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孙传钊:阿伦特与左翼人士

更新时间:2008-08-29 10:32:10
作者: 孙传钊  

  

  上一世纪90年代,已经去世近20年阿伦特(Hannah Arendt)及其著述再度为欧美学术界瞩目,对她的思想重新进行阐释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她的未结集出版的文章和未公开发表的手稿和书信逐渐被整理、编辑出版,1甚至普通媒体上也常能读到援引她的著述中的文字。欧美之所以再起阿伦特热,笔者就视野所及,大致有两个原因:一,苏联、东欧的演变,冷战结束,让人们回首重温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论断和她独特的政治学说,同时,世界进入了一个她担忧的“公共领域的政治”更加衰退的时代,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经济带来新的相对贫困、宗教信仰、民族之间不断发生的激烈冲突等新的现实政治课题,也刺激人们重新研究、评价阿伦特学说的欲望。二,正如在马格利特·卡诺芬所分析的那样,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与现实政治事件有着难以分割、非常密切的关系,可是她思考方法的却是内省方式,2于是,这种孤独的精神生活与公共政治领域的紧张关系是潜伏在著作中,增加了她的思想复杂性、理解的难度和容易引起研究者产生不同的、对立的阐释,成为争论焦点。但是,阿伦特的著述在今天中国内地的传播,却是另一番景象:没有像施密特成为研究者们追逐的热点,甚至还不远不如保守主义的斯特劳斯那样为人熟知。阿伦特及其著述在中国遭到冷遇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她直接、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实践。然而,值得欣慰的,江苏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这是内地出版的第二本阿伦特的著作中译本。拙文从阿伦特与“左翼人士”3的联系与分歧这个视角出发,结合《黑暗时代的人们》所收的文章,简略地勾勒她的政治思想的一个侧面。

  

  一,《极权主义的起源》和左翼人士

  

  根据伊丽沙白·杨—布洛赫的传记(《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1982),记述,《极权主义的起源》自1945年底开始写作。最初计划是由“反犹太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帝国主义”三部分组成。41947年阿伦特调整了计划,准备在第三部分中,和在前几年已发表的论著基础上写出的前两部分不一样,必须从头开始通过苏联的事例来追究本质的事物。 这一新计划的产生,很重要的原因是:二战结束后,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乌克兰饥荒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等被封锁在铁幕后的旧闻更详尽地传入西方文化界,特别是战后斯大林再度强化“红色恐怖”手段(按照阿伦特说法,二战时期,由于战争,斯大林极权主义统治得到短时期缓和)——和纳粹有类似性集中营——古拉格的传闻引起阿伦特对苏联体制的注意。5当然这些都和周围的人们对她的影响不无关系。正如挚友汉斯·约纳斯在阿伦特追悼会上的致辞所述,阿伦特是个天才的社交家。她的一生广泛交往的友人中不少是“左翼人士”。1963年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友人杰哈特·肖莱姆(Gerhard Scholem)对这本书也十分不满,写信给阿伦特,指责她在书中对纳粹时期的犹太人评议会的批评。肖莱姆在信中说,阿伦特属于左翼知识分子,阿伦特在回信中否定这种将自己归属于“左翼”说法。6但是,肖莱姆的左翼说也不是没有一点“依据”:阿伦特的父母都是社会党党员;她的前夫君特·斯特恩(Günther Stern)一直保持左翼立场,战后作为著名记者(笔名Andens)依然积极地对西方社会进行批判;她佩服的、认为很有才华的瓦尔特·本雅明、加缪、奥登也可以归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知识分子”行列;她虽然很厌恶阿多诺,但是早年与阿多诺也有过交往。7作为“左翼人士”对她影响最大的要算她后来的丈夫布吕舍(Heinrich

  Blücher)。布吕舍加入过德国共产党,参加过卢森堡、李卜克纳西组织的斯巴达克团,亲历过1918年德国革命。她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明确说: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布吕舍把不关心政治的自己引向专注于政治思考的。8由于使用非母语——英语写作,此书撰写过程中,阿伦特得到“极有才气的”俄国血统犹太人、年轻的文学史学者凯金的不少帮助。以后凯金在《纽约的犹太人》(Alfred Kazin, New York Jew ,1978)一书里提到:1950年夏与阿伦特夫妇的交往:当时《极权主义的起源》书稿已经基本完成,阿伦特夫妇俩经常围绕共同的哲学话题进行讨论,讨论时那兴奋和喜悦的样子让人难以想象。9我们从《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援引的文献也可以看到布吕舍对该书第三部分《极权主义》写作的间接影响。比如阿伦特引用的《在斯大林秘密机关工作》(Walter G.,Krivitsky, In Stalin’ s Secret Servuces, 1939 )是1937年逃往巴黎的原苏联秘密警察克利维斯基的回忆录,言及布吕舍的朋友——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勃兰特拉在莫斯科指导下,1923年举行过“德国10月革命”,最后成为失败的替罪羊那段历史。布吕舍参加过1928年勃兰特拉建立“反对派”,与勃兰特拉的往来保持到30年代初,所以,当年布吕舍直接或间接听到过勃兰特拉对莫斯科的抱怨。10又如,萨瓦林的《斯大林》(Boris Souvarine, Stalin:A Critical Survey of Bolshevism,1939)和图兹恰的《斯大林》(Isaac Deutscher, Stalin:A Political Biography,1949)也是阿伦特引用的文献,前者曾是法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后者是波兰犹太人,早年加入波兰共产党。两者也和克利维斯基一样,最后是遭遇被莫斯科清洗的命运。所以,阿伦特写完前两部后,酝酿写作第三部的计划,受到丈夫布吕舍及其他“左翼人士”的影响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不是不可思议的。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还引用了“研究布尔什维克主义卓越的专家”沃特马·古里安的著述。古里安曾师从马克思·舍勒和卡尔·施密特,30年代初和阿伦特相识,阿伦特以后不仅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收入了追忆古里安的文章[第九篇《沃尔特马·古里安的人格》(The Personality of Waldemar Gurian),是1955年为《纽约书评》的纪念古里安逝世专辑写的追悼忆这位友人的文章],而且,1953年曾特意为古里安的《布尔什维克:从开始到苏维埃共产主义》(An Introduction to Soviet Communist,1952)一书写了书评《理解共产主义》(Understanding Communist)。在书评中,她盛赞古里安的著作“是据我所知的、最好的批判地讨论布尔什维克历史的著作”,准确地把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归结为三个特征:一,斯大林体制是从马克思开始,经过列宁发展而来,是一贯的;二,布尔什维克是世俗宗教;因为彻底世俗化造成失去了超越的目标;三,把完全追求现实作为终极目的,体制上只能转向极权主义。11这篇书评也显示了阿伦特受到古里安的启发,开始转向对马克思思想的关注、研究,注意到与纳粹种族主义相比,马克思思想中含有的西欧传统的要素,因此某种程度上被正当化了,世俗世界很难避免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方法诱惑。12从2002年出版的《思索日记》(Denktagebuch), 来看,虽然1951年阿伦特就开始思考马克思关于劳动的论述,但是,比较集中思考马克思劳动观是从1953年春开始,这些思想,以后都在《人的条件》中系统地表述出来。

  《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把苏联古拉格集中营制度和意识形态宣传一起作为与纳粹政权类同的极权主义体制的标志,但是因为时代的限制,除了利用“原共产主义者”的回忆外,该书中缺乏更加翔实的印证材料。13所以,人们批评这部著作“不是历史的描述”、“过于哲学般论述”,14在这篇书评中阿伦特还间接地回答了这批评:

  古里安选的主题是历史学家们感到最困难的一种。即使由最值得信赖的历史学家来准备苏维埃研究,也会为实证资料不充分发愁。苏联的档案馆从来没有公开过,我们不清楚布尔什维克体制是否会留下叙述实际的历史的资料。不幸的是,在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们也越来越对出典失去了兴趣,关于苏联的研究文献中,也越来越显示出这个趋势。因为关于这个主题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不得不依赖二手资料。其他的学者往往因为资料欠缺,利用苏联政府提供的材料,屈服于布维什维克的宣传,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材料比体制的牺牲者和个别政府官员自白更加容易到手。古里安没有跌入这个陷阱,解决的办法是避开单纯的叙述事实,集中力量分析意识形态。15

  阿伦特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因为写作目的是为了使得自己的主题能够在未来世代的关心和记忆中留下来,所以要把历史记述高度正当化”。16 这一经验值得研究现代中国学人注意,问题是如何提高自己的学养。50年代后,不仅可以利用1945年开始写作时未能利用、逐渐出现新的实证材料,比如,纽伦堡审判的记录、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报告。所以,后来该书第三部分几经补充、改写。1955年的德文版和1958年英文第二版都增加了《意识形态和暴力》一章;60年代因为中国文化革命的兴起,又开阔了阿伦特的视角,1968年再版的英文版第三部分的《结语》和《序言》部分又作了改写。然而,阿伦特也坦率承认,所掌握的材料和文献,对于中国的了解程度还不如30年代苏联,可是,她认为:即使苏、德、中三国因为国民历史传统不同,表现出来类型有不少不同的地方,但是这些相异之处,都与统治形态没有直接的关系。极权主义统治与其他专制、独裁统治不同的标志:“所谓极权主义,就是无论谁都不能与它共存的唯一的统治模式”。17另一方面,阿伦特看到斯大林死后,随着权力斗争和集体领导,赫鲁晓夫掌权以后的苏联已经不是严密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体制了,但是,她指出,只要苏联的一切权力不是在根本上合法的话,处于一种“无法”状态,那么就有可能不用伴随大的动乱突然回复到极权主义形态。18这两个论断,很值得前些时候围绕如何区分极权主义与右翼独裁、专制体制展开论争的中国学人注意。

  

  二,原共产党员和历史主义

  

  1948年阿伦特曾在纽约的左翼知识分子和工人聚会的场所——兰德学校(Rand School )进行过演讲,这学校有许多她的左翼朋友,她的那次演讲,首要的话题批判美国左翼知识分子40年代出于对苏联的失望使用的所谓“反斯大林主义”口号。阿伦特尖锐的警告,虽然是批评当时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特有的幼稚错误,19但是,对今天中国读者也不是没有教益的。阿伦特指出,“反斯大林主义”并不反布尔什维克主义,也不反对极权主义是要害。就如“反希特勒主义”是罗姆或者施特拉瑟兄弟出自纳粹党内的反对派一样,“反斯大林主义”最早出自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如类似的还有“反布哈林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反托洛斯基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的斗争”等等。这样的口号带来两个危险:第一,混淆敌我。德国不少往昔的纳粹主义分子今天也是坚决的反斯大林主义分子、铁托也是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并且还会把真正的反极权主义者同敌人放在一起。第二,最具有危险性的,即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方法变得僵硬了。原因是他们不愿正视自己的过去,坚持过去的信仰,不愿意对照经历的过去的事实重新反思——把那个时代所有的激进的运动和俄国革命等同起来,更加痛心的是对俄国革命幻想完全破灭之后,还坚持这样的立场。20

  在1951年的《鸡蛋的呼声》、1953年的《原共产党员》两篇文章中,阿伦特把抛弃共产主义信念的人分成两种:“原共产党员”(Ex-Communists)和“前共产党员”(Former Communists)。所谓前共产党员,是指知道了斯大林体制真相脱离党后,大多不会再以政治为职业,不去追求替代旧信仰的新信仰那些人。他们不以自己的全部才能和精力去与共产主义体制斗争,典型人物是毕加索。阿伦特生活中交往的左翼人士大多数只是这种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原共产党员是指那些退出共产党组织后,公开、积极投身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那些人。他们精通对手(以前的战友)的手法,在自由社会充当和共产主义斗争专家的角色。往往因为他们的存在,前共产党员被人们认为在品质、诚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20389.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