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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炼:成乎败乎改革宗?——评克拉克的《重返理性》

更新时间:2008-08-14 17:32:30
作者: 程炼  

  

  程炼(北京大学哲学系)

  

  《重返理性》,[美]凯利·詹姆斯·克拉克著,唐安译,戴永富、邢滔滔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

  

  

  这是一个科学和世俗的年代,科学的世界图景与世俗的价值体系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在前一方面,愈来愈多受过教育的人逐渐相信,科学正在给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的说明。许多历史上的难题现在都有了相应的科学解释,举几个例子:大爆炸理论揭露宇宙的起源;DNA的发现呈现生命的奥秘;进化论显示了生物物种在自然链条上的连续性;而基本粒子物理学则正在走向某种终极理论——说明构成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的成分以及它们遵守的规律。人们相信,科学事业功德圆满的一天,终将到来。人们还相信,对这些成就和前景无动于衷的人,要么是由于教育上的缺陷,要么是由于智识上的蒙昧。在后一方面,愈来愈多受过教育的人愈来愈相信,世界上什么东西有价值取决于它们是否符合人类(或个体或社会)的利益;每个人都是一个自由的个体,一个权利和利益的承载者;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并无天然的外部权威;人类从根本上讲是自爱的,道德和义务不过是人们彼此之间的自由、权利和利益(或许还有其他参数)的合理权衡后的协定。人们还相信,不承认这些的人,要么是未开化的野蛮人,要么是执迷不悟的旧道学家。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无论是科学的还是世俗的,都是革命的产物,是进步的、文明的、人性的,总而言之,是合理的(rational)、智识上够格的。人们还会说,反之,则是不合理的、智识上不够格的。

  

  有一群“反之”者,他们相信非常不同的东西,但他们否认他们的信念是不合理的。他们相信,存在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也创造了人类。他们还相信,人类的行为受制于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即他们的创造者上帝,上帝是一切价值的最终来源。这些人同样生活在科学与世俗的时代,他们所信仰的,似乎与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他们宣称,他们的信仰完全是合理的。他们并不全是日常意义上的善男信女,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受过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教育。他们中的出类拔萃者,甚至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科学家(如哥德尔)、哲学家(如达米特)、文学家以及其他职业者(如史怀哲、特雷莎修女)。单从这些外部条件看,人们无法将这部分人归到教育不善、智识蒙昧、愚顽不明以及执迷不悟的行列中。面对这些人们以及他们的信仰,如果你思考一下他们与前一类人在想法上的冲突,你就在思考宗教哲学的问题。当代的宗教哲学,已经将她的大部分热情,倾注到有神论的信仰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上。由于本文的讨论范围只限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一神论传统的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其他有神论传统中的宗教信仰在此并不触及。除非特别指明,本文的余下部分谈到“宗教哲学”时,指的都是这种一神论的宗教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未名译库·哲学与宗教系列》在2004年推出了两部宗教哲学译著。一本是当代美国著名宗教哲学家艾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的《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该书篇幅甚巨,体系严谨,内容精深,是普兰丁格宗教哲学的集成之作。另一本是本文将要评论的凯利·詹姆斯·克拉克(Kelly James Clark)的《重返理性:对启蒙运动证据主义的批判以及为理性与信仰上帝的辩护》。这两本书都试图捍卫基督教信念的合理性。

  

  在评论《重返理性》的内容之前,我想做一点点背景上的铺垫。克拉克是美国加尔文学院(Calvin College)的哲学教授,在年轻一辈的宗教哲学家中颇有影响。近年来他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了兴趣。克拉克学生时期师从普兰丁格,继承了普兰丁格的宗教哲学思想。克拉克著述甚丰,但与其师不同的是,他大多走的是普及传播路线。这两本书的中文版发行式上,克拉克戏称他的这本小书是“为门外汉写的普兰丁格” (Plantinga for Dummies)。克拉克的原著出版于1990年,此前普兰丁格关于本文将要讨论的改革宗认识论的主要思想已经形成并为哲学界所共知。话虽如此,通俗读物并非都是俗者自通的。这本小册子观点明确、文笔犀利、叙述明快、文情并茂。它不仅是对当今宗教哲学的一些重要成果的出色介绍,而且本身包含着作者自己的丰富的哲学思考。用今天流行的话讲,这本小书有着很高的“技术含量”。这样的著作,在学术界并不多见。

  

  大体而言,当代基督教哲学家队伍,有两支主力部队,分别在“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和“护教学”(apologetics)的旗号下。这里的旗号名字或许有些含混。许多时候,“护教学”是相对于“神正论”而言的。如对恶的问题,神正论想证明上帝有充分的理由允许恶的存在,而护教学则想表明上帝与恶的共存不矛盾。如果读者对这些称号感到不明,尽可不管它们,将它们看作纯粹的标签。另有一支队伍,打着“信仰主义”(fideism)的旗帜,目前在宗教哲学的战场上似已式微。这三支队伍的政策或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持有基督教信念,将他们区别开来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旗号,更要看他们采用的策略或手段。对信仰(faith)与理性(reason)的关系的不同看法,将前两者与第三者区分开来。面对无神论者的指责,如信神是不理性的、在理智上是不够格的,信仰主义者的回应策略是,“对,你说得对,我信上帝的确没有理由、是不理性的。不过,我信上帝是出自信仰,而不是出自理性。信仰是一回事,理性是另一回事,两者完全不搭界。信仰一个东西不需要任何理由,是完全非理性的,是一个毫无根据的跃迁”。自然神学家和护教分子则认为,信仰主义者的这个回应是倒持泰阿、授人以柄,将理性的利器拱手让给无神论者,结果是自毁长城。这两派认为,信仰和理性是搭界的,甚至是关系密切的、难舍难分的。而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自然神学和护教学产生了分野。自然神学家想要证明,如果你是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相信上帝的存在是你的理性所要求的、是必然的,不由得你信不信,若你不信,你反倒是不理性的。传统形而上学中的本体论论证、宇宙论论证、目的论论证等,都是为了给有理性的不信者证明上帝的存在。因此,自然神学是普遍主义的、进攻性的、开疆拓土的。护教学则采纳一个比较弱的立场。它不是想给所有人证明上帝的存在,而是采取一个防御姿态。面对无神论的指责,护教学声辩,对上帝的信仰不是不理性的、蒙昧未开的或智识上低一等的,而是完全可以取得与其他人类知识或信念相等的合理性地位。这三派演出的三岔口,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宗教哲学舞台上的主打节目。

  

  克拉克的《重返理性》在这个大舞台上充当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过去40年里,护教学中最重要的进展莫过于改革宗认识论(Reformed Epistemology)的复兴。改革宗认识论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圣奥古斯丁,而其名字得自16世纪的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所创立的改革神学。当代改革宗认识论的发展应归功于三位著名的美国宗教哲学家尼古拉·沃特斯多夫(Nicholas Wolterstorff)、普兰丁格和威廉·阿尔斯通(William Alston)的工作。但是,在《重返理性》出版之前,这些发展并未得到专门、细致和系统的整理,一些至关重要的论题和论证在文献上是分散的、零星的。《重返理性》的重要贡献在于整合了这些零散的文献,并将它们以明晰的和为一般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不仅如此,这本书还提出了许多深刻和成熟的洞见。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既可以当作了解现代宗教哲学的入门读物,也可以当作这个领域的新近发展的路线导航图。

  

  《重返理性》由两大部分总共四章构成。第一部分以“论证之路”为标题,包含两章。第一章“证明上帝的存在:问题与前景”是对自然神学的有限度的批评。第二章讨论上帝与恶的共存性问题。限于篇幅,这篇评论将略去对恶的问题的讨论。自然神学的核心任务是“力图用自然界的因素或独立于特殊启示的理性来说明上帝的存在”(第12页)。自然神学家相信,撇开来自超自然的资源的启示,人类单凭自己的理性以及人类天然可知的自明假设,就可以证明超自然的上帝的存在。自然神学的历史上产生了一系列的论证,最著名的有四个类型:本体论论证、宇宙论论证、目的论论证和道德论证。在自然神学的大家族里,克拉克只挑出了三个当代成员作为代表来考察,他们分别是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的宇宙论论证、威廉·佩里(William Paley)的设计论论证和理查德·斯文本(Richard Swinburne)的概率论论证。克拉克对所有这三个论证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同时指出了这些论证在捍卫基督教信念的合理性上存在的局限性。在这篇篇幅有限的评论中,我无法讨论克拉克书中对所有相关论证的论述,只打算评论其中对宇宙论论证的分析。

  

  克拉克对宇宙论论证的讨论是以美国哲学家泰勒的版本为样本。泰勒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当代的宇宙论论证。参见中文版,理查德·泰勒:《形而上学》(晓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这个论证的核心部分是所谓的“充足理由原则”。泰勒观察到,人们对自己周围日常的事情或事物习以为常,对它们的出现或存在不感新奇。若有一天你见到一只巨大的透明球,你当然会感到奇怪,并对它的出现感到好奇。某些本身是很奇怪的事情,只要反复出现,你就不会感到奇怪。泰勒接着说,“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居然存在着,这的确是一件大奇事,可是几乎没有人经常为这桩奇事而感到惊异,人们只是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泰勒,《形而上学》,第140页。泰勒认为,只要你对这些事情(无论你认为是奇怪的还是平常的)加以思考,你就会想,它们的出现或存在必定跟某些别的事情相关。你可能不知道到底哪些事情是相关的、是如何相关的,但你有一点是不怀疑的,那就是,它们都是有理由可解释的。泰勒将这一点归结为一个形而上学信念,这就是哲学家们常谈到的充足理由原则:“无论什么东西,对它的存在总有某种解释,也就是说,为什么它存在而不是不存在,总有某种理由。”同上。泰勒认为,这条原则“看来几乎就是理性本身的一部分,即使几乎没有什么人思考过它”。同上。

  

  那么如何用这条理性的原则来说明天地世界的存在呢?根据克拉克对泰勒论证的整理,事物可分为两类:一类因其固有的性质而自存,它们是永恒不灭的;另一类则依赖于本身之外的事物的存在,这些外物的存在解释了依赖于它们的事物的存在。因此,前一类是必然的存在,后一类是偶然的存在。根据我们对世界的观察,世上万物都如过眼烟云,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世界的存在是个偶然。根据充足理由原则,世界存在的理由或解释必定在世界自身之外。那么,这个外部的理由是什么呢?解释不外乎两种:一、将这个外部理由不断外推,有某个外部理由解释世界的存在,这个外部理由之外还有另一个更外部的理由,……推至无穷。二、世界之存在归因于某个必然的、依其自身本性而存在的实体,这就是世界的创造者。泰勒认为前一种解释是要不得的,因为它不过是对问题的不停躲闪。后一种解释才是宇宙论论证的结论,即世界依赖于一个永恒的存在者和造物主而存在。

  

  对自然神学中的这个典型论证,克拉克的态度是复杂的。从一个方面看,克拉克对它持有激烈的批评。首先,他认为这个论证就自然神学想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是不成功的。或许在他看来,这个论证是有效的(valid),但未必是可靠的(sound)。这个论证的可靠性依赖于充分理由原则的正确性,论证的说服力依赖于大家是否接受充分理由原则。“宇宙论论证假设:既然宇宙的部分是偶然的,那么宇宙的整体也是偶然的。评判这种论证取决于是否相信这种推理是谬误的。”(第17页)其次,克拉克认为,对于笃信上帝的人们来说,宇宙论论证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因为“他已经相信了上帝的必然存在——就是说,上帝不可能不存在。上帝是万物的最终解释者”(第19页)。第三,克拉克注意到并强调,这个论证,即使是成功的,充其量只是证明某个东西或第一原因的必然存在,但这个东西(哲学家的上帝)可能完全与基督徒的上帝无关,与创世、道成肉身、最终审判无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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