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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方萌:就香港学术界及学风问题答网友问

更新时间:2008-08-06 09:44:38
作者: 田方萌  

  

   拙作《香港学术界为何如何保守》在网上流传后,我陆续看到一些网友的批评和质疑。小弟当初写作此文,即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激发一定程度的公共讨论,因此首先对众网友的回复表示感谢。我将主要的几条批评改写成提问,以“答客问”的方式作出回应。这样大家可以专挑感兴趣的问题看,我写起来也不累。

  

   问:有些网友认为上海交大的排名并不可靠,香港科大的科研水平还在乔治-梅森大学之上。你凭什么说两者的实力在伯仲之间?

   答:我不是不知道交大排名的问题。大学排名不像百米赛跑,谁先谁后一目了然,而是取决于多项因素,其中每一项标准都有争议性。可是,我在文章中讨论的不是具体的名次差异,而是数量级意义上的档次差异。上海交大的高等教育研究所早就声明过,他们无法将200名以后的大学名次精确到个位,因此在203-304名之间不作区分,都划归同一类别。我们不妨作个极端的假设——科大在这一档次学校里排名第一,而梅森大学排名最后。尽管如此,它们仍然都属于第三梯队。这两所学校与世界前50名大学的差距,远大于两者之间的差距。交大的排名误差可能在50名左右,甚至在80名左右,但不太可能超出100名。

   我的文章只是强调科大和梅森处于同一档次,并不否认科大在某些方面,甚至在整体上强于梅森。有位网友说他和他导师只听说过科大,没有听说过梅森。我想交大的排名问题再多,总比他这种道听途说来得科学可靠吧。还有位网友匆匆对比了两校的计算机系,就敢说“科大的学生不会申请梅大,梅大的教授如果申请科大也多半不会被录用”。他在批评中没有引用任何关于学生和教授的资历指标,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得出这一结论的。至少就我所见,梅林学生的平均水平并不逊于科大学生——如果不是更高的话。

  

   问:那么在你看来,科大和梅森的综合实力究竟如何呢?

   答:我上前已经谈过,就档次而言,两者的差别并不大;具体到个别科系,有可能实力相差悬殊。就我所见,科大的硬件条件要略好于梅森——这里很多教室都没有配备激光投影设备,而科大几乎每间教室都有。软件——我主要指师资,就很难说了。比如我的导师以前曾经任教于哈佛大学,你不好讲哈佛要他,梅森要他,科大就不会要他。再比如梅森经济系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和弗农-史密斯,这两位老先生帮助梅森建立了公共选择和实验经济学两个研究基地。科大可能有那么几位教授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潜力,但到目前为止毕竟还没有得到。此外,梅森大学在脑神经科学和复杂理论(complex theory)方面也有突出表现。有人说“没听说过乔治梅森大学有什么让人称道的成果”,这并不令人奇怪。我能列出的美国学校也就四五十所,它们的闪光点我也仅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略知一二。同时,大部分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可能都听说过香港科大。

  

   问:如果科大的学术实力并不逊于梅森,那么你说“保守规矩,差强人意”是什么意思?

   答:由于多年意识形态教育,我们头脑中的“保守”成了个贬义词,跟“落后”几乎同义,难怪有些网友以为我就是想证明科大不如梅森;其实,我在文中使用的“保守”是个中性词。“差强人意”在汉语里的意思是“勉强使人满意”,也就是说,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肯定科大的学术成绩的,只不过强调它还有美中不足之处而已。

   这里我必须纠正网友们的误解——我这篇文章的重点压根儿就不是两校的江湖地位,而是要讨论它们的武功路数。打个比方,德国球队的风格以保守稳健著称,巴西球队以大胆冒险闻名。这两支球队踢一场球,可能还是德国队胜出呢。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德国队保守的风格作出评判,也不妨碍我指出保守风格的代价和缺陷。如果我拿哈佛耶鲁和香港科大比较,科大的师生就会说我们的师资生源都不如人家,当然比较保守了。那么好,我现在拿和你水平差不多的学校比,你还是相对保守,这就是你的问题了。

  

   问:有些网友认为社会科学部并不能代表科大,你对科大的理工科专业也不了解。那么你凭什么判定科大,乃至整个香港的学风?

   答:首先,我承认我的专业局限在社会科学领域,对自然科学并不了解,甚至孤陋寡闻。但俗话说,没吃过猪肉,至少见过猪跑。我在科大的时候参观过该校四个科系的实验室,还有不少理工科的朋友。大家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我会不时问起他们的学术课题,所在学院的研究动态,以及在国际学术界的位置。我当然不懂人家琢磨的技术细节,但是仅凭这些交流,我也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学术的兴趣,他们导师的影响,和他们对研究工作的一般看法。

   其次,我的观察主要限于科大的社会科学部,对那里的学风我是有亲切体会的。通过到其他大学开会交流,和教授们聊天,我对香港学界整体也有着间接的认识。这些见闻使我感受到,社会科学部的保守学风很可能不仅仅是这里的特色,而是“香港制造”的产物。打个比方来说,一位植物学家在沙漠中研究仙人掌,他经过分析,判定仙人掌上的细刺是适应干旱环境的演化结果。这时有人告诉他,沙漠中还有一种叫做骆驼的动物。这位植物学家即使从没有见过骆驼,也能蛮有把握地断定骆驼像仙人掌一样具有耐旱特性——虽然他想像不出骆驼的两个驼峰。类似地,我根据对科大人文社会学部的观察,总结出香港保守学风的三大成因:殖民遗风,文化隔膜和商业环境。从道理上讲,香港其他科系和其他大学也会受这些因素影响。我自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而非没有根据的臆断。

   最后,我对香港保守学风的判断是不是能够得到其他学科的佐证,这恰恰我希望理工科同学参与讨论的,可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地位之争。如果理工科学生要反驳我,请提出以下三点证据:一、举例说明香港的非主流研究,以及主流范式内的边缘研究很发达;二、举例说明研究非主流的学者,或研究主流范式内边缘问题的学者,在香港得到了重视和肯定;三、举例说明香港跨学科研究的增长趋势。如果他们认为我的结论不能推广到其他科系和学校,那么请告诉我为什么香港的社会科学界会比自然科学界更加保守,以及其他学校为什么不像科大那样保守。

  

   问:你能不能先举例说明什么不是保守的学风?

   答:我举两个例子。2002年,我上面提到过的弗农-史密斯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干瞪眼,因为他们不懂得史密斯借以获奖的实验经济学。我记得当时媒体采访一位有名的主流经济学家,他只好说“经济学可以用各种方法来研究”,其实他们只是抱着主流范式不放。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打倒了以前那套政治经济学范式,这应该说是巨大的进步。然而,他们自己又划为牢,建立了新的保守体制。史密斯当年如果像他们一样紧跟主流范式,怎么可能有今天的实验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

   我在文章中提到两种类型的学者——刺猬和狐狸,前者在单一领域内打洞,后者在众多领域内觅食。戴蒙德(Jared Diamond)就是我最喜爱的狐狸型学者之一。最近他的《崩溃》一书在国内出版,更多的读者得知了他的大名,而戴蒙德的经典著作应该首推那本《枪炮、钢铁和细菌——人类最近一万年的自然史》。他早年是个研究鸟类的动物学家,但是他从没有将视野局限在动物学领域,而是广泛地从植物学、历史学、语言学、地理学、古生物学甚至文学中汲取材料,最后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解释人类不同种族命运的理论。作者从没有受过历史学训练,但这本史学著作还拿过普利策奖呢,很多职业的历史学家都做不到。这就是我为什么强调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我在文章中谈到:“梅森大学的师生喜欢标新立异,海阔天空的想法在这里经常受到鼓励。”这点我是有切身体会的。我原来的导师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也是个狐狸型学者,当然不如戴蒙德名气这么大了。他本来是做科技产业分布的,后来结合同性恋人口研究,提出一套“创意人才”理论(Creative Class Theory),对北美的区域经济科学影响很大。本来大学里开设各个科系,就是让各种学者相互争鸣,各种思想相互交锋。像科大教授们那样整天闷在自己的办公室,哪会产生这样有创新性的理论?

   在梅森大学另外一门“国际政策”课上,我给主讲老师提交了一个古怪的题目——“论常规科学中学术天才的出现”。这其实跟国际政策没有多大关系,结果那位教授不仅接受了我的选题,期末还给了我A。他对我讲:“你的题目非常有意思,我从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会出现在公共政策学院的课堂上。”我估计要是在科大,教授就会这么说:“你的题目很有意思,但不属于我们这门课的讨论内容。”我后来发现,梅森那位教授之所以能接受我的怪题目,是因为他知道我在参考文献中列出的两本重要著作,所以他理解我这个题目的意义。

  

   问:你在文章中提到,香港学术评价标准漠视中文期刊。有网友认为,这是香港学者“用手投票”的结果,他们得到英语学术界——很大意义上也是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有什么不好的呢?

   答:因为我在文章中说了两句梅森的好话,提到自己将华盛顿视为“第二故乡”,有位网友就说我一脸“崇洋媚外奴才相”。我也不知道这位先生什么背景,他既然认为香港那么好,干嘛自己不去“立足这一方热土”呢,干嘛还要不远万里跑到美国求学工作?我强调“中文期刊的整改提升”,他这样的网友又倒打一耙,说我抱残守缺,鼓吹“学术上的民族主义”。拜托,我怎么可能同时持有两种相反的价值观,这不是逼得我精神分裂吗?

   总体来说,英语专业期刊质量好过中文期刊太多,你只要看一看什么人在上面发文章就够了。我去年为了写一篇关于中美高考录取政策的学期论文,托北大的朋友转寄过来十几篇中文文献。结果一看,发现只有两三篇能用,其他都是泛泛而谈,互相抄袭,有两篇还是一稿多投。但是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同一篇香港学者写的文章,用中文和英文发表在中英文两份期刊上,文章的内容和质量没有任何差异,为什么英文的就算数,中文的就不算数呢?这是因为评审委员会对期刊的质量的审查代替了对论文质量的审查,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把资格评定的权力交给了英语学术界。

   这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中国人都生活在英语世界。关键在于,美国有人家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纲领(research agenda),不一定和中国现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合拍。我们的学术研究应该首先以中国的发展问题为主轴,其次再看怎么容易在英文期刊上发文章。举例来说,女权研究在美国是热门,容易发表,也容易拿经费。但妇女问题在中国并不那么严重,好多人为了评职称,就去搞中国的妇女研究,而把更重要的一些问题放在一旁。

我在文章里提到清华的薛澜教授。我的文章完成不久,他就在最近一期《自然》(Nature)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国学术评审一味向洋标准看齐,会威胁中国本土的创新能力。 中国科学院过份强调英语期刊上的发表数量,水平好的国内学者都用英语写作,不再投给中文期刊,这样中文期刊的质量就会进一步恶化。在英语期刊上多发论文固然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学术排名,也有利于我等年轻学者评职称。可政府花了这么多研发经费和教育投资,最后的产出就是给洋人看的英文论文。要知道,我国大部分大学和科研机构还买不起那些昂贵的英文数据库,大部分中国学者看外文期刊还是比较吃力的,为什么不能多写点中文文章为给中国人看,同时提升国内的学术水平?香港学者不是做不到这一点,比如《21世纪》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都是比较好的中文刊物。他们只是出于自身利益,不愿意这样做罢了。试问那些批评我崇洋媚外,又不写中文论文的人,究竟是谁在为中国国民的利益说话?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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