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阎克文:韦伯眼中的古典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

更新时间:2008-09-25 22:14:07
作者: 阎克文 (进入专栏)  

   因而一旦它的实用性遭到怀疑, 人就很容易丧失任何道德底线, 这时也就根本谈不上价值追求了, 更遑论终极关怀, 不仅工商业资产者如此, 其他人等也很难例外。

  根据中国的世俗伦理, 超出谋生糊口传宗接代缴粮纳贡这个限度的劳动所得, 在道德上就很可疑。但尽管如此, 劳动却没有“神圣”的苦修性质, 总的来说只是尘世的苦役, 借助劳动成果摆脱劳动才是更有价值的追求, 因而无法想象有谁能把苦役当作“天职”和道德义务; 相应地, 对个人追求工商业利润的社会评价, 也就始终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功利性考虑, 始终是根据习俗、惯例、传统或者具体情境给予纯世俗的道德定位。从根本上说, 在“家天下”传统中, 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不过是给世俗权威提供的家务劳动, 它始终与新教徒那样的价值追求无涉。与宗教改革同一时期的明代嘉靖年间, 据说当时的GDP 仍占了全球的一半左右( 见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2003 年4 月7 日在“全国星火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但问题在于, “革尽人欲”的观念这时更为变本加厉, “复尽天理”的要求却没有形成新教徒那样独立的信仰共同体, 因而仍无可能产生出新教徒资本家那样秉持新的伦理标准并具有独立意识、独立人格的社会阶层, 这种状况可以说至今仍无实质性的变化。这意味着中国的传统型资本主义首先在精神上就不可能自发地进入现代性过程, 只能将传统进行到底。简言之, 它是一种先天就没有信仰、后天仍没有信仰的资本主义。

  当然, 中国传统上讲“仓廪实而知礼节”, 但它强调的是财富应有的功能而不是财富的正当性。如果我们把“礼节”扩展定义为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 那么立刻就能发现, 新教徒的历史恰恰相反, 他们是先知礼节而后仓廪实的, 这不仅赋予了他们创造和积累的财富以正当性, 而且使这种性质的财富直接有效地参与实现了一个普世的终极价值, 那就是人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 新教徒的发财致富大都是白手起家, 往往被趋于没落的旧贵族讥为“暴发户”, 但始终没有引发我们这里时下所谓的社会“仇富”心理。因为这种心理显然不是仇恨富人的财富本身, 而是财富的普遍来历不明和去向不清, 除了为富不仁之外, 更有富而不贵, 富足而不高贵, 甚至富足而无耻无良。

  总之, 在思想史上, 是韦伯第一次从系统的理论高度论证了一个简单的事实: 自从人类脱离了动物世界成为一个独特的生物种群以来, 它的进化史就不再是生物进化史、而是思想进化史。因此, “韦伯命题”不过是集中展现了观念的力量在这部进化史上如何催生并催熟了又一种文明形态。

  

  三、政治- 法律制度的简要比较以及韦伯理论的启示

  

  作为开制度主义分析之先河的思想大师, 韦伯同时也系统地证明了, 现代资本主义还有另一个社会资源, 即政治- 法律制度的资源。韦伯的巨著《经济与社会》主要就是审视这个资源。实际上这是韦伯更为关注的问题。为了不至离本文主题太远, 这里只能简单说说。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前提除了宗教信仰的理性化之外, 还有一个把观念投入实践后的游戏规则的理性化, 而它的政治- 法律制度就是一套理性化的游戏规则。它有两个主要来源, 一是来自既往的法律制度, 一是来自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西欧的普通法体系自古以来就重视契约, 最早的罗马法, 主要内容都与契约有关, 最初大概是为了规范经济行为, 后来则覆盖了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 其核心是从法理上确定人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即划分权利的边界和义务的限度, 尤其是通过法理契约确定世俗权威的政治权力界限, 最后这一点在前现代时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文明成果, 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为“准宪政”状态, 当然这一过程中教会法也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韦伯认为英国就是个楷模, 结果是任何一个世俗统治者都没有为所欲为的权利, 平民不可剥夺的财产权和自由权则得到了司法保障, 即便是国王非法作为也有可能在世俗法庭上败诉, 更何况还有宗教权威、宗教法庭道德监督与审判的巨大压力。理性有效的规则体系自然会令人产生理性的行为预期和安全感, 这在经济上的积极意义十分显著。前文所说新教徒毫不妥协地抗拒政教两方面对工商业活动的不正当干预, 自然也就不是蛮勇蛮干, 而是有理有据、据理力争。现代公民权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直至自由主义民主的宪政制度, 都可以从这种理性的博弈中找到历史渊源, 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趋势也就不可阻挡了。

  中国的情况相反。中国并没有出现过欧洲那种意义上的封建制度。秦代以后形成的政治- 法律制度是保证了统治者拥有无限制的法定权力却不承担相应的法定义务, 被统治者承担了无限制的法定义务却不拥有相应的法定权利, 这在私人财产权问题上尤为突出。统治者处置和支配平民财产的高度专断性和随意性,使得任何理性的经济活动———特别是资本投资———都难以按照理性的预期谋求不断再生的生产经营利润, 即便历史上时有所见的重商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也因为这种制度的性质而常常难以为继, 或者使工商业活动常常面临着不确定的政治风险。因此, 传统型的资本主义只能表现为韦伯所说的、也是我们所熟悉的“政治资本主义”, 即资本的不断积累与扩张只有依靠和国家及其代理人进行代价高昂的无序交易才有可能实现。这个资本运动过程又可能随时被权力的无常意志所打断, 因为这里根本没有理性化的制度规则可以保障任何人的财产权不被政治权力任意剥夺, 显然, 这就根本无法满足理性主义资本主义所需的制度条件。

  根据“韦伯命题”和韦伯的制度分析理论提供的视角, 毫无疑问, 现代性决不是我们这里普遍理解的经济层面上的所谓“现代化”, 更不是物质主义的“现代化”, 因为这种没有价值追求的“现代化”是舍本逐末, 很可能还是缘木求鱼。宗教改革启动的首先是价值体系的现代化。当然, 现代资本主义同时也还意味着依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手段去追求利润, 而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 否则,这个体系中任何一个单独的企业都将面临绝路一条。在新教主义形成的道德传统下, 利润永远不是价值标准, 因为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种文明形态, 而不单是经济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才说, 对利润的贪得无厌根本就不能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 更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

  中国依靠自己的文化传统也过了几千年, 我们的祖宗也一直比西方人阔, 如今我们似乎也在迅速地阔起来, 但我们最终要面对的是现代性的问题, 这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是我们的传统文明难以自我生成又无力抗拒的文明形态。尽管事实证明,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传统文明已经走投无路, 但事实也同样证明, 它必须进行自我更新。不幸的是, 自一个半世纪之前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为了寻找数千年未有之大对策, 我们这个共同体已经支付了过于高昂的代价。也许, 历史上唯一可与新教徒勉强类比的一支力量, 就是“极左派”, 然而, 除了价值理性的坚定程度令人尊重以外, 他们与新教徒却有根本性的差异: 他们不是一个独立的信仰共同体, 也不打算通过苦修向上帝获得救赎, 而是自己充当上帝;他们始终把整个社会都看作自己的财产, 因此不需要也不容许存在私人财产权;他们不会变成私人资本家, 却是唯一的“资本家”。按照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来说, 他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谓有计划的“无政府”经济( 相比之下新教徒的经济则是“无政府”的有计划经济) , 他们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可以完全不计成本、不顾规则。于是, 作为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扩展秩序做出的被动反应, 经济意义上的“富强”成了唯一的价值追求, 模仿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卸载了一切道德理想, 最终, 权力成了罗素所说的赤裸裸的权力, 经济也成了赤裸裸的经济。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权力越来越没有心肝、财富越来越没有廉耻。财富的迅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现代文明形态的实质性进步, 而是带来了人性和文化品质的普遍堕落。不言而喻, 这需要的是制度安排与设计上的自我涤荡, 只有其正当性使人人都能抱有理性预期和安全感的制度, 未来才有可能是安全的, 文明的进步才有可能得到保障。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zhangch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21024.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