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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河:翻译所蕴涵的语言条件

更新时间:2008-08-11 11:13:58
作者: 李河  

  如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天”,不仅泛指自然的“天空”,还包 含“太一”等含义。中国的颜色在“橙”“黄”之间和“青”“蓝”之间都作了区别,这在西语中很难找到准确对应。由此可以说,两个语言共同体之间可通约的通名一定少于一个语言共同体内部的通名。

  

  等值语词翻译,意味着在不同语言中寻求那些通名因素,它是可翻译性的语言条件。寻求通名因素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两个向度:其一是对语言的历史生成论理解;其二是对语言的结构主义理解。

  

  历史生成论理解将语言共同体视为不断生长的 有机体。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其他语言相遇融合。利科指出: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社会所依赖的神话性因素自身具有两种特征:一方面,它们构成了具有特定结构的共时性象征系统;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自身的历史,因为它们的生存只有依赖于一个解释和再解释的过程。神话具有自身的历史性。这种历史差异典型地体现 在犹太的、前希腊时期的和凯尔特的神话硬核的演化过程中……我因此觉得,研究神话应当既是一个去神话性(demythologization)的表达过程,又是原真神话的复活过程。……只有那些原真的神话才可以在解释过程中得到再解释。(参见《利科文集:反思和想象》,第484-485页)神话-诗 性的硬核可以挪用,它可以翻译为不同的语言。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命名、象征、寓意解释都可以在翻译中获得新的生命。因此,语言共同体的生存本身就蕴涵着超地域的含义。维科在《新科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谈到犹太语言、希腊语、古埃及语、拉丁语、日尔曼语等在神性语言、象征语言乃至字母方面的相互影响。(参 见维科,第131-135页)因此,西方学者普赖斯根据西方各语言的多语源性特征将语言共同体视为多语混合体或杂交语言。(参见普赖斯[Joshua Price],第23页)正是基于这一理由,人们才在家族相似的意义上把西方文化视为一个整体,而把诸如德语、法语或英语的文化视为次生传统。

  

  因此,历史生成论并不许诺一种一成不变的“传统”,而是强调“传统性”(traditionality)。它不否认复数形式的语言的地域性存在及其独特性,它对可翻译性的论证主要基于文化传统生存的历史事实。

  

  与之相比,结构主义语言学则着重从语言的逻辑条件方面来揭示不同语言中的通名因素,它致力于寻找不同语言中那些同构性的语法、句法和经验结构。德国学者沃尔夫莱姆·维尔斯(Wolfram Wilss)认为:“一个文本的可翻译性是由句法、语义和经验的(自然)逻辑等普遍范畴的存在来保证的。”(维尔斯,第49页)他进一步断言:“在许多语言——如果不是所有语言的话——中都存在着语义的和句法的普遍物(universals),包括普遍语用学。”(同上,第39页;黑体为引者所标)维尔斯的这一论断依据的是乔姆斯基在语言学和奈达在《圣经》翻译中采用的“深层语言结构”观念、雅各布森的符号传播结构理论和普遍语音要素理论,其渊源一直可追溯到20世 纪初沃尔特·本雅敏的“可翻译性概念”乃至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这是一个相当强势的语言学传统。该传统的核心是,在复数形式的语言中寻找同一性的结构要素;将这些结构因素表述为作为单数形式的元语言解释系统;根据结构的同一性规则来判断语句的价值或意义;最终使语言成为逻辑的附属物。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可翻译性理论最终蕴涵着一种超地域性的元语言。它把语言还原为逻辑。于是,生活世界中的语言的事实性和可显现性被科学语言的客观性和逻辑性所取代。此外,这种语言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单数性的、语内性的。乔姆斯基本人说道:语言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在一个完全同质(homogeneous)的话语共同体中的说者-听者关系。他们充分理解所用的语言,完全不受那些在语法上无关宏旨的条件的影响,诸如记忆的局限、意识混乱、注意力和兴趣的转移以及表达失误,等等。(乔姆斯基,第3页) 必须指出的是,在西方翻译研究中,像德里达那样强调不同语言的不可翻译性,只是在晚近才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其矛头指向的恰恰是那种以单数形式的语言普遍物来解释复数形式的语言的强势传统。如果深入探讨,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强势的科学传统在西方恰恰具有一种深刻的宗教根源,那是一种回到“源始语言”的意识。 “世界语这个名字就明确表达着一个自古而来的、人们强烈追求的希望。”(斯坦纳,第62页)

  

  通过考察文本流通的语言条件,我们看到,作 为专名的语言与作为通名的语言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不可翻译性和可翻译性观念的对峙。该对峙源于对语言本性的不同认识,它构成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背景。此外,我们在考察可翻译性理论时还注意到,寻求失落的神圣语言、重新认识全部实在并以此来规范语言,体现着西方学者的一个埋藏已久的宗教情结。它给基 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研究涂上了一层神圣的使命色彩。

  

  

  参考文献

  

  格莱汉姆,J?F?主编,1985年:《翻译中的差异》(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科内尔大学出版社。

  

  格林,2001年:《翻译中的思考》,乔治亚大学出版社。

  

  《利科文集:反思和想象》,英文版。

  

  罗素,B?,《意义和真理研究》(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马丁尼奇,A?P?主编,1985年:《语言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哈佛大学出版社。

  

  奈达:《走向翻译科学》,荷兰:莱顿布利尔出版社(Leiden E?J?Brill)。

  

  纽伯特:《作为文本的翻译》,英文版。

  

  普赖斯:《杂交语言,翻译和后殖民挑战》(“Hybrid Languages,Translation,and Post?Colonial Challenges”),载《翻译焦点》,英文版。

  

  乔姆斯基,1965年:《句法理论含义》(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s),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

  

  《圣经》,金·詹姆斯(King James)版,The Gideons International发行。

  

  斯坦纳,乔治,1998年:《巴别塔之后》(After Babel),第3版,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维尔斯,1982年:《翻译科学:问题和方法》(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Problems and Methods),德国图宾根:Gunter Narr出版社。

  

  维科:《新科学》,英文版。

  

  雅各布森:《论翻译》,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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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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