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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国家、市场与社会

——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的关系[1]

更新时间:2008-09-25 22:52:22
作者: 赵月枝  

  执政党的权力,包括其用强制性国家力量推进和建立市场关系的权力,实实在在;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的幽灵」,具体体现在来自左翼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的对官商结合的批评和对社会正义的呼声,在中国大地上游荡。随着中国市场改革的深化和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进一步融合,由此带来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矛盾不但强化了重新认识中国这一革命后国家无法回避、挥之不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遗产的必要性和现实性,而且增强了这一意识形态遗产的合法性与吸引力,从而使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称有了新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含义(赵月枝,2006a)。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传播学者面临着不同学术立场与取向的选择。在诸多可能性中,有一种可能是,继续自由主义「宏大理论」在中国传播研究领域的演绎,一边抨击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传播,一边在「中产阶级」中寻求民主化传播主体和理想化的「公共领域」。另一种可能是,超越简单化和脸谱化的理论范畴来研究解放与压制体验的社会分佈与相关媒体呈现、关注和解释民众复杂的社会利益和意识形态诉求及其与官方意识形态的链接与互动关系。在这方面,中国的传播学者不但落伍于社会学者,而且好像把应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让位于同时代的作家和记者群体了。例如,90年代,中国传播学者很少研究社会意识形态问题,而王山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1994/1996),凌志军、马立诚的《交锋》(1998)、《呼喊》(1999)等书却展示了中国意识形态论争和改革政治的複杂历史图景。

  

  市场自由主义模式和方法论民族主义

  

  在国外传播研究中,有关媒体与民主的讨论至少有市场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和激进民主等三种理论模式(赵月枝、哈克特,2004)。然而,将市场自由主义模式理想化和去历史化、把它等同于民主,并构建它与「宣传型政府」或威权主义二元对立仍是中国传播研究不可忽视的理论定势。《报刊的四种理论》(Siebert等,1956/1963)所构建的冷战思维遗产在中外传播学术界的影响、80年代后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2]在中国的演绎,包括哈维(Harvey, 2005)所指的「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推行和在媒体与思想界的影响(Harvey, 2005; Wang, 2003; Ong, 2006; Robison, 2006; Zhao, 2002; 2003; in press),对中国现行新闻管理体制的逆反心理在传播研究中的理论折射,都使这一定势根深蒂固。林奇(Lynch, 1999:4)的如下论述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本质上「反对」宣传型政府的模式是民主模式。在民主模式里,自治的公民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在一个结构完好和制度化的公共领域里,自由地产制和传播信息。而政府的角色只不过是确保游戏规则被执行了,这些规则主要是针对诽谤、诋毁、煽动、叛变而设的。有时,自由政府也会传播「公共服务信息」,但它们不会像宣传型政府那样强制性主导公共领域。在自由主义系统中,公共领域理论上是属于社会全体成员所有,而且社会成员们只承认政府拥有维持公共领域正常运行及其公正性所必须具有的权力。

  这里,哈贝马斯的历史性概念「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被当作了普遍的现实性前提。不但「资产阶级」这一修饰定语被隐去(这可否被认为是建立学术话语霸权的一种策略?),而且哈贝马斯有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如何因现代商业大众媒体的勃兴,公司资本主义的出现和现代国家强有力的官僚机构的干预而产生了「结构转型」的分析,更不必谈西方理论界对哈贝马斯理论的批评与扬弃(如,Calhoun, 1992; Schlesinger, 1999; 2001),一概被忽略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必要从全球政治经济和世界历史视野中来把握现存市场自由主义模式。西方传播制度是现实世界最自由多元的制度。但是,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分析,这岂不是也意味着接受从欧洲殖民主义在美洲大陆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到目前正在反恐名义下进行的血腥侵略这整个历史包袱?更具体地说,今天沃尔玛之所以能向美国消费者出售廉价的「中国製造」商品,从而使美国生活方式,包括其民主政治框架和现有的新闻自由得以继续,这与中国劳工的低工资制度没有任何关联吗?而又是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体制使得中国劳工的低工资状况成为社会现实的?在中国劳工工资的增加会导致美国通货膨胀和中国成了美国联邦债券持有者的今天,全球视野在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由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深远,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不仅被当作普遍政治理想来追求,而且被当作普遍理论和规范性框架来套用。然而,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内部的「公共领域」和自由民主制度有其特定的世界历史条件和演变路径。比如,西欧历史上的「公共领域」中的「自由个体」首先是第一世界的白种有産男性,他的主体性是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国际政治经济密不可分的。这一论点跟有关「亚洲价值」和「亚洲文化」如何不相容于自由民主的本质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不同。它强调的是,在民族国家框架内有关自由民主模式的讨论必须与对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的殖民和后殖民结构以及传播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批评结合起来。

  李金铨(2004)曾教诲中国传播学者不要滥用「全称命题」而混淆自由主义、权威主义与极权主义传媒的界限,盲目地把西方学者在西方语境下对西方媒体制度不够民主或「去民主」(Curran & Leys, 2000)的批判照搬到中国。这点的确很重要。事实上,我在《中国的媒体、市场与民主》(1998:181–182)一书中就明确论及:

  在西方,自由派和批判学者……批评广告的限制和商业媒体制度作为民主论坛的充分性……在中国,媒体不仅在党的严格监督下,而且被更露骨、更成问题的商业主义形式所困扰。所以,媒体改革者们把建立「真正」 的市场逻辑当作目标就不足为奇了……市场交换提高社会生产力、灵活性和效率。同理,「受市场影响的媒体能在意见的生产和流通中对教会或国家垄断起到重要的制衡作用」……因此,把市场机制引入中国经济有其进步方面……。商业化导致中国媒体的繁荣,使媒体体系的某些部分更能回应受众的要求,也使媒体工作者的精英主义有所调节,出现了对民众的关注……但是市场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和结构性偏差,它本身不是一个价值中性的机制(着重号引文所加)。

  当然,问题也不仅仅在于産生于西方的批判理论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市场经济国家是否适用。且不提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批判理论早在上个世纪初就传入中国并被本土化和付诸实践这一事实,我们是否先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看看国内媒体的商业化程度,看看广告和商业利益是不是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新闻传播和话语导向的重要力量。

  事实上,我们没有理由把批判研究简化为对市场权力的压制性的负面批判。与自由主义有关权力的单面概念相反,批判理论所持的权力概念是双向的和多维的 (Hall, 1982)。它首先包含对权力的正面性和创造性(productive)的认识,也即个体和群体发展其潜能和达到其目标的能力(Hackett & Carroll, 2006)。在此基础上,批判理论关注社会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并把批判目标指向那些压制性的,也即那些使个体和特定社会群体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的社会权力关系。

  如果我们没有理由把批判简化为反对压制,我们更没有必要在是批判国家还是批判市场这样的非此即彼的僞问题中作选择。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的分析单位是特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权力结构和传播资源分配模式,这一权力结构包括特定的国家与资本权力的组合形态及其形成的对社会传播的特定的赋权与压制、或包容与排斥的形式(Zhao, 2003; 赵月枝、形国欣,2007)。

  虽然中国的经济体系早已是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了,有关媒体和民主的讨论好像还局限于民族国家框架,从而陷入方法论民族主义的陷阱。方法论民族主义是社会理论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它与研究者在政治上是否持民族主义立场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指的是社会科学研究中脱离世界历史和世界体系来讨论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思维定势,也即把民族国家作为「最终的分析单位和定界社会科学中的现象和问题的边界」的方法论偏差(Martins, 1974:276; Chernilo, 2006; 另见赵月枝,2004)。例如,虽然认识到「这里的市场经济并不是那里的市场经济」(朱学勤,1998)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在统一的世界市场和国际劳动分工的范围内,这一认知的方法论民族主义局限也是不言自明的。正如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言,虽然社会学往往把「社会」等同与「民族国家」,但是,「社会从来不是社会理论通常所暗示的孤立的,『内在发展的』系统……那些构成『内在』演变的因素总是与来自『外部』的影响相结合,共同决定一个社会所经历的变革」(1973: 265)。

  事实上,市场关系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总是与全球政治经济关系紧密相连的。而且,就像一个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和劳动分工中的位置要视这个国家的内外经济关系而定一样,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体制不可能独立于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之间的霸权与臣服关系和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和种族妥协的性质 (赵月枝、哈克特,2004)。虽然市场经济是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必要条件,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超历史的因果关系,前者不是后者的充分条件。社会民主、法西斯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苏联和东欧的国家社会主义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不同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下对经济自由主义和全球市场逻辑的回应。社会学家卜拉威(Burawoy,2003)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选择,民主社会主义是同时置国家和市场于社会管制之下的一种社会秩序。

  总之,传播研究不仅有必要超越「市场对国家」的简单二元论和对权力的单向度理解,超越与之相对应的有关自由与解放的非历史和脱离特定社会主体的理解,而且有必要克服历史虚无主义和方法论民族主义。

  

  从诅咒国家权力瓦解到分析国家的转型

  

  在讨论全球化时,「需要问的问题不是国家是否在全球化面前衰落了,而是作为全球治理新结构的结果,什么样的新的国家被创造出来了」(Jayasuriya, 2000: 315)。传播研究,也许与其植根于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理论和作为「冷战社会科学」的历史有关,往往不能在国家问题上秉持一种更为全面和历史的观点。许多中国传播学者的人文或者新闻学的学术背景也使我们无法对现代中国国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进行冷静的分析。正如王瑾(2000: 158)指出的:

  现代中国历史中知识分子们和国家的对抗关系,阻碍了有关中国政治从独裁统治转变为常规统治的严肃讨论。任何尝试将「国家」概念引入批评话语之中,而又不当面谴责其赤裸裸的独裁性,即是意味著知识分子反对立场的妥协。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统治」对「完全抵抗」的两极范式,在人文学科传统中佔支配地位。于是,反抗性的思考和发言就不仅是一种策略,而是人文批评家们根深蒂固的知识习性,他们的身份认同隐含著二元对立关系。偏离了这一既定路线将招致「共谋」和「新保守主义」的恶名,那两个词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成为流行的贬义词。

  以上观点指出了中国学者在研究一个正处于现代化和全球化之中的民族国家所要投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赌注。这是因为,任何有关中国正在从专制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暗示「都将必然质疑西方把中国(这个声称自己仍是社会主义政体的国家)看成邪恶帝国的基本观点」(王瑾,2000:159)。

  将中国国家视作一个分析范畴并关注它的重构,对我们分析中国正在演进的传播结构及其过程有如下的意义:

  第一,这意味着接受这样一个前提:资本有它的逻辑,国家也有它的意图和逻辑。因此,超越单一的被动「应对」模式来理解这些国家意图非常重要。正如王瑾所言,「真正的问题是国家的目的为何,而不是国家的权力如何」(2000:160)。虽然中国政治没有按照自由民主的模式演变,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家的确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例如,国家在传播管理方面的重新构建,特别是在发展和管理互联网方面的不懈努力,是国家在信息时代革新和有目的性重建的重要一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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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传播与社会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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