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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国家、市场与社会

——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的关系[1]

更新时间:2008-09-25 22:52:22
作者: 赵月枝  

  在这种背景下,传播研究有必要考察中国国家的动机,合法化逻辑,主流话语的新阐述,以及在重建意识形态领导权方面的新努力(例如,从「三个代表」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而分析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效用。

  第二,对正在重建自身和进行「制度创新」的中国国家的关注,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传播权力运作过程和新的权力分配和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意识形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论题。由于篇幅关系,本文无法展开讨论。但是,有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概念在中国语境中被政治化和庸俗化而抛弃其作为一个社会理论分析范畴的价值。毕竟,「意识形态终结论」(Bell, 1960)只是一厢情愿,而批判研究掘起的关键正是对被美国主流传播研究假定的「价值共识」所压制的「意识形态」概念及其运作机制的「重新发现」(Hall, 1982)。其中,把握超越行为主义权力观的三维权力概念又是理解「意识形态」的要领。三维权力概念包括:行为主义所理解的一种社会势力(个体或群体)让另一种社会势力採取某种行动的力量;统治性社会势力通过社会实践使不利于自身利益的议题不进入社会议事日程的力量;统治性社会势力定义社会现实和构建被统治的社会主体对社会和有关自身的观念和愿望,使其把既定的、不利于自身发展的社会现实当作自然的和不可改变的力量,也即意识形态层面的力量 (Lukes, 1974)。

  简单地说,我们可以把媒体的意识形态作用理解为汤姆森(Thompson, 1990)所指的媒体生产服务于主导社会统治关系的符号和意义的作用。而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媒体不能不起意识形态作用。当然,这只是一个基本的切入点,对特定媒体制度更为深刻的意识形态批判需要建立在对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理论的梳理、分析与扬弃的基础之上。一方面,我们需要在全面掌握马克思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丰富思想的同时,吸收卢卡奇、阿尔杜塞和葛兰西等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接受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新意识形态批判」的合理内核,从而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简化论,超越美国主流传播理论狭隘和单薄的权力观,并纠正以国家为中心的、忽视社会主体性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偏颇(Zhao, 1993)。

  以这样的理论构建为前提,我们就有可能重新理解意识形态过程、文化和表征政治的重要性,分析和关注商业化和社会化媒体形式和内容所体现的新意识形态运作方式和话语霸权形式及治理术(governmentality)。例如,通过对国家力推的消费主义和媒体有关「休闲文化」话语的分析,王瑾(Wang, 2001)展示了国家在市场经济时期建构以消费主义为基础的「新的共识」的意识形态努力。又如,借助福柯的权力理论,埃文(Erwin, 2000)质疑在中国传媒分析中在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政治和非政治之间的分野的绝对性。她认为,虽然有关家庭和性的电话热线经常被看作日益扩大的个人表达空间的明证,但其实这些热线不能只简单地被理解为中国日益扩张的公共空间中的自由言论,而应该被理解为中国家庭是如何作为训诫场所被重构的。如她所指出的,这不仅体现了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功效,而且是国家把促进社会稳定当作经济繁荣和政治合法性议程的后效。

  我们不能无视国家权力形式的变化和低估主导社会权力主体掌握新的治理技术的能力。我们也不能忽视新自由主义「宏大叙事」在改革时代建立替代性话语体系的新机制(Zhao, 2002; 2003)。我们更不能忽视国家与社会复杂互动所导致的新社会组织与实践的出现和其中所隐含的新的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与媒体话语的相互构建关系(赵月枝,2004)。而且,对主流政治宣传与权力关系的关注不应遮蔽我们对所谓的「非官方」渠道中和「非政治性」或「去政治性」问题上的社会权力运作的分析。正如吕新雨(2006)在论及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现象时所指出的那样,「市场『去政治性』的说法并不准确,这场关于『超女』辩论背后是深刻的政治问题,市场就是政治,而恰恰是这种隐身的政治性给了『超女』市场化成功的动力」。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市场关系带来「市民社会」的发展并在理论分析中重新赋予社会这一范畴以「与国家和经济同等但特定的地位」(Burawoy, 2003: 193)。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市场和「市民社会」本身并不是国家权力与社会统治关系的真空场所。相反,它们与国家权力有密切的关系。在中国,主流媒体理论继续重申「喉舌论」和限制对「社会公器论」的倡导这一现实并不意味著我们可以忽视媒体――尤其是市场化媒体――在呈现和构建新的统治性社会权力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这方面,有关国企产权改革的「郎咸平风波」的媒体报道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例子。一方面,都市媒体与朗咸平这位中国的「体制外」(但同时他又位于全球化学术体系的「体制内」) 学者的互动挑战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主导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展现了市场化媒体在反映民众关注的话题、扩展社会言论空间方面所起的相对于传统党报更为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2004年8月15日《北京晨报》一则「郎咸平: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孤军奋战」的标题就有效地在社会媒体话语层面抹杀了一些地方的国企工人为反对工厂私有化而正在抗争的事实(例如,重庆3403工厂 3,000多名工人当时就进行这样的抗争)。[4]在这一特定的话语空间中,「孤军奋战」的意义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工人们在同一时空中和同一问题上对自己的立场的政治表达被排斥在媒体所呈现的现实之外了。而稍后的2004年8月30日《中华工商时报》「各路英雄集体缺席,研讨会上郎咸平唱独角戏」的标题更是把研讨会上十分活跃的、关注工人利益的左翼经济学家的存在一笔抹煞了。政治控制固然十分重要,媒体的这些报道框架恐怕也不是中央宣传管理部门直接给予的。而在市场化媒体已替代传统党报并自称已成为「新主流」的中国传播体系中,「中国官方的宣传粗糙不堪,哪用得著细緻的『霸权』分析?」(李金铨,2004:57)这样的诘问恐怕也无助于理解中国传媒话语的多层次结构和「官方宣传」与媒体的「社会表达」间的分野和错综複杂关系,更不必说「官方宣传」的精细化和媒体表达中新的话语策略与表现形式的出现及其背后隐含的社会权力关系了(Zhao, forthcoming)。事实上,如果《人民日报》是「官方宣传」,对《北京晨报》和《中华工商时报》这类报刊的话语恐怕不能简单定性,更枉论处于媒体制度边缘的「街头小报」了(Zhao, 2002)。

  第三,将国家作为一个分析范畴来看待,就意味着需要将它理解为一个矛盾的实体和纷争的场域。作为一个被哈维(Harvey, 2003)称作「资本帝国主义」的当代全球秩序的一部分进行内部和外部关系重新建构的现代国家,中国国家深陷于既重合又冲突的地域权力逻辑和资本权力逻辑两者之中。如哈维所解释的,一方面,地域逻辑凸显的是在世界上追求自己的利益和目标时,国家(或者一些作为政治权力集团的国家组合)所使用的政治、外交以及军事策略;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体现的是资本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积累的微观过程。通过经济和文化活动的日常实践,这一逻辑强调的是经济力量在空间的连续流动,从而流向或者流出某些地域实体的方式。中国是一个发展型的国家。中国的传播工业资本处于迅速的积累与重组过程之中。这就决定了,中国国家在上述两个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恰如两者之间的重合一样,都特别突出。而且,中国国家是一个条块复杂交错的权力结构网。传播系统演变中最棘手的问题和最活跃的权力角逐――无论是媒体集团化的政策设计与跨地域和跨媒体经营的现实挑战,还是《南方都市报》对深圳报业市场的「入侵」(Chan, 2003)和湖南卫视对中央电视台垄断地位的挑战(吕新雨,2006),都与国家权力运作中地域逻辑和资本逻辑既重合又矛盾的关系的演绎有关。

  当然,中国国家还是意识形态矛盾与衝突的场域。中国的意识形态矛盾并非像自由主义理论想像的那样,存在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市场经济基础之间。事实上,正是这样一个国家体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也正是这一国家体制推进了经济市场化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改制和产权改革。相反,矛盾与冲突主要存在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承诺和社会公正的失却以及社会阶层、阶级的日益分化与城乡、地区、性别等其他社会分野的加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理解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构和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同样也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重视近年重新出现的有关改革方向的争论的社会政治意义,无论这一争论是发生在知识精英圈内(李世涛,2000;公羊,2003; Wang Hui, 2003; Chaohua Wang, 2003),还是在互联网上和大众层面(Hu, 2006)。

  撇开意识形态不谈,中国国家所面临的治理上的挑战是,如何在适应精英阶层政治经济利益和国际资本要求的同时,不完全地背离最大多数民众在物质上和文化上的基本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超越诸如「控制」和「自由」等概念来审视围绕具体国家政策的论争,以及在这些论争中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化和网络化的中国传播系统表达不同利益、不同发展战略和不同价值取向的程度。比如,转型中的媒体结构与转型中的社会结构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相互构建关系?政府议程、精英知识分子话语以及公众情绪之间的动态互动会是怎样的?而这种互动又是如何在对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媒体事件的报道中体现出来的?中国传播产业结构和意识形态特徵的描述所展示的正是中国各类媒体的新意识形态角色,尤其是市场化媒体的新的话语表征政治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和它们与全球化主流话语中的新自由主义「宏大叙事」的关系 (Zhao, 2002; 2003)。传播、阶级构成以及社会冲突

  以上的讨论已部分说明,与「国家对市场」的简单二元论一样,简单的「国家对社会」二元论也会掩盖而不是昭示处于国家与社会接合点上的媒体和传播的角色。面对中国社会明显加剧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冲突和阶级意识的敏锐感知(陆学艺,2002;孙立平,2003;2004;李培林等,2005),简单地建构「媒介消费者」、「公众」和「受众」这些全称概念会掩盖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模糊媒体和传播在中国社会新旧权力关系重构中所扮演的角色。

  正如莫斯可(1996)所言,「受众」这一术语不是一个可以跟阶级、性别或种族这些概念相提并论的分析范畴,而是传播产业自身的一个産品,被用来鉴别市场和界定商品。因此,把它与国家放在一起使用并把它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人民」或「公民」只会潜在地模糊媒体在构建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和其它社会分野中的角色。反之,考察国家、媒体和社会不同分层之间的链接,分析媒体在阶层和阶级的分化与重构中的角色,各种社会群体的传播实践,以及他们与统计和专家话语、市场规则、传播技术和全球知识文化流之间极度不平衡的包容与排斥模式,将会更有意义。

  虽然新自由主义思想把市场关系的扩展等同于自由秩序的扩展,但是中国在建立市场关系过程中持续和深化的社会冲突好像已经进一步表明,制度经济学重要学者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在他的经典著作《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44[1957])中有关市场与社会的视角也许对历史和现实更有解释意义。博兰尼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持续张力。在他看来,建立「自我规制的市场」(self-regulating market)的社会工程不仅是乌托邦的,而且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市场秩序的推进注定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正因为市场的扩展危及社会,社会才被激活,把自己重构成「活跃社会」(active society),并与国家互动以求克服因劳动力、土地、货币等生产要素的商品化而产生的对社会的破坏性后果。博兰尼把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自我规制的市场」秩序的扩展和人类为避免这一秩序的扩展对社会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所作的努力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称为「双重运动」。写于「二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夕,博兰尼乐观地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市场秩序的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已经让人类记住教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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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传播与社会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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