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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萧瑟之诗

更新时间:2008-09-11 13:02:23
作者: 胡发云 (进入专栏)  

  

  泥泞及随想

  

  1

  成百上千辆卡车在震天的锣鼓声中驶出都市,一边行进,一边消失于一条又一条乡村公路上。

  我们的那辆卡车最后停在一个小镇。往前没有车路了。据说离我们插队的那个湾子还有十几里路,要步行。那是一个雨雪天,一下车,我们的双脚便无可选择地插入泥泞之中。粘滞,厚重,肮脏,寒冷……一瞬间,所有的豪迈与浪漫都在那深一脚浅一脚的艰涩与无奈中消失了。那苍凉的茫茫乡野中,没有歌声,没有红旗,没有雄健的步伐,没有整齐而朝气的队列,每个人都努力地挪动着双脚,在愈来愈暗的冬日暮色中跋涉……夜深,终于走进了那个陌生的村庄。依然是一片泥泞。只要是路,便没有干燥与平整。然后,许多的脚又将泥泞带进一间间土屋。它们将那些粘滞、厚重与肮脏留在门槛上,堂屋里,桌椅的腿上,还有灶房的柴草中……

  泥泞成为了一种像征。我们终于从高歌猛进的理想主义大道上,踏入一个艰难、尴尬、灰暗、沉重然而又是真实的境地。

  在那之前,我们大多数人对农村的了解,仅止于国徽上的麦穗,人民币上田野与拖拉机的图案,以及银幕上美丽的果园、梯田、水库和一望无际的滚滚麦浪……

  2

  始于三十年前的那一场上山下乡运动,无疑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成为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知青的一段不可去除的生命经历。

  和本世纪以来许多其他的重要事件相比──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红军长征,“胡风集团”案,反右派运动──这是一个既无英雄,又无受难者的事件。它不是一出气贯长虹辉煌磅礴的正剧,也不是一出惨烈沉痛凄切哀婉的悲剧,甚至这一出活剧的真正主人公们并未出场,他们将千百万孩子们送上广阔天地这个大舞台之后,自己依然留在宫廷与都市,继续着他们成年人的政治游戏。

  3

  三十年很快就过去了。当年上山下乡的那些少男少女们,现在已人到中年。他们的儿女也早已到了他们当年插队的年岁。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段日子已恍然若隔世。但人们依然在说它。

  一桩事件,哪怕再重大,若已说透,便不会常挂在嘴边记在心头,整理一番束之经史高阁,也就是说,已完成了它的叙说。即便要纪念要庆祝,也只是一种仪式了。上山下乡这一事件显然还未说尽,它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上,究竟生成了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对二十世纪末页的中国及中国人产生了哪样一些影响?或许还有一些值得思考、值得评说的地方。

  4

  许多年后,有人问起我对插队生活的感受。我说,好像一场无可选择的包办婚姻,却弄出个让人牵挂的孩子。

  这场运动本身,是强加予我们的。但下乡后的那些具体的日子,又是真真实实属于我们自己。不论是悲苦还是欢乐,不论是辛劳还是收获,不论是孤寂还是温情,它已成为我们青春生命的一部分。

  如今,那一段强加予我们的“婚姻”早已结束,但那个“孩子”,却从此断绝不了与它的关系。无论是亲是疏,是爱是怨。

  5

  因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地域,及日后不同的境遇,对这个事件也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言说,这恰恰说明了这一事件的丰富性。

  最近,我参与主编一本有关知青的书,约稿信发出后,接到过几位朋友的来电,问该如何写才好?我常常是四个字:真实,真诚。一位朋友说,偷鸡摸狗能不能写?我说,如果那曾是我们的生活,怎么不能写呢?况且,从好学生、革命小将到偷鸡摸狗的小混混,这其间是一条什么样的轨迹呢?我们不是英雄,不是圣者,我们的每一步都拖泥带水、有血有汗。我们无由为自己虚饰,更不希望将后来的考证者将我们有意隐藏的东西翻出来说,看,这也是他们知青干的事。  

  6

  经过了或长或短的一段岁月,我们豪情满怀或伤痕累累地返回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城市。但我们已不再是当初从这儿走出去的那一批人了。

  7

  其后的岁月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那一批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上山下乡的人们,以自己对这个世界切身的理解与感受,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用不同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他们从一九六六年撤退后,一直在坎坎坷坷、曲曲折折地寻求自己前进的方向。到今天,我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说:我们知道了该干什么,再不该干什么。我们付出了代价。

  8

  这是一个漫长又广阔的过程,没有哪一个事件如它那样有这么众多的人员参与。在1968──1977的漫长岁月里,它几乎渐渐变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亿万家庭的日常生活。孩子中学毕业要下乡如同满了七岁要上学一样自然。

  如今,这“日常生活”已成为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

  9

  作为一九六八年的全国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显然不是一个准备充分思虑成熟的部署,而是“文革”失控后的一种临时应变措施。它所产生的一系列或隐或显的后果,也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一夜之间,它让一代眼望世界心怀天下时刻准备着为一个伟大的事业献身的革命小将变成接受再教育者,一夜之间,它让千百万从小生活于严密社会组织之中的青少年学生,突然放逐于山高水远之间,成为自食其力的自然人。尽管农村也有基层政权,也有民兵连、贫协会、知青办一类组织。但相对于城市的政府、学校、居民委员会、家庭等结合起来的准军事化的生活环境来说,它们的约束力要薄弱得多。

  “文革”后期的1968年,大量的学生在无政府状态中已日渐疏离主流社会与主流话语。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思考十七年中不能也不敢思考的问题,开始阅读十七年中不能也不敢阅读的书籍。他们的社会交往因失去制约而变得空前广泛与活跃,因而获得了许多原来封闭于教室中所不能得到的阅历与见识──尽管这一切依然是如此盲目如此散乱,他们的思想资源与语言资源依然十分局狭苍白,但毕竟打破了十七年的许多禁锢。他们中间还出现了一批近年来学界所说的“68年人”──中国青少年中思想解放的先行者与探索者。

  千百万知青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这样的状态从一座又一座城市,浸润到中国广懋的原野山乡、边陲荒漠,去迎接一种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又那么艰难的生活。

  由此,他们开始走向民间,走向现实,走向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

  上山下乡,让整整一代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精神方式。

  我曾想过,如果没有“文革”,没有上山下乡,如果我们的亿万青少年依然在十七年体制的教化与管束下循序渐进茁壮成长,终于成为了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代共和国新人,成为旧体制与极左路线坚定狂热的执行者,那么,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历史的演进与转折该从何处开始?

  于是,我常常会突间然想到,1968年末那个灰暗的冬天,当我们一脚踏入中国乡土的泥泞时,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开始发生了?

  

  乡路·窝棚·唱针尖上的梦

  

  这世界上如果有一种叫艺术的东西,它首先应该是一种心境 ,一种情绪,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然后有人将它们用文字、音响、色彩或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并回到人们心中。我想,

  人类如果没有这一切,该是多么贫乏枯燥。

   1968年冬天,成千上万中学生,带着青春期特有的敏感与惆怅,告别了完全政治化了的城市,来到一个陌生的、陌生得恍若梦境的世界。多年来被强力刺激出来的热情,在辽阔宁静的田野上倏然消解了。人们摘下面具,回到了真实、本原的自身。

  乡下的路,单调漫长,走上一天,偶尔听见远处几声鸡鸣,更让人觉得天地寂寥。卖棉花、送公粮、上水利工地,常常在这样乡路上走着。有时步行, 有时挑担,有时躺在悠悠的牛车上,这寂寥让人的心变得阔大自由,会涌上一段旋律,反反复复地流淌;会想起某一首诗词的意境,默默地吟咏;会远眺一片林子或一片塘水,突然想起列维坦的某一幅画;有时又想起一位令人喜爱的女孩,慢慢将她编进自己的《欧根·奥涅金》的故事。在冬天的原野上, 会觉得自己就是涅克拉索夫那首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中的流浪汉,并无缘地唱起那首忧郁的俄罗斯民歌: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路边……于是,那单调漫长的乡路,便在这样一段又一段的白日梦中变得丰富起来。

  我们常常这样在乡路上流浪,有时是队里的公差,有时是自己扯个理由,丢几天工分告假外出——为远方的几本书或几个朋友,或什么也不为。有一次,我和一位学油画的同学(他现在已是一位画家了)去一个遥远的知青点。夏日骄阳下没有遮拦的乡路上,我们东拉西扯地谈强力集团,谈巡回展览画派,谈各种读过、没读过的名著,谈意大利文艺复兴……这些今天看来已经非常过时非常俗套的话题却让那条乡路变得格外动人。突然,他停下来,朝着劳作的农民喊道:“哎——到米兰怎么走——”一位农民抬起身,朝前方指了指,于是我们继续前行。

  每年冬天,总有很长时间在水利工地上, 那时我们在挖一条数十丈宽,百多公里长的人工河,一条真正的大河。(那是我一生中最劳累最饥寒交迫的时候,胡罗卜和长虫眼的干蚕豆,成为我们的主粮之一。)那条河离我们村子很远,要走两天。我们有时住农民的堂屋,有时住用竹竿和芦席搭起的临时工棚。有一次连工棚也住满了,我们便用几辆运柴草的板车斜搭在农民的屋檐下,挂上塑料布和草帘,铺上稻草和棉絮,算是一个避风雪的窝棚了。四个男生躺下,像四条动弹不得的牙膏。踏着晨霜出工,顶着晚风返家。吃过晚饭,早早钻进被子,两人共一盏马灯,各自读起书来。于是邦斯舅舅,于连,英沙罗夫,安娜,高老头,亚瑟,冬妮娅,罗普霍夫,约翰·克利斯朵夫和那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小弥娜……许许多多的人们,带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灵,穿过整个世纪,穿过漫漫冬夜原野上呼啸的寒风,来到这个窝棚,与我们一起品味一个那么陌生又那么亲近的世界。白天所有的劳顿饥寒都远远遁去。冷雾中的伦敦,喧嚣中的巴黎,俄罗斯冬天苍然的田野,刈过的麦地上落下一群白嘴鸦;还有那永远充满激情充满忧郁的庄园或斯巴达克斯博击的古罗马斗兽场,都以一种远非本原面目的特殊形态与情绪与我们融合了。我想, 这是我一生中真正读书的时候。

  今天,我的几个大书柜中,床底下,箱子里,塞满了比窝棚中多得多的各类书籍,古典的、现代的、文学的、理论的……当年那几十本被许多年轻的手摩娑过,被许多年轻的心紧贴过的名著,也早已变成印刷精美的新版本,还有全套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选集,但我再也寻不回当年在那几架板车搭成的窝棚中读书的心境。许多书,买回来后,便从来没有再翻开过它。我常想,有的书,这辈子怕再也不会翻开它了。?

  一年深冬,伙伴们正在读着书,忽然说起今天是一个同学的生日,便从褥子下面的稻草中拿出几瓶一直舍不得喝的冰凉的啤酒,就着我们下饭的咸萝卜,很温馨又很豪气地喝起来(这些动作都是半偎在被子里完成的)。北风撕扯着窝棚上的塑料,雪籽从许多缝隙中钻进来,落在马灯上“嗤嗤”作响。因为有书和酒,因为有青春的幻想,让我们感到生活美好。

  春天,我们离开窝棚。卷起潮湿的铺盖,掀开潮湿的稻草,我们看见地上匍伏着一片一尺多长的苍白的秧苗,那是稻草上没脱尽的谷粒在一整个冬天长成的。?

  下乡之前,我曾在一个中学生的文艺宣传队呆过,拉二胡和大提琴,指挥过一个基本上齐全的双管制乐队伴奏的四声部大合唱“毛泽东诗词组歌”。我常常从一些旋律中感受到别样的情绪 。一种难以言说但决不是诠释诗词内容的情绪 。还有在那男声、女声的混响中感受到一种人与人的亲近、和谐与爱。我们以青春心绪重新感受音乐。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音乐,那是在半隐秘的,带着罪恶快感的状态下演奏的一些被时下视为“封资修”的音乐,我们常常被自己的演奏,被这种心灵的默契与交流感动得眼睛潮潮的,演奏完后许久不知说什么才好。在那一瞬间,一曲《江南好》或一段《天鹅湖》,即使会让人死去也无怨无悔。?

  在乡下,没什么禁忌了,我们带去的提琴、二胡、手风琴,成为我们青春的梦幻。一天的劳作之后,我们会躲进各种旋律中,任由它们为我们叙说各自的心境。一些从前不会音乐也不爱音乐的同学,也会极投入地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地听着,生涩地将一些歌曲抄录在软皮本上,有的同学从数十里以外来串门,刚坐定就会说,哎,给我们拉支曲子吧!一支又一支,然后是喝酒,然后是唱歌,然后是有人醉了。

  今天,当年那些歌曲已变成过时的怀旧音乐,淹没在成千上万的录音盒带镭射唱碟或卡拉OK中,录制考究的各类新歌如蝗虫一样一片一片落下。但对于我,那些音乐是不能忘却的,它们成为我青春岁月的一部分。

  一年春节,我回城探亲,到从前宣传队一个吹黑管的同学家去(我至今还记得,他和另一个同学在排练诗词组歌之余躲到一个小房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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