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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乡村婚宴乐手

更新时间:2008-09-07 13:11:18
作者: 胡发云 (进入专栏)  

  

  插队时,正是青春惆怅的岁月。知道这一去,会有许多的寂寞与单调。便带了许多的书,还有一把二胡,一架手风琴。二胡乡亲们大都见过,但都没见过手风琴。正是冬闲时侯,便常有一些老老少少到我们知青屋里来,抽烟、聊天、吃我们从城里带来的糖果,或吃他们从家里带来的炒米,炒蚕豆。然后就有人会说,胡哥,拉个琴子我们听。他们一开头就将手风琴唤作琴子,并一直这么叫了下去。我便背起手风琴拉起来。不论拉什么,他们都津津有味地听着。拉了他们熟悉的歌,如语录歌,电影插曲或天沔民歌,他们便都笑起来。

  下乡的头几天,因为手风琴,我和那些农家子弟们便很快熟起来。他们有时会回家取了土铳,邀我去打斑鸠,像是回礼。

  下乡后的第十天,我们湾子那个敦敦实实的小伙子良缘一早来找我。说,胡哥,跟我一起去吃“长伙”(酒席),我的一个亲戚今天接姑娘娃子(结婚)。我说要出工呢。良缘说,我跟队长说了,放你一天假。良缘比我小一两岁,因为是民兵排长,在队里也算个干部,和队长说得上话的。那时乡下很苦,别说吃酒席,就是煮白菜萝卜,也不敢多放油。我说那就去吧。良缘说,把你的琴子背上,我来背。

  他那亲戚家很远,有十多里路。良缘背着那架沉沉的手风琴,和我走在收割后荒凉的田野里,一路说着话。一路兴致勃勃。

  到新郎家,已近中午。一座很老旧的土砖农舍前,用油布撑起了一个大棚,放了几张大方桌,许多妇女正里里外外忙碌着饭菜。大棚外站了一溜乡村吹鼓手,热闹地吹打着,细一看,其实只有两只唢呐,再就是锣、鼓、钹。我们被请进堂屋,良缘给我介绍了新郎的父母亲友。新郎是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稚气未脱的农村青年,一点也不象要做新郎的样子。听良缘说我还会拉二胡,立即进屋去拿来一把二胡,说他正在学拉二胡。那是一把很粗糙的二胡,音色也很差。听我试了几试,新郎便拉我们离开人多声杂的堂屋,进到了他的新房。新房没什么结婚的气象,光线很暗,只有一张木床和一张条桌是新打的,涂了红通通的油漆。见新郎又是敬烟又是倒茶,一副极虔诚极激动的样子,我只好将就用这把二胡拉了几段曲子。新郎又央求我拉拉“琴子”给他听,我又拉了几段手风琴。这一下便召来了外面许多忙碌着的人们,把个本原就不大的新房挤得满满当当。后来有人提醒该去接“姑娘娃子”了,新郎才悻悻地回到自己办喜事的情景之中。

  我也被邀去接“姑娘娃子”,手风琴也依然由良缘背上。一行十多人,浩浩荡荡地开拔了。

  新娘在几里路外的一个湾子。一路上吹鼓手们呜哩哇啦很尽职地吹打着,引来四周田间劳作者的注视,一些孩子兴高采烈地跟在队伍后面。队伍的前面有几面红旗,我一看,是早已散掉了的数年前一些农村群众组织的队旗。旗帜上印着“红联指”“农战队”一类的字样。

  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来到新娘家前,放了一挂鞭,几位新郎的族亲拥着新郎前去见他的亲爷亲娘(岳父岳母)。但亲爷亲娘神色生硬,在大门前一站,拦住新郎一行。新郎忙递烟,递茶礼。亲爷亲娘依然生硬。双方交涉一番,新郎掏出一些钱,亲爷亲娘收下,但还是不让新郎进门。事情僵了下来。新郎狼狈地站到一边,他的几位族亲上前说情,对方却毫无所动,死死拦在门口。那帮吹鼓手们依然远远地站一排,面无表情但尽职尽责地吹打。这期间,良缘几次要我拉拉“琴子”。我极为难,这种情景,哪有拉琴的兴致。刚刚离开完全政治化革命化了的城市,一下见到农村中这最真实的一面,有如透过舞台的帷幕,瞧见后台的杂乱破败一般,让人很是惶惑。这算是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课。见我不愿意,良缘也不再勉强。找个土堆让我坐下,说,乡下结婚就是这样的。亲爷亲娘在接姑娘时要尽量向新郎要钱要物,但最后迟早是要把人放走的。

  就这样,双方都极有耐性地厮磨着。那帮乡村吹鼓手们也极有耐性地吹打着。一早出门,我早已饿得不行,还不知这场接新娘的拉锯战得拖多久。

  又交涉了几个小时,据说新郎又给了一点钱,亲爷亲娘这才放了姑娘出来。姑娘一出门,和亲娘拥在一起又哭唱了许久。哭唱的词有板有眼,还押韵。近乎一种民间戏文。娘唱的主要是抚养女儿的一些往事,女儿则唱这一去后对爹娘的牵挂对弟妹的不舍……新郎和他的族人们便耐心地站在一旁看她们哭唱。眼看天已不早,才最终将新娘迎到了手。更浩荡的一行人呜哩哇啦得胜回朝。

  回到新郎家,新娘便被一群女宾拥进新房,不再出来。吃酒的客人越来越多了。有的也饿了一整天,有的拖家带口,从很远的地方来,准备在这里过夜的。于终年没有什么社交文化生活的乡亲们来说,一次婚宴也算一个重大的节日了。等饭吃的时侯,良缘便让我给大家拉“琴子”。后来,新郎拿着二胡来了,耳语说要我教他拉二胡,便带我走出他家后门,钻进一片摘完了棉花的棉梗地里,坐在一条垄沟边,听我拉曲子,又问我一些基本的技法。我为这个置终身大事于不顾,真心诚意热爱音乐的乡村青年所感动,便耐心地给他讲解,示范一些技法。他也腼腆地一样一样地学着,试着,一副极投入的样子,竟看不出一点洞房花烛夜的幸福与激动,似乎那么多人忙忙碌碌是为一件与他毫不相干的事。

  天快黑了,终于有人循声找到了棉花地里,火烧火燎地说吃喜酒的人早坐好了,却到处找不到新郎。新郎这才很不情愿地起身回去。

  我被安排在上席上坐,与新郎家的前辈们一桌。老人们吃饭极讲礼性,小小吃一口,便放下筷子,说一些家常往事。等主人发话“吃吃吃”,便又小小地吃一口,又放下筷子。主人点哪样菜,便动哪样菜。有几个菜上的盖碗,久久地扣着,似乎不准备揭开了。而那些后生们婆婆媳妇们的几桌,则早已抢得昏天黑地。菜不算少,但大多都很普通,一碗米粉,几块年糕,都当一碗菜的。有点油荤的,大概就是几碗粉蒸肉,腌咸鱼之类。我这一桌没揭盖子的,恰恰就是这么几碗能解馋的。

  早上出发时,知青组的伙伴曾要我带点喜糖回去。但在整个婚礼上我似乎没见到糖,心里着急回去如何交差。后来,桌上的几个盖碗终于揭开了,老人们的酒饭也差不多吃完了。快散席时,我快快地掏出一张垫坐的报纸,将剩下的小半碗咸鱼倒上包了起来,揣进棉衣口袋。

  酒席后,新郎家里人让我在堂屋里为来宾们又拉了一些曲子。乡亲们对这个如风箱一样,拉拉扯扯又能发出好听音乐的东西极喜欢,一边听一边发表各种酒后的评论。只是新娘始终没有露面。

  告别时,新郎说要拜我为师,以后要到我队上来找我学艺。后来他果真来过一次,但往后再也没来了,不知为什么。

  回队的路上,良缘知到了我拿咸鱼的事,拼命地笑。他说,这“长伙”要吃好几天的,主人有意要省下一些,给下一餐吃的。

  回到我的知青屋,同学们都还未睡。我拿出报纸包的咸鱼,说这就是喜糖。十个人,一人一块还不够。记不清是如何分配的,但那香鲜的味道,我想大家一定印象深刻。那时侯,我们很不容易吃到一点荤腥。

  那天是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我二十岁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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