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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河:作为语词复制的“模仿”

更新时间:2008-09-01 18:27:20
作者: 李河  

  它不是 以某个理念性的“型”为直接原本,在最好的意义上,它只是以这个原本的摹本为原本 ,是对这个“型”的文字再现物的“再现”。这种“模仿性翻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 “只问文本的意思,不问该意思的真假”。其次,我们应当看到,“翻译”并不因此就 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柏拉图关于“教化性模仿”的讨论已经表明,理念性的“型”必 须通过人的“模仿”而作用于人的习惯——第二天性。也就是说,它只有通过教化性模 仿作用于人内心的“型”。

  

  由此联想到另外一个英文词mim-mem,它直接脱胎于mimesis,因此也表达模仿之意, 但却特指通过“复述性背诵”的模仿。目前有中国学者在讨论“经典诵读”对传统经典 传递、对人的心灵塑造的重要意义。显然,它是“语内翻译”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原本 指向性”翻译形态。总的说来,我们可以发现三种典型的“原本指向”翻译:

  

  其一,以“型”、规则或尺度为原本指向的翻译,这是科学逻辑认识论的基本内容。

  

  其二,以传统的“经典”和观念为原本指向的翻译,“背诵”是其极端形态。

  

  其三,以外语文本为原本指向的复述性翻译,狭义的“语际翻译”是其极端形态。

  

  这三种“原本指向”的翻译对形成人的内心的“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对再现性知识的再现”对人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三、与“模仿”有关的几个假设图式

  

   “语际间的”文本翻译不同于绘画对对象的模仿,不同于文字对事件的叙述式模仿, 它是文字内容对文字内容的模仿。这种模仿的理想目标是在译语共同体中最大限度地复 制原本。在这个意义上,“语内翻译”情况下的“经典背诵”似乎才是它的典范。

  

  但“语际翻译”无法达到语内性“经典背诵”的程度。因为后者作为复述性翻译,其 特征是把“原本”以“原原本本”的方式在内心完全复制下来。这种复制使背诵者成为 “原本”的载体。背诵者在背诵中不仅领会原本的原意、原本中那些可能具有普遍性的 观念,而且模拟着原本特有的语言风格和叙述趣味。因此,在背诵中不存在对原本的本 质性内容和非本质性特征的区别,它假定原本的一切都是本质性的。在任何传统型社会 中,“背诵”都是首要的教化方式(注:利科在分析“神话”时曾经指出:“在背诵的 意义上,神话的力量在某一特殊语境下会重新恢复。在这里,文本只是文本,阅读照样 存在于文本之中。”参见陶远华等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159页。)。在这里,传统的含义不仅表现为“源头回溯性”,而且表现为严格 意义的“心灵复制”(注:实际上,在现代科学教育中,“背诵”依然具有相当重要的 地位。学生对各种科学公式的背诵往往是理解和应用的前提。然而,即使“背诵”也并 非完全相同的复制,背诵文本的语音、语义乃至所嵌入的环境都会变化。对此我们暂时 忽略不计。)。

  

  作为心灵复制的“背诵”是在记忆的意义上满足着A = A的要求。心灵复制很像一个原 本的物理复制过程。在后者中,原本A通过抄写、印刷或数码技术被复制成多份。它在 物理的意义上满足着A = A的理想。无论心灵复制还是物理复制的“同一”显然都不同 于先天命题的“概念同一”,如“所有的单身汉都是不结婚的男人”。在那里,“不结 婚的男人”先天地被包含在“单身汉”的概念中。A = A的概念同一在语词水平上是由A = B的语词关系来实现的。它的意思是说,语词A和语词B表达着同一的语义。

  

  关于非先天的、心灵复制意义的“背诵同一性”的讨论并非多余。因为由此我们可以 观察到“语际翻译”与“背诵”的差异:“背诵”是原本的“原原本本的”文字搬移, 而跨语言的翻译显然做不到这样的“原原本本”。西语中的“狭义翻译”一词本出于拉 丁语,即translatio。它的字面含义是to carry over on the other side,即“将… …搬运到另一方”。它包含着一种特定的地理性含义,即“将亚德里亚彼岸的文化体搬 运过来”(注:参见Jean Grondin:Sources of Hermeneutics,P26。原文为to carry a body of culture across the Adriatic。)。显然,这是罗马人的观念,他们用“翻译 ”特指对希腊文化的学习。

  

  切斯特曼在《翻译的观念因子》一书中观察到,To carry over(搬运)蕴涵着一种关于 翻译的“道路图式”(a path schema),即原本A通过翻译被搬运到对象语言中,从而形 成译本B。这种“搬运”与从A到B的物理运动不同。因为在物理运动中,当A被搬运到B 之后,A就不存在了。语际翻译则完全不同。在那里,原本A中的某些内容虽然被搬运到 译本B,但原本依然保持为原本,没有失去任何东西。而译本所获得的也并非原本的全 部内容,而只是“可搬运的内容”。

  

  由此可见,翻译,即使是理想的翻译,也并非是使A文本完全化为B文本。由此,我们 可以进一步问:需要满足哪些基本条件才能使我们有意义地说B文本是A文本的模仿性翻 译?为回答这一问题,人们通常会借用另一种图式,即“载体图式”(a containerschema)。它的意思是说,A文本的符号整体所承载着的内容或意义被搬运到B文本中。

  

  然而,载体图式使翻译这种“模仿”活动变得更加复杂。仅就语言而言,它可以分解 为以下三个问题:

  

  问题一,从所承载物来看,“原本”是否包含着被称为“确定语义”(determinedmeaning)的所承载物,并且,这种语义可以被另外一个承载者所接纳?

  

  问题二,载体A与载体B存在着哪些可识别的对等或等值关系?

  

  问题三,载体总是以某种方式承载意义的,这些方式之间是否可以转换?

  

  问题一对于谈论“理解可能性”或“翻译可能性”来说具有关键意义。因为人们通常 可以把作为所承载物的“语义”理解为一个“值”(semantic value)。它的意思是说, 该值是由取值范围来确定的。所谓取值范围,就语言内部的关系而言,是随着不同的语 言单位的层次(如语词、语句和语句连接的整体)而变化的。譬如,在语词水平上,语词 的语义可以取决于词典——词典概括了一个语言共同体对语词和语义的约定关系。在这 里,正如利科所说,“语词的多义性”(polysemy)构成了语词使用、联想和理解的多种 潜在可能性。而在语句的水平上,语词的语义为了满足使用者的表达要求而经过“选择 ”,因此,一般而言语句水平的表达较容易获得单一语义。语句的联系构成文本整体。 从联系的意义上,文本整体获得一种所谓主旨性意义(purport);而从循环关系上,这 种主旨又反过来使语句甚至语词获得了一些字面之外的含义。如果再引入作者和阅读者 的表达和接受语境等外部环节,语义的取值范围就更加难以确定,这就决定着表达式的 语义值是难以确定的。

  

  然而,要达成一种理解和翻译,“语义确定性”是个必要的假设。阿贝尔在讨论美国 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的符号理论时曾概括了符号三元素,其中第二个元素就是,“如 果不假定一种被视为可再现的、可知的真实世界的存在,符号对意识来说就不可能具备 再现功能(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注:参见Towards A Transformation ofPhilosophy,Routledge & Kegan Paul,1980,第102页。阿贝尔引申出的其他两个元素 为:“(1)如果没有基于物质符号载体(material sign vehicles)一种真实的符号中介 物,就不可能有关于某物之为某物的知识;……(3)如果没有一个真实解释者的解释, 就不可能用符号将某物再现为某物。”)。而对于再现这个真实世界来说,最容易实现 这种意图的语言单位既不是作为较小语言单位的语词,也不是作为较大语言单位的语句 联系整体,而是语句。对那些可以从特定语境中剥离出来的语句来说,对那些可以满足 一句一义的逻辑语句或理想语句来说,“语义确定性”是一个可实现的理想。而这个理 想语句实际上包含着一个“第三者语句图式”,即语句A和语句B所共同表达的那个语句 。W.本亚明称之为“纯粹语言”,而分析哲学则称之为“命题”。

  

  这个“第三者语句图式”成为译本对原本的语义模仿的实现条件。它确定了语义翻译 的基本含义:从文本A向文本B“搬运”文本C。

  

  问题二涉及的是语际之间语言载体与载体的关系。在这里,翻译的模仿关系是由“对 等性”(equivalence)概念来表达的。载体的等值固然是以语义的最大限度的同一性为 前提的,但在自然语言中,一个大致可以确定的语义却可以由不同的语词符号来表示, 这正是雅各布森所说的文本翻译即rewording(语词重组)。因此,译本中可选择的语词 单位应当尽量与原本的语词单位形成可识别的等值关系——“等值性”成为语言载体模 仿的基本判断标准。

  

  美国学者奈达和英国学者卡特福德都就“等值”(或译为“对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 、十分具有影响力的语言学研究。相对于奈达所强调的“信息对应”,卡特福德更强调 “原本/译本”之间在语言上的“形式对应”和“文本对应”概念。

  

  所谓“形式对应”又常被表达为“语法对应”,它包括语言单位的等值和语词联系规 则的等值。卡特福德提到的语言单位包括句子、子句(clause)、词组(group)、单词、 词素(morpheme)这五个部分。他明确指出,这种划分是参照英语和法语作出的。所谓逐 词逐句的“直译”就应当是这些语言单位的等值性替换[5](P20-22,39)。然而,不需要 太多的语言知识,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种语言单位的对应在不同自然语言之间存在着明 显的差异。比如对中文这样一个缺少英文那样的词素和子句的语言来说,它对任何一种 西语的语言单位对应都与西语之间的对应不可同日而语。

  

  在“形式对应”中,卡特福德还讨论了基本语法范畴的对应。他同样是参照西方语言 的通例概括了以下几种语言范畴:

  

  1.基本语法范畴,包括语法中的词性、名词的性、数、格、冠词以及人称形式等。

  

  2.从属语法范畴,包括动词的时态、语态、情态和变位等。

  

  3.功能语法范畴,包括主语、谓语和宾语等[6](P132)。

  

  他认为,翻译就是用译本语言中的这些语法范畴去对应、替换原本语言中的语法范畴。

  

  不用说,在所有语言之间,比较唯一容易实现等值的是“功能语法范畴”。而对汉语这样一种既缺乏名词的性、数、格形式,也缺乏动词的时态、变位规则的语言来说,它 与西语在语法范畴上显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相对于“形式对应”观念,卡特福德的“文本对应”观念似乎具有更大的普遍性。这里不是将文本视为由语词、句子简单复合而成的整体,而是强调文本自身具有一种独特 的叙述格局。在这里,文本结构被理解为文本意义的基础。

  

  意义是一种语言的特征。一篇原语文本具有原语意义,译语文本具有译语意义。这是必然的现象。我们因此可以按照J.R.Firth的办法,把意义定义为:由各种语言形式, 包括文本、文本中的论题项目(item-in-text)、结构、结构要素、类别(class)、理论 系统中的术语项目(item-in-system),以及其他任何可能的形式,构成的“总体关系网 络”(total network of relations)[5](P42)。

  

  显然,由于任何文本的总体关系网络是独特的,因此在原本与译本之间建立起可识别的关系网络对等是相对容易的。如果一个译本能够反映出原本的标题、篇章节目、基本 术语符号的相对稳定和一致的使用、相关索引指涉以及最重要的,它的作者等因素,人 们就足以认定该译本与原本存在着起码的可识别性等值关系。

  

  必须指出的是,不同自然语言之间在语言载体上的“等值关系”是不同的。按照卡特福德的说法:“文本等值关系和形式对应关系之间的差异程度(degree of divergence) 是衡量语言类型差异(typological difference)的基本尺度。”[6](P133)

  

  从这个意义上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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