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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红鲁艺

更新时间:2008-09-05 10:31:13
作者: 胡发云 (进入专栏)  

  

  “红鲁艺”是文革初期一支中学生文艺宣传队的名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我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大串联之后,乘一艘美国登陆艇从上海返回武汉。那艘登陆艇的舰首宽宽的,象一个上大下小的梯形。前后甲板都很大,上面搭满了芦席棚,里面挤满各地的红卫兵和大中学生。舰的底舱也很大,也挤满了各地的红卫兵和大中学生。我想,当初造它的美国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它日后会派上这种用场。我不知道这艘美国登陆艇怎么会留在了中国大陆,大约是它的航速太慢,来不及开走。它每小时只行驶六、七海里。于是这一段航程,成为我本来就很孤独很寂寞的串联旅行中最孤独最寂寞的一段。

  到那时为止,轰轰烈烈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半年。尽管一开始我也兴奋过,激动过,如同回到五四、抗战、一二·九那样的情景中,就象我读过的《青春之歌》那些小说一样,但很快我就发现,这么一场富于刺激性、挑战性的革命、从少年时就盼望了那么多年的革命,不是属于我的革命。这种感觉是从学校成立官办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卫兵组织,从班上那些出身工农、革干、军干家庭的同学喊出“自来红万岁”的口号时就开始了。它不光不属于我,甚至会威胁和压迫我,因为我不是“自来红”。我父亲是一名医生,解放前还曾做过国民党部队医院的军医。尽管他唯一亲历的战争,是与日本人打的那场著名的金牛之役,以后便一直在后方医院,但他毕竟是穿国民党军装而不是八路军军装的医生。况且,当时连武大校长、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省委宣传部部长曾淳这样的共产党的知识份子都成了黑帮内奸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那个火红的夏天,我成为逃避者,旁观者,或尴尬的参加者——比如开会,游行,集体到武大去参观批判武大“三家村”的大字报。我最怕集体喊口号、唱歌或在游行队伍中扭秧歌……那会使我觉得我在做不是我真情真心愿意做的事,尽管那时我和我的家庭尚未受到什么冲击——我唯一的一张大字报是我同位的一个女生写的,她说我和她同桌一学期却从来不跟她说话,是瞧不起工农出身的同学的表现——但我看见了在许多班级的忆苦思甜会上,那些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同学,被人骂作狗崽子、吸劳动人民血汗长大的小吸血鬼,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许多这样出身的同学也流着泪痛骂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看到了那些级别较高的老师被剪了阴阳头,系着领带挂了高跟鞋顶了痰盂在烈日下跪在操场上。看到了我们学校那个叫陈邦鉴的数学老师在蚊帐中用剪刀剪断了自己的喉管,从半夜一直挣扎到天亮才死去。看到了那个叫许简的政治老师,因为将自己写的一些格言警句印成一本“三言两语”,而成为我们学校头号大批判靶子。看到学校教学楼上那条“红色恐怖万岁”的大标语……

  那时我已写了好几年的诗,并将它们抄录在一个红色缎面日记本上。上高中以后,我曾拿给那个很喜欢我的作文的语文老师看过,他还用红笔改正了上面的一些错别字。那些诗,大多是一些少年的情愫,如《春晨》,《夕阳的海边》,《小流星》,《小溪流》(许多年以后,这些少年之作作为我创作的一段历史记录,陆续发表了一些)。也有内容比较革命的,如《黑孩子约翰》,《敬礼,非洲兄弟》,《毕业歌》,《在退队仪式上》及写给董必武老人的诗。(董必武曾在我上初中的那所中学工作过。我读初中时,他曾为我那所中学题过词。)但还有一些诗,在当时看来是消沉、孤寂、小资调甚至是修正主义的。如有一首《想往》,便叙说了对一个星球的想往,那上面没有阶级、战争、饥饿和瘟疫,没有国界来阻隔人们,大家信仰的是同一个主义(这首诗后来也收入我的诗集《心灵的风》)。这些诗,甚至包括前面那些诗,拿来批判,是极容易的。我想了很久,终于只撕去了其中两三首,然后将那红色的缎面日记本在家中找个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后来,我一直庆幸自己的那一念之举,使我少年时代的一些情绪与心境得以保存下来。

  八月,运动渐渐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红卫兵们常常外出抄家或参加什么活动,我便可以不去学校了。我几乎天天独自一人到长江去游泳,到几所大学去看大字报,听辩论。不久,大串联开始了。这时的大串联还是由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红卫兵指挥部及班级文化革命小组指派的,基本上属于“红五类”的特权。我第一次面对了与我的同龄人在一个我很看重的具体待遇上的差异。但我不能不接受它。那段时间,我的内心是复杂的。一方面,渴望成为这场革命的参与者——这种渴望与其说基于对革命的向往,不如说对某种行为本身的向往。另一方面,又保持着排斥、抵触的孤傲情绪。学校曾发生过几次关于那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激烈辩论。这些辩论实际上主要是在“红五类”之间进行的,其他同学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即便有,也只会将结论复杂化。)有几次,我都想上台去,将我想过许多遍的话说出来。我想说说马克斯、恩格思、列宁、毛泽东,还有鲁迅、周恩来,说说他们的家庭和经历,来反证这副对联。但我终于没有上去。我知道,那是一个靠气势,靠情绪而不是靠道理说话的时刻。

  到了十月,大串联已变成了所有学生的个人行为,报上已开始用“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革命师生”,而不再仅仅用“……检阅红卫兵小将”的字样。学校工作组撤走了;南下的学生开始围攻省委;从北京方面传来了一些重要说法,是关于党内的问题,关于中国的“赫鲁晓夫”;前一段学校被揪斗的老师和被批判的同学,也不再成为运动的唯一焦点。在这种于我来说已变得稍微宽松一点的气氛中,十月下旬,我与另一个男生挤在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列车中去了北京。在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在北大、清华、中宣部、中央音乐学院,我一方面为那宏大的场面,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看作神一样的毛泽东主席,为那些惊心动魄的大字报大标语所感染所激动,一方面,仍为一种置身局外的寂寞所缠绕。就是在人海汹涌的天安门广场上,我也依然有一种深深的疏离感。在北京,在上海,我基本上独自行动,因为我希望去了解一下文学界音乐界电影界的情况,了解一下我从小景仰的那些大作家、音乐家、电影演员的境况。我看见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了牛鬼蛇神。那次去中宣部文化部,正碰见批斗贺敬之等一批作家、诗人。那时,我几乎读过贺敬之公开发表的所有诗篇。他的许多诗,包括象《雷锋之歌》那样的长诗,我都能整篇整段地背诵出来。而他也成了三反分子。这使我隐隐感到,这场运动已不完全象我前几个月理解的那样了。北京的一些高校,已出现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中国首脑人物的大字报。但同一时刻,他们又出现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行列中。一些运动初期因反对工作组,反对官办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反对单位领导而被打成小爬虫、反革命的师生及其他人,已被平反、解放或对他们出现争议而不再是一边倒了。这一切,与前几个月斗老师,斗同学,斗地主资本家比,已迥然不同,充满一种神秘紧张的气氛。

  那段时间及其后几个月中,对我最大的震动与改变,就是对许多人的神圣感与崇高感轰毁了,原来他们也贪财,也玩女人,也干一些不光明正大的事;也叛变过,也怯懦过,也斤斤计较过级别待遇甚至为此哭泣过……在心里深处,我觉得这些是比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不可原谅的。

  尽管如此,直到我从那艘登陆艇上下来,踏上我的城市之前,我依然是一个旁观者。我希望参与,希望在这一场神圣浩大的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寻求青春的价值青春的证明。那是我十七岁以来全部的教育所教给我的。我想,对于当时绝大多数都经受过这种极端统一的教育的少男少女来说,不论其当时的境况如何,这种内心的冲动是相同的。

  回到学校,发现一切都大变了。学校很冷清,一条“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巨幅标语贴在最醒目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在用各种各样的观点讲着各种各样的事。再没有由校文革委与红卫兵指挥部组织的统一行动,又成立了另一些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组织显然区别于以前那种红卫兵,加上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红旗”、“井岗山”等各种前缀词汇。而且各个红卫兵组织还有自己独特的名称,如:“红旗公社”,“生死决战兵团”,“千钧棒”,“斯巴达克斯兵团”……大的有数百人,并与校外同类组织形成序列。小的几人,十几人。还有一个“一人战斗队”。这些红卫兵组织的成员,有的是从老红卫兵(当时老红卫兵因为不加前缀并与大多数其他红卫兵组织对立,已被贬称为“三字兵”,这种改变是富于挑战性与刺激性的,它不但蔑视了几个月前那种“自来红”的神圣与权威,甚至使人联想到毛泽东主席,因为他那张著名的穿军装的照片上,就是佩戴着这种只有三个字的袖章)中分裂出来的,他们大多数是其中的工农子弟。或原来是军干、革干,后来突然变成了叛徒、特务、内奸、黑帮、三反分子、走资派家庭的子女。一部分是运动初期处于中间状态的职员、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或小工商业者的子弟。还有一些出身高级知识份子家庭、一向胆小文静的女生,甚至有一批是运动初期的“狗崽子”们,父母自杀、被关被斗、被报纸点名的“从里到外”都黑透了的“黑五类”。他们有的还成为一些组织中很活跃,很有实力的骨干。大多数组织都有自己的油印工具、广播器材、对外联络站及袖标、旗帜、印鉴、活动经费及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几条标准观点——二十年后,当我见到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及更多比他们年轻的人,以同样的热情,同样的风格组建各种公司的时侯,感到又亲切又熟悉又无可言说。

  那时,学校党组织已瘫痪,省委市委也处于招架、维持之中。并且,“资产阶级”这个字眼,这个多少年来只因生活经历、社会职业、经济状态甚至思想而用于特定的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字眼,已经用在他们头上,而且是主要地用在他们头上了。最先这样用的,是我们全国人民都很崇敬的毛主席。这使这个本来就严厉又含混的字眼,又有了更多的解释。我想,这对于长期置于它阴影之下的一部分人,无疑是一种宽释与转移。

  我去过学校几次以后,决定不留在学校搞运动。一个原因是,半年以来,我已和学校的运动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一切于我来说已变得陌生。另一个原因,是我在回武汉的那艘登陆艇上看了一场演出。节目非常简单,就是一些歌唱毛主席的歌曲。乐队只有一把二胡,一支竹笛,一把小提琴。但那音乐,那少男少女的嗓音,还有他们之间在演奏与歌唱时的那种和谐,不知怎么特别地打动了我。或许是几个月来看过太多的狂热、凌厉、粗暴与恐怖,此时这些音乐变得格外温馨美丽。我一直喜欢音乐,也做过音乐梦。学过二胡,小提琴,钢琴,还作过曲,参加过学校的文工团。我觉得我能找到一种更适合我的革命方式与生活方式,那就是组建一个自己的文艺宣传队——那个时期,于我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时期。

  我找到我读初中时校文工团一个关系很好的同学何帆(现在湖北省作家协会工作)。他当时在华工附中读高二。如我一样,他也一直游离于学校的运动之外。他父亲是一个化工技术人员,解放前曾与朋友合开过一家药店,因而成份定为工商业。他母亲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发配到一个农场劳动去了。他是一个很聪明,也很有文学、音乐天赋的少年。他的大哥是武汉歌舞剧院的民乐演奏员,曾去过日本、香港演出。听了我的想法,他也很赞同。于是,我们拟定一个招生方案,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招收宣传队员。我们将招生中的政治条件定得比较宽松。我们知道,许多有文艺才华的人,往往政治条件都不好。我们希望组建一个水平上乘的文艺宣传队,所以我们说欢迎一切愿意革命,愿意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同学,包括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的同学与我们共同战斗,共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它将是独立的,不隶属任何组织。我们为这支文艺宣传队起了一个名字“红鲁艺”——它的来源当然是延安的那个“鲁艺”。尽管当时我们已经知道,一些延安鲁艺出来的艺术家们已被打成黑帮、修正主义份子,但我们还是取了这个名字。这个在今天看来已是很正统很革命的名字,在当时与其他火辣辣的名字相比,多少还有一点浪漫情调和小小的政治忌讳。

  整个策划完成后,我们便到武汉歌舞剧院及其他地方借了一些乐器,在湖北艺术学院要了一间民乐排练厅,在市委办了革命群众组织的登记手续并领到了一笔经费……真是大革命了,一切按常规不可想象的事情,都可以办得到了。只是有的顺利一些,有的困难一些而已。十二月中旬,我们将几份花花绿绿的招生广告贴到司门口大桥,汉阳门轮渡码头,江汉路原《长江日报》社……那一年,武汉的冬天特别冷,雪化后又冻成冰,连浆糊也结了冰。我们只得将结了冰的浆糊先放在手心,用体温将它溶化后再抹到墙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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