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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驼子要当红军

——谨献给我的岳父――红四方面军老兵李传常

更新时间:2008-09-11 13:15:25
作者: 胡发云 (进入专栏)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已逝去。可可的父亲一直在大学里教书,教的专业是航空测量,已退休多年。文革时,可可才知道,父亲还在国民党空军测量大队干过,军衔相当于少将。可可曾问过父亲,在大学里教书教得好好的,怎么想起来去当国军呢?当时,武汉正在长江里打捞一艘著名的战舰――中山舰,那艘战舰在抗战初期被日本飞机炸沉,舰上数百名官兵,几乎全部殉国。那艘战舰在滚滚浊浪中沉睡了半个世纪之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半个世纪之后,终于要浮现出来――做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一时间,成为海内外各类媒体关注的热点。可可的父亲说,你去问问中山舰上官兵!见可可不解,父亲说,那艘船上的许多人,都在海外学习过,学的是现代海军。那时,我们国家就只有这么几艘舰船,国难当头,你还能作什么选择呢,到延河里去划木船去?航空测量是要开飞机的,当时谁有飞机?只有国民党空军有飞机。在大学教书当然好,又安全又舒适,还可以留在沦陷区拿日本人的高薪,可还是有那么多人走了。从军报国,到大后方去教流浪大学,摆地摊,过苦日子……作为一个人,总得有些血性。打通滇缅公路,修筑战时黔桂公路,绘制各大战区地图,许多测量人员都死于日机的偷袭和轰炸,死于瘟疫和劳累,还有一些意外事故。他们要是知道几十年后,自己成了反动派,成了民族罪人,在九泉之下都不会闭眼睛的。再说,那个时候,连共产党的军队都编入了国军,接受蒋委员长统一指挥。民族危亡之际,党争和主义对我们来说是很讨厌的。这些话,可可的父亲几十年来从不曾说过的。

   有一年,一部新片上映,可可的父亲带了刚上小学的孙子进城去看――可可印象中,父亲是不太看电影的,连学校大操场上放电影也不看的。那是一部非常惨烈的战争片,孙子看到中国军队打日本军队,便叫道红军!红军!爷爷说,不是红军,是国民革命军。孙子问什么是国民革命军?爷爷说,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孙子问,那坏蛋怎么会打坏蛋?爷爷说,他们不是坏蛋,他们是英雄。

   这一类的尴尬,中欣的父亲也曾遇到过。中欣说,他们几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到父亲单位的礼堂去看电影《聂耳》,看到聂耳那个歌舞班到战地医院去慰问沪淞抗战中的伤兵,也喊红军!红军!后面有几个大孩子说,胡扯,那是国民党兵,你看那军装!连红五星都没有!中欣他们就问父亲,父亲说,看电影!哪那么多话?

   可可的父亲说,那部电影中有一个师长,叫王铭章,四川人。在那场血战中阵亡,他的灵柩运到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全城老少夹道迎灵,各种供品摆满了一条街。还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国共两党的要人都出席了,都发表了声情并茂热血沸腾的演讲。那是武汉人很难忘记的一天。中国人民第一次从日寇势如破竹的入侵中,看到了一线胜利的希望,看到了中国人的血性。

   可可不知道,父亲的从军,是不是和那个战死的王师长有关。

  

   3

  

   中欣认识可可的时候,可可正是一个年轻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为此,在人们都平和下来的时候,可可又多遭遇了好长一段日子的折腾。可可的岳父知道自己的女儿正在走近一个异类时,正是可可被单位审查的时候。外调人员跑到北京,发现可可未来的岳父竟是一个资深老干部,便惊慌地向老人家报告了这一切。可可的岳父当时就打电话给自己的女儿,对女儿说,你要进了他的家门,就永远不要回来了。女儿说,我已经进了他们家的门。可可是好人,可可家里也是好人,我不再相信你们说的那一套了。父亲说,老子和国民党打了一辈子仗,你今天跟老子搞第三次国共合作。女儿说,可可的爸爸不打仗,他是搞测量的。父亲说,这些情况我比你掌握得多得多,他是为国民党搞测量的,画了地图,好来打共产党。女儿说,他给共产党画地图的时间比国民党还长。地图总是要画的,我们许多的地图,都是他们几代人画出来的。父亲说,他是穿军装的你知不知道,穿国民党的军装,军衔是少将,罪大恶极了。女儿说,可可的父亲是为了打日本人才穿上军装的,他也差一点被打死。我现在不跟你吵了,你什么时候来,你跟可可他爸爸当面谈。再说,我是要嫁给可可的呀。父亲说,那个杨可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反对老干部。女儿说,他反对老干部里的坏人坏事,林彪也是老干部呢……电话中的那一架吵得很厉害,差一点伤了父女之情。

   父亲让女儿马上回北京一趟。但女儿却把返家的日子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她和可可结婚一个月之后。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的时期,各种说法各种做法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中欣的父亲已失去了许多昔日的道理,就连他自己也很难说准明天会怎样。一个个历次运动中“恶名累累”的老干部复出,一批批几十年的老地富反坏摘了帽子,五七年几十万“猖狂向党进攻”的右派全部平反改正,其中包括许多他当年亲手打下去的人。他们许多人从青海,从新疆,从各个穷乡僻壤跑到北京,千方百计找到他,递上各种各样的申诉材料。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阶级斗争也不再讲了,还有那个被他一生奉为神圣的伟大领袖,也被说成是犯了错误……那是一个所有的观念,所有的规则,所有的理论都在变动都在窥测去向的时刻,谁也不知道往后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自己持守的对不对。可可后来想,中欣的父亲大约正是在这种惶惑中,才没有将事情弄到僵死。按中欣对父亲脾性的理解,退回去一些年,哪怕是退回到文革中他最倒霉的时候,他也会用最强有力的手段来解决这一他深恶痛绝又很伤尊严的问题。后来中欣知道,还有两个原因,使他们和父亲缓和了这一冲突。一是中欣的父亲正面临他事业的一次关口:中组部调他到中央党校部长班学习,准备到新时期的高级领导岗位去挑重担。另一个原因是中欣的母亲到武汉来做了一次暗访。这次暗访非常保密,中欣居然一点也没觉察。不知中欣的母亲暗访到了一些什么,回去以后便开始作一些和稀泥的工作了。这是北定后来告诉她的。

  

   可可第一次见岳父,是他和中欣结婚一个月之后。直到那时,他们的婚姻也没有得到中欣家的正式许可。就连可可的父母,也一直很低调。他们更倾向于找一个同阶层人家的儿媳。这两个从未沟通过也互不了解的家庭,都有着那么深的隔膜和警惕。好在可可中欣当时都没有住房,便挤在可可的父母家。有了许多日常的接触,可可的父母也就渐渐地将中欣当作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来看了。他们对中欣那样的家庭,既有着一种对统治者的敬畏,也有着一种源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自负。

  

   可可中欣第一次夫妻双双把家还,对老赵家来说,无疑是一次挑战。临到进家门时,中欣对可可说,如果他们稍有一点非礼的反应,我们掉头就走。可可却说,我想不会,敌国开仗,还不斩来使呢。我们回来,就是一种来使的姿态。只要能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下面的话就好说了。看着可可那副自信的样子,中欣说,你像是回你家一样!

   果然,一到家,一切都顺利平静,中欣的妈妈甚至将他们的新房都布置好了。中欣的父亲还在中央党校学习,这使得一对新婚夫妇进家门有了一层缓冲。中欣的妈妈做得非常得体,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就像迎回了一个称心如意的乘龙快婿。还约回了近处几个已经成家的儿女,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算是为新人补办了一桌喜酒。

   关于中欣的母亲和他们那一代人的婚姻,可可是在后来的一些年中逐渐地了解到的。了解了这一切之后,他才知道,岳母在内心里是如何珍视甚至是羡慕他和中欣的感情。女人的天性,往往直接就超越了政治的桎梏。

   中欣的母亲是大家闺秀。她父亲在白洋淀一带是有名的士绅,县里最好的一所中学就是他办的。抗战胜利后,地方政府时兴选举了,结果他被选上了县长。那位县党部的老党棍被选掉。只是没想到,这个当时全县开心的进步事件,十几年以后给他一家带来了灭顶之灾。解放战争时,中欣的妈妈偷偷离家,跑到了延安。那时她十六岁。有了她的这一次叛逆,就可以理解她女儿的第二次叛逆。

   那时的延安,一批已安顿下来的老干部正如饥似渴地盼望有一个女人,因而那些到了延安的年轻女子,从一踏上这块土地,便被虎视眈眈地盯上了。男多女少,在这块严格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土地上,一切都按一种简单又原始的制度进行分配。有资格讨女人的,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八年军龄,或八年党龄,团级以上干部。简称“二八团”。中欣的母亲到延安时,中欣的父亲这几条早就够了,且一表人材,血气方刚。不知组织部门怎么掰开了揉碎了地做了几番工作,那一天,中欣的父亲骑了一匹高头大马,带了一个警卫员,牵着一只温驯的小毛驴,到自然科学院女生宿舍去把中欣的母亲驮走了。这一驮走就是半个世纪,直到前几年去世。

   中欣的父亲姓赵,革命后改了一个很时兴的单名――赵耀。他说是在长征途中朱老总给起的。后来有人说其实是红四方面军一位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湖北老乡陈昌浩给起的,文革中还有人专门去外调过,朱老总没找着,陈昌浩已自杀了,这事便成为了一个悬案。可可问中欣究竟是谁起的。中欣说,我看是陈昌浩起的。在这些事上,老爷子精明得很,他要承认是陈昌浩起的,文革那阵子还不给斗死呀。你想想,他见到朱老总是到延安以后,和陈昌浩可是从长征一开始就在一起的。

   中欣父亲的赵姓家族,据说和赵宋王朝还有一些联系。在他家乡的族谱上,可以上溯到宋朝的一位皇戚,至今他家乡的赵姓还严格地按那一族的辈分字派起名字。中欣的父亲也有过一个这样的名字,但他从来不说。他的五个儿女,分别叫北定,南进,东胜,西平,中欣。东南西北中,全占满了,可可第一次听见中欣家五个孩子的名字时,倒吸了一口气说,真是有一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王侯气魄。要是在每一个名字后面加一个“王”字--北定王,南进王,东胜王,西平王,中欣王,就更是了不得了。后来可可发现,许多老干部家的子女,都有这样一类俯瞰河山万土归我的名字。有的家里给孩子起的名字稍稍平和一些,但也充满了胜利者一路凯旋插标为疆的豪情,如“晋冀”,“鲁豫”,“延京”,“赣生”,“宁生”,“沪生”……到得后来,建国,和平,抗美,援朝,超英,赶美,跃进,卫星,建设……将这些名字串起来,可以看作是一部中国革命的编年史。直到后来,全国人民也不论地位高低了,都参与到这一革命命名热潮中来,红兵,卫东,立新,学锋,大桥,爱国,向党,向工,向农,向军,……到文革中,更出现了宋要武,张敢闯,薛青彪,刘四念,陈决胜,王金猴,孙九大直至魏人民服务,洪遍全球,詹无不胜一类连形式都彻底革了命的名字,成为新中国命名学一大观。可可曾问过父亲,解放前那些党国高官及知识文化界名人的孩子,是否也按这一类思路起名字?父亲想了很久,说,好像没有多少这一类名字。除了蒋介石,将两个儿子起名经国纬国之外,很少有跟着瞎起哄的。你看看,那时代留下来的人,有几个叫民生、民权、民族、北伐、清党,抗日的?名字是私人的事,再说,还有家族字派的规矩,不好乱起的。所以,国民党大官员们的名字,都没有共产党的响亮。可可的父亲说了一串国民党高官的名字,又说了一串共产党干部的名字,说着说着便自己笑了起来。

   后来,出了一个陈水扁的时候,可可的父亲说,这名字叫的,和我们这里街巷人家的孩子叫水货,火生,咬脐一类呢。

  

   赵家五个孩子排列有序。单数为女,双数是男。中欣说,她们兄弟姐妹间隔紧密,不到一年就是一个,几年间快把她妈生死。本来,按她老爸的意思,还要不断生下去。那时是供给制,生多少就有多少份衣物口粮,保姆也由公家派。后来她妈在生下中欣后,偷偷将自己做了手术。据说中欣的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中欣的母亲也第一次奋起反抗了。中欣的母亲说,我千辛万苦跑到延安嫁给你就是为了给你生孩子的?别人都在轰轰烈烈地建设新中国,只有我,一年到头挺个大肚子,啥也干不成!

   其实,解放初期,像中欣母亲这样专职在家轰轰烈烈生孩子的干部夫人多的是,现在去查一查,哪一家不都是五六个七八个。

   中欣家的五个孩子,每个人还有一个苏联名字:娜塔莎,阿寥沙,安娜,安德烈,柳芭。许多年不用了,今天偶尔听电视电影里有谁喊一声,还会有一种本能的反应。这些名字,是五十年代初苏联专家援华的时候给起的。那时,有过高小学历,又在延安抗大深造过的中欣的父亲,算是那一批老干部中文化高的。因此,很快就被军方派往一个大型国防企业作领导工作。那些国防企业从设备到技术到原材料都由苏联老大哥提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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