为尊重国粹国情之袁世凯一世、二世所不许。长此黑暗,其何以求适二十世纪之生存?”[24]尽管袁世凯们总是以中国国情特别为由拒绝接受真正的民主共和,但新文化运动却仍然要极力推进,在这些根本之处实现世界化。

  

  三

  

  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特性,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民主与科学。之所以如此,源自陈独秀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陈独秀说:“本志同仁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25]据此,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倡导民主与科学的运动。

  然而,这一解释虽然在五四之后的历史上被广泛接受,但显然并不令人满意。胡适说过:“这话虽然很简明,但是还嫌太笼统了一点。假使有人问:‘何以“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呢?’答案自然是:‘因为国粹和旧文学是同德赛两先生反对的。’又问:‘何以凡同德赛两先生反对的东西都该反对呢?’这个问题可就不是几句笼统简单的话所能回答的了。”[26]胡适的思考展开了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话题。因为民主与科学本身并不具有先验的神圣性,它的合法性也是需要论证的。而且,民主与科学只是新文化运动为实现其目的而选择的途径,并非最终目的。无论作为一种主义、制度还是思想方法,民主与科学都只是手段,陈独秀也是把它作为手段来看的:“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27]这本身就是一种合法性论证。只有对其进行这样的论证,才能回答为什么选择民主与科学而不选择专制与蒙昧的问题。

  可是,胡适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去回答“何以同德赛两先生反对的东西都该反对”这一提问,而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展开了论述。他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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