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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宇:1942:陈独秀魂归五四

更新时间:2008-09-30 12:14:18
作者: 李新宇 (进入专栏)  

  

  1

    

  我曾经激烈地指责你的浮躁,指责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叛,因为正是你自己的行为与孙文的主义一起导致了新文化的严重危机。然而,面对你的晚年,我为此而感到不安,也许,我不该如此指责你。

  你在“杨氏山庄”的生活令我感慨万千。自从1937年出狱,你一直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仅靠朋友有限的资助和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以文为生非常困难,更何况,疾病已使你无法正常工作。“弟病无大痛苦,惟不能用脑,写作稍久,头部即感觉涨痛,耳轰亦加剧。”[1]一个依靠脑力而生存的人,竟偏偏不能用脑!物价飞涨,生活只能愈益窘困,甚至连友人送你的灰鼠皮袍也送进了当铺。

  你的死因如此简单?蚕豆花晒干泡服可治高血压。这偏方之所以被采纳,大概因为省钱。人到老年,病痛缠身,收入不足,只有节俭。可是,霉烂者亦可服用吗?“泡服时水呈黑色,味亦不正。”[2]然而,你还是喝了。更令人不解的是,12日喝下霉烂的蚕豆花,已感觉腹胀不适,13日却连续两顿“暴食四季豆烧肉”,致使午夜呕吐大作,病情恶化。

  遥想你狼吞虎咽四季豆烧肉的情景,我为你潸然泪下。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革命家,老年竟如此穷困潦倒。在中国,革命可是最容易发财的事呵!你真是一个失败者!

  然而,你不是没有发财的机会,无须贪污索贿,无须巧取豪夺,——只要你不拒绝。即使穷困潦倒之时,送钱给你的仍然多矣。只是你决不轻受。据陈钟凡回忆,你在他家“住了半个月,各方面来慰问的人很多,也有送赆仪的,一概不受,唯有北大同学和旧友底酌受少许。”在武汉、在江津,情况依然如此。朱家骅赠你五千元,被你拒绝;朱家骅又让张国焘转赠,你仍然拒绝;张国焘又让郑学稼转赠,你还是退还,并说:“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蒋介石以私人的名义给你大笔汇款,你拒绝签领,结果只有从江津退回重庆。[3]

  你不是没有做官的机会。蒋介石曾托教育部长朱家骅说项,请你加入政府,任劳动部长,你拒绝了。周佛海等劝你参加国防参议会,你也拒绝了。官场的原则是实用的,你却紧抱理想与良知;政治的秘诀是审时度势,你却看重自己的人格;成功的政治家绵里藏针,你却永远锋芒毕露。有人希望你去延安,当然,延年死了,乔年死了,没有人真想为你养老,而是怕你在外面多事,所以有三个条件。你拒绝了,因为你不愿从那个小小的洞子里爬过去。有人要你回上海重整托派,仍做一派政治首领,你也拒绝了,并且与托派组织断绝了关系。

  你拒绝了一切党派,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无依无靠,也无所拘牵。在写给上海托派领导人的信中,你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4]

  面对你晚年的言与行,我欣喜而激动:你毕竟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风雨旅路,已经使你彻悟:弄潮于政治江湖,不是你的特长。一腔热血深情,收获的并非播种的热望。

  回想当年,你积极组党,雄心勃勃地要领导一场革命,结果却不过是做了他人手中的玩偶。你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结局却是那样悲惨。面对严重的失败,国际不愿承担失败的责任,而要在中国寻找责任的承担者。不知你是否知道,就在撤消你的一切职务之前,共产国际的代表已经在庐山秘密约见瞿秋白,商定处理的方式。既然共产国际因为怕承担责任而影响威信,中共中央就不怕因承担责任而影响威信吗?瞿秋白不愿以中央的名义承担责任,于是,只有让你一人承担。

  穿过大半个世纪的历史风尘,望着这斑驳陆离的一页,我至今不能穷尽其内蕴,但一次一次,常温常新。

  面对你20年代中期的表现,我曾大惑不解,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怎么会突然变得简单而浮躁?也许,浮于时代政治的浪尖之上,总是容易盯住那些浮藻和泡沫吧?面对出狱之后的你,我终于重睹你见解的敏锐与思想的深邃。

  我为此举杯庆贺,庆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归来!历尽沧桑,神归故地,中国,少了一个兴风作流浪的政治活动家,多了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有独立的品格,政治市场有自身的规律,二者很难和谐。在政治活动远未走上现代之路的中国,只要不放弃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就不可能是合格的政治人物;只要成功于政治游戏,就难以保持知识分子的本色。事实证明,你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而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因为只要不是白痴,就应该知道在中国进行革命的成功之诀,因为它十拿九稳,百试不爽,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却必然关心这革命之树将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知识分子总是执著于自己的理想原则,而不愿屈从于现实原则,因而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我不知道该对你如何评价,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也许是书生本色害了你,使你难成帝王霸业。但是,中国能成帝王霸业之人可谓多矣,从陈胜吴广到鼻涕阿二,大概都行,何缺一陈独秀乎?

  面对你的最后选择,我惊奇于新文化运动的神奇,似乎只要经过它的洗礼,就具有了特殊免疫力。我想到了鲁迅,探险的脚步走出的距离与你非常接近,坚守的价值和最终的选择与你大同小异。我想到了胡适,《新青年》集团中最温和的一位,然而,当新文化面临危机之时,竟是他以岿然之姿成为中流柱石。何谓坚定?虽风狂浪急而能微笑着面对一切,不急躁,不绝望,心存一念,目无二的,脚下生根。你们所守护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想。

  我的一位朋友对你有如此评价:“陈独秀虽涉身政治但始终没有成为政客”,“屡涉群党却从未变成一个真正的党人”。[5]使你能够如此的,正是心中那熊熊燃烧的新文化圣火。

  

  2

  

  有良知的思想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不自欺,更不欺人。

  面对20世纪人类文明的恶性肿瘤——斯大林、希特勒及其极权体制,知识分子的良知使你感到人类文明面临的危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你没有忘记新文化运动的初衷,所以无法接受与科学、民主、自由和人权背道而驰的一切,神圣的使命感使你进入了严肃的思考,并且以自己的呼喊向国人发出了报警信号。

  我曾久久地面对你的如此见解:人类的历史是一部自由和民主的发展史,自由和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指标;它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因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

  《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是一篇闪耀着特殊光彩的文章。面对世界上日益增长的自由之敌,你愤怒地写道:“法西斯的统治,是要停止人们思想之自由,全德国人非希特勒之言不能言,全意大利人非墨索里尼之言不敢言,企图把全国人变成无知的牛马,随着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鞭子转动。……人类因为能够自由思想,才由猴子变成人类;法西斯统治停止自由思想,会把人类变成猴子”。面对独裁者的各种欺骗表演,你说:“希特勒为德国自由而撕破凡尔赛公约,我们是应该举起双手赞成的;然而事实上得着自由的,只是希特勒及其党徒。其余的德国人成了希特勒的牛马奴隶”。面对独裁者声称自己获得“国民的百分之九十九”支持的论调,你说:“其实一切独裁政府,都会耍这套把戏,独有民主政府办不到,……因为他不敢象独裁政府那样无法无天的干。”在战后,许多国家的统治者都效法希特勒,他们的得票率已经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人民对他们总是一致拥护,而不可能有任何反对;总是热情歌颂而不可能有任何批评。他们成为救世主,因为没有他们的施舍,民众就无法生存。手段其实很简单:把民众的食物收集起来据为己有,然后再按照等级需要恩赐给他们。一手是食物,一手是皮鞭,所有人都会顺从,所有的喉咙都会发出同一种声音。对此,你似乎已有预感,你提醒人们照照镜子:“凡是攻击法西斯特的人们,便应该自己反省一下,有没有和法西斯特同样的行为”。我听到了你的大声疾呼:“全世界有良心的人们,拿出毅力来救救人类的大脑吧!不要跟着法西斯特‘把历史向后转’,不要领导人类退后到猴子的道路上去!”[6]

  面对你如焚的忧心,我又一次热泪盈眶。你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没有忘记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当瘟疫流行之际,当千百万青年被法西斯主义迷惑之时,是你焦急地撞击着警钟。

  经过多年的体验和观察,你对苏联已经彻底失望。在你先前的想象中,苏联的制度是最先进的制度,是文明的健康主流新生的一环,所以,它与自由和民主并不矛盾,与新文化运动并无冲突。甚至直到1933年,你的《上诉状》仍然有这样的句子:“苏维埃并非新奇怪物,只‘工农兵会议’之翻译名词而已,其不独与民主共和无忤,且因而巩固之发展之。”[7]在你那里,以俄为师并不意味着抛弃科学、民主、自由和人权。然而,苏联的实践并不遵循你的想象。当残酷的事实摆在你面前的时候,知识分子的良知不能不使你痛苦,不能不使你重新思考。

  集中表现着你的思考成果的是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你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一)我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二)我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三)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四)我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五)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死亡了。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是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8]

  更为可贵的是,你没有孤立地看待斯大林的问题。面对那种把斯大林和他的体制分离开来的观点,你曾针锋相对地说:“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9]

  为此,你又一次成了反独裁的斗士和民主的卫士。你认为:近代民主制其实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亿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是至可宝贵的;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而且“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普遍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人类若无力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只有变成机器牛马的命运。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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