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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河:栖身于语词世界的哲学概念

更新时间:2008-08-06 10:21:53
作者: 李河  

  

  1、对哲学概念的两种观察视角:逻辑的和语词的

  

  本文旨在讨论哲学概念的语词特性,这个讨论有一个合适的角度——即对哲学概念的“翻译”。但在传统的哲学平台上,“翻译”似乎天生不是一个“合适的”哲学问题。这是因为,为了使哲学成为“严格科学”,传统哲学家们总倾向于在应然的、理想的意义上使哲学概念等同于逻辑化的概念。“逻辑化”的首要特征是形式化,它要求哲学概念具有康德意义上的先验性根据;“逻辑化”的基本属性是“普遍性”,它要求哲学概念应当成为克里普克意义上的“先天真理”(即像数学公式一样的真理),它在任何可能世界中都是“真的”;“逻辑化”在语言分析中的基本实现手段是原子论的,它把陈述性语句当作基本的文本单位,把对语句的成真条件的描述当作重要的处理手段。在此理解中,哲学概念应当是“唯一的=普遍性的”逻辑语言。它属于一个单数形式的语言世界,即logic的世界。单数形式的语言没有“翻译”的必要,逻辑如果是可翻译的,就不再成为逻辑。[1]

  

  如果囿于上述理解,“翻译”的确不是探讨哲学概念的合适角度。因为它首先承诺的是复数形式的“语词世界”,即与特定自然语言、理论制度和信念束(a stock of beliefs)相关的logos的世界。但也正是因为从复数形式的“语词世界”入手,哲学概念的一个长久被遮蔽的特性才可能显现出来:这就是“哲学概念的栖身性”(dwellingness)——任何哲学概念或叙述总要栖身于特定的“语词世界”。由此可以解答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翻译如何是个哲学问题?

  

  实际上,在20世纪许多西方著名哲学家那里,“翻译”已经是个重要的哲学话题。对“翻译”的研究使他们的着眼点从纯粹逻辑立场转向语词关注立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语词”是个隐喻。它既指解释学中一向考察的“本文”(text),也是奎因在1960年发表的重要著作《语词与对象》(Word and Object)一书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针对奎因的说法,乔治•斯坦纳在《巴别塔之后》第四章中专门探讨了“语词反对对象”(Word against Object)的问题,在那里,他特意将“语词”与逻辑性的概念区别开来。此外,奥斯汀将他的一个重要文章命名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虽然中文通常将其译为“如何以言行事”?我却宁愿用笨拙一些的译法:“如何用语词做事?”此外,库恩早期讨论的“范式”(paradigm)、戴维森所讨论的“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等,也大体涉及到语词世界的问题。

  

  “语词世界”就是解释学最为关注的“本文”世界。在伽德默尔那里,“本文”的基本存在特征在于其“流传性”。而当代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又给“本文”存在加上了另一个特征,即空间性的“流通性”。[2]无论是“流传”还是“流通”都受制于时间的、地域的等非超越因素。在此语境下,“翻译”对于哲学概念或哲学本文的“持存”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虽然人们一向期许着单数形式的理论形态,即philosophy,但哲学理论总是以复数形式展现出来,即philosophies。

  

  Philosophy和philosophies的区别十分类似于翻译中的“原本”与“译本”的区别。人们心目中单数形式的Philosophy似乎是一“原本”,而复数形式的philosophies则像是各种“译本”。对哲学概念的“翻译”研究就是要考察作为理想原本的Philosophy与作为诸译本的philosophies的关系问题。假定将“原本”与“译本”的关系记作“原本-译本”这样一个二项式,其中的关系符号“-”具有明显的“两可性”(ambiguity):

  

  其一,如果把“-”理解为“=”甚至“≡”,则得出“译本=或≡原本”。在这里,符号“-”象征着一座通达无碍的桥梁,只要采取还原的方式就可以从“译本”走向“原本”的彼岸。显然,上述等式蕴涵着“原本中心论”的信念,它使“原本”对“译本”具有绝对的支配和裁判关系。即使在现实翻译中这个等式无法成立,其责任也只在“译本”一方。

  

  其二,符号“-”也可以被视为“≈”并由此导致“≠”——这就是那个用以表达“翻译之难”的表达式:OT(原本)≈TT1(译本)≈TT2≈TT3……TTn,但TTn(可能)≠OT。在此背景下,“原本-译本”中的符号“-”就被改写为“/”,它包含着不可还原的“差异“、“间隔”、“中断”、“对峙”等含义,意味着对“原本-译本”支配关系的解构。

  

  “-”的两可性是人们对哲学现象感到“困惑”的根源。有趣的是,中文中的“惑”字由“心”与“或”组成,它形象地表达了人的思想在“或此或彼”状态下进行抉择的困境。此外,“困惑”的“惑”也就是“诱惑”的“惑”,这样它就与哲学意义上的“惊奇”(wondering)接近了。如果说哲学始于惊奇,那么,当我们从翻译角度来看待“哲学”自身,由上述“原本-译本”的两可关系所表现出的“源始性困惑”则意味着一种“诱惑”。

  

  显然,一旦代入体现着“原本-译本”两可关系的翻译视野,我们就不可能仅仅关注那种单数形式的语言——无论是《圣经》意义上的“神圣语言”(holy language),还是纯粹分析性的“逻辑语言”。它要求重申现象学的基本立场:所谓“本质”总要栖身于具体的所予方式中。这种“所予性”与上面所说的“栖身性”是一个意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固守住思想的属人的权利,这里的人不仅是“普遍的人”,而且是生活在具体语词世界和传统中的人。这一点恰好与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想相背离,因为形而上学坚定地假定思想世界只有一个唯一原本,那就是“存在”;思想只有一种有效的语言,那就是以逻辑为理想的概念语言。

  

  “背离”以形而上学为理想的哲学是思考哲学的一种方式。在这里,“翻译如何是个哲学问题”自动转换为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翻译如何使哲学成为一个问题”?正是后一追问使当代哲学再度成为一个产出大量启示的“问题”。这种“背离”并非外在地抛开“概念世界”而纯粹地面对“语词”——因为logic毕竟不是与logos完全无关的内容,而是为了让作为“语词”的logos不再受到“无视”(disregarding),意味着不能无条件地用logic取代logos。为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哲学概念的翻译问题。

  

  2、“哲学基本语词”的翻译——概念无法逃避语词

  

  美国学者安德鲁•本雅敏指出,海德格尔的许多重要思路形成于对古希腊哲学中一些“基本语词”的重译。[3]例如,他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指出,现代人的“本质”概念起源于用拉丁文natura翻译希腊语的physis一词。physis对希腊人诉说着“生生”(to be born, birth)的含义,它是显现、持存和生成的力量。但该含义在拉丁文译名natura那里失落了,后者表达的仅仅是静态实体的在场。因此,海德格尔认为,natura这类语词的流传,造成了西方两千年来对存在的遗忘。而翻译对这个遗忘过程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4]

  

  还是与存在问题有关,靳希平先生提到,早期中国佛教翻译曾将梵语中的Bhutatathata译为“本无”或“如性”,并把它纳入老子的消极无为的“无”的理解结构。然而这个词衍生于Bhuta,而后者的词根则是Bhu。那正是海德格尔谈论sein在印欧语中的三种词源之一,意为“显现性的存在或自主性地出现”。当古代中国人基于道家思想的“格义”将它译为“本无”后,我们或许就错过了从该词中领会“存在”含义的机会。[5]

  

  由上述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点:(1)哲学概念在其“语际翻译”中十分容易被“误译”,而误译的结果可能会改变思想史的发展方向。(2)海德格尔等人之所以谈论“误译”,是因为他们心目中存在着一个“原本”,那就是physis在希腊语词的“本义”。虽然一些语言学家曾对海德格尔的“词源学”考证提出质疑,[6]但这指责多半是不得要领的。因为海德格尔对希腊语词所怀有的不是一种单纯的词源学兴趣,而是哲学的兴趣。他要在这些语词中听到存在发出的“本真的”(authentic)声音。这个声音就是他心目中的最终“原本”。[7]

  

  本文在此无意讨论存在的本真含义,但上述经验恰好提示了一个与“翻译”有关的重要事实:概念无法逃避语词,概念必须栖身于语词。海德格尔为此提供了绝妙的注脚——Das Wort “Philosophie” spricht jetzt griechisch (“Philosophie”——即哲学——这个语词现在讲着希腊语)。它的意思是说,存在的含义以希腊语的方式说出。当这个希腊语词为拉丁语词的译名取代后,它就注定了“遗忘”。在这里,思想的命运系于特定语言的语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Sein被译为英语的情况。英译本通常用Being and Time来翻译Sein und Zeit(存在与时间)。有识者则批评说,Being这个动名词过于“名词化”,它很难表达Sein所具有的生命性和流动性含义,比较恰当的译名或许是to be。但如果以“To Be and Time”来翻译海德格尔的书,就会在英文表述上显得不伦不类。实际上,有语言学家相信,德文与英文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它是一种“动词控制”(verb control)的语言。[8]

  

  当然,上述翻译问题在西方语言和中国语言的差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仍以对Sein或Being等“基本语词”的翻译为例。套用语言学的说法,Sein在德文语境中具有特定的“语义域”(area of meanings),这使它在原语共同体有大致确定的“语义联想”范围,也就是说具有与特定思想史相关的大致确定的“语义读入群”:从语法角度来说,sein是系词原形,该原形的变化有时态变化和变位形式,它是日常语言中的大量语句所不可或缺的;从逻辑上说,它承担着连接实体(主词)与属性(谓词)的功能,承担着表达概念种属关系的解释功能;从哲学上说,它可以借助语句陈述来表达“关于存在的判断”或“信念”,不仅适用于谈论经验对象,如Es gibt或There is,即“存在着某物”=“所是”或“所是者”,也适合于谈论作为总体的“是自身”以及作为“其他所是的根据”的那个东西。

  

  西语中的Sein或Being所具有的上述多种“语义读入”造成了汉语学界的“翻译困惑”。近来有学者老话重提,认为像Sein这类词只应译为“是”,而不是“存在”。这种论证有相当强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以及中世纪逻辑学史的支持。[9]许多问题有待于我们研究和讨论,本文对此可以作两点概括性的评论:

  

  第一,“是”这个译名代入的是一种强烈的逻辑语义联想。因此,我们对将S is P与S is中的is统统译为“是”,从而区别出“是自身”(esse)与“所是者”(id quod est)没有任何意见。问题在于,由is这个词是否允许代入表达宗教信念、自然哲学或宇宙论信念的存在语义联想?面对哲学或宗教意义上的S is或God is,将其中的is表述为“存在”至少与其以逻辑方式表达的信念并不必然冲突。换句话说,is一词并不必然只具有逻辑内的语义,它还可以代入或兼容于超逻辑或前逻辑的语用。正是出于这个理想,海德格尔才对印欧语中系词的多重词根,如es、bhu或bheu、以及wes或wesan等,展开所谓词源学分析,以从“是”这个词的发生处找出“生命”、“显现”或“自出自驻”、以及“居住、逗留”等多种前逻辑的“语义读入”。他认为,这些含义恰恰是因为逻辑的泛化而被人们“遗忘”的东西。

  

  第二,由于缺乏研究,我们无意于对上述翻译问题提出最终建议,但上述讨论显然提出一个问题,即在翻译中,一个哲学概念的语词特性暴露无遗。作为语词,它在某一自然语言中所获得“语义域”无法“原原本本”地进入另一语言中的哲学理解。哲学概念的传播和理解受制于特定语词的限制。正因为这样,尽管哲学一再期许“超地域”、“超视域”的普遍主义理想,但我们仍可以追随德勒兹的说法谈论一下“地缘哲学”。

  

  3、栖身于“思想领土”的概念语词:德勒兹的“地缘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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