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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弛 叶自成:人权观差异与中欧关系

更新时间:2008-08-05 09:51:19
作者: 张弛   叶自成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人权是中国与欧盟关系之中最活跃的观念性因素之一,体现在双方许多重大分歧上。中欧人权观存在着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权利与义务、人权与主权、制度关怀与道德关怀等五大差异。在个人权利、集体人权和全球人权问题上的认同度影响了双方的合作与纷争。

  [关键词]中欧关系 人权 认同 共有知识

  

  人权是中国与欧盟关系中最活跃的观念性因素之一,也是中欧之间的重要分歧之一。人权观认同度对中欧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其高低与中欧关系的合作与冲突存在正相关关系,表现为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与纷争。笔者根据人权主体,将人权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个体自然人为权利主体的个人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表达自由、宗教自由等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另外还有就业权、劳动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二是以集体为权利主体的集体人权,包括自决权、发展权以及少数民族权利、儿童权利、妇女权利、残疾人权利等特殊群体权利。三是以全人类作为权利主体的全球人权,包括和平与安全权、资源权、环境权等。

  

  建构主义区分了自有知识(self-knowledge) 和共有知识( shared knowledge)的概念。前者指社会行为体持有而他者没有的信念;后者指社会行为体之间共同的和相互关联的知识。[1]共有知识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合作性的共有知识是积极共有知识;冲突性的共有知识是消极共有知识。这对于认同度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与欧盟在三个层次人权问题上的认同度各不相同。随着权利主体的不断扩大,双方的认同度逐渐提高,中欧关系的合作增加、冲突减少。在个人权利问题上,中欧自有知识大于共有知识,认同度较低,双方冲突大于合作。在集体人权问题上,中欧既有共有知识也有自有知识,认同度适中,双方关系呈现整体合作、局部分歧的形态。在全球人权问题上,中欧共有知识远大于自有知识,且共有知识是积极的,双方关系呈现良好的合作态势。考察中欧人权观的差异及双方在三个层次人权问题上的互动对于中欧关系研究不无裨益。

  

       积极共有知识 消极共有知识 自有知识 认同度

  个人权利 少      多      多    低

  集体人权 中      中      中    中

  全球人权 多      少      少    高

  

  一、在三个层次上中欧人权观的认同度

  

  (一)中欧人权观的差异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中欧人权观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差异。中国文化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群体中的。社会公共权力所代表的集体可以有效地调和个人欲望之间的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同时也使个人利益得到最好的保障。因此,中国人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推崇舍小家、顾大家、牺牲个人权益,维护国家和集体的整体利益。中国也更重视集体人权,更多地强调全体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于受到爱琴文明以来的历史传统和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欧洲人主张一切价值以个人为中心,将个人作为衡量社会的尺度,将社会视为实现个人价值的手段。“所有社会现象都是个人的意向、信念、行动与社会环境具体组合的结果。社会现象所具有的一切属性以及关于社会现象的所有陈述也都能够原原本本地翻译为个人的属性和陈述。”[2]因此欧洲人权观更重视个人权利,特别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第二,普世主义和相对主义差异。中国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独特崛起之路的历史经验出发,在承认人权的主体、内容和追求人权目标的普遍意义的同时,对人权的特殊性给予同等重视,主张相对主义,否认普世人权制度和模式的存在,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权的发展应与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欧洲人权观以自然权利思想为理论渊源,因而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片面强调人权的普遍性,认为不仅欧洲人权思想的内容具有普遍意义,而且欧洲人权保护模式也应成为通行世界的人权标准。

  第三,权利与义务差异。中国人权观主张权利和义务的对立统一。权利与义务的主体统一于“个人”。个人既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个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有着不破坏社会稳定、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义务。而欧洲则将人权概念中的权利与义务割裂开,认为权利的主体是个人,而义务的主体是国家。权利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而与之相对应的义务并非个人对他人和社会所负的义务,而是政府对个人所负有的保护人权的义务。

  第四,主权和人权差异。近现代主权沦丧、人民涂炭的经历使中国人深知主权对于人权的重要意义。中国人权观认为人权与主权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主权是人权的前提和保证。中国主张人权问题本质上是属于一国内部管辖的问题,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反对以自决权为由分裂主权国家。对于欧洲人来说,人权最根本的目标则是把人从以国家为代表的公共权力中解放出来。因此,欧洲人权观总是带有反对公共权力的性质,强调不干涉原则的相对性,认为人权已经不再属于一国的主权管辖范围。这一观念的逻辑推论就是,人权和自决权高于主权,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首要权利理论(Primary Right Theory),甚至是公投理论(Plebiscitary Theory)。

  第五,制度与道德差异。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中国尽管在人权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十分重视从道德而非制度角度来看待人权问题。国家提倡精神文明建设,许多人权方面的诉求是通过国家作为道德责任主体以行政管理的方针政策提出的,并通过行政管辖和社会舆论来监督和保障。从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正义观发展而来的欧洲人权观虽也具有强烈的道德属性,但在社会、国家和个人的道德承诺基础上,通过国内和国际制度来保障人权已成为欧洲的普遍实践。欧盟本身作为一种具有超国家的国际制度,对通过制度实现其所信奉的包括人权在内的基本价值观怀有极大的热情。

  应当指出的是,中欧人权观也有着共同之处。首先,中欧在以人为本、重视人、尊重人方面双方殊途同归。其次,中欧对人权是否具有文化相对性的不同理解,更多的是量而非质的不同,中国承认人权的普遍意义。欧盟也注意到地区差异和不同文化的特点,因而愿意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第三,虽然中欧双方对人权制度的倚重程度不同,但都倡导法治和良政,愿意通过合理的制度来保障人权。第四,中欧都强调人权的全面性。欧盟强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但肇始于经济一体化的欧洲一体化首先要求建立统一大市场和人员自由流动,因而欧盟也十分关注保障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这与中国的主张是一致的。中欧人权观的上述异同对于双方在三个层次人权问题上的互动具有重要影响。

  

  (二)从对抗走向对话--个人权利与中欧关系

  

  中欧在个人权利问题上的自有知识和消极共有知识远多于积极共有知识。双方认同度的低水平决定了双方在个人权利问题上的利益冲突远大于协调与合作。欧盟的自有知识主要包括: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政府不应过多限制;中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护存在诸多问题,欧盟有责任对此进行关注和干预;中方应按欧盟标准进行改革以发展个人权利。中国方面的自有知识主要包括:个人权利必须服从集体的利益,政府应当对个人权利进行必要限制;中国的个人权利保护取得伟大成就;个人权利属于国家主权范畴,欧盟无权干预;中国民主发展建设必须符合国情,不能照抄欧盟模式。中欧双方的共有知识包括:个人权利问题是中欧关系中需要加以解决的重要分歧之一;欧盟已经并将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中国不赞同这种做法;分歧不应影响中欧整体关系的发展;应通过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处理分歧。前两点共有知识是消极的,削弱了彼此被对方所认知的形象,对双方关系起了负面作用,不利于认同度的提高。而后两点则属于积极共有知识,突出了双方发展彼此关系的意愿,对双方关系起促进作用,有利于提高认同度。

  人权观的低认同度使中欧在个人权利问题上表现出较多分歧。首先,中国主张保留并严格控制死刑,而欧盟主张取消死刑。保留针对个人生命的死刑与中国人权观中的集体主义精神是一致的。中国法律体现了对集体的高度重视。在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中,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经济、社会秩序等对危害集体利益的罪名占 68%。死刑符合中国自古就有的同情弱者和嫉恶如仇的鲜明道德标准,符合中国人权观中的道德关怀。这些因素使现阶段中国废止死刑的条件还远未成熟。对欧盟而言,废止死刑是其人权理念的重要体现。废止死刑的观点起源于 18 世纪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他认为,罪犯也是人,有着作为人的天赋权利。人的生命权是与生俱来的基本人权,无论被他人非法剥夺,还是以死刑的方式合法剥夺都是反人权、反人道的。所有欧盟成员国均签署了《欧洲人权公约》关于废止死刑的第六附加议定书,已废除或不再使用死刑。废止死刑也成为加入欧盟的基本条件之一。1998 年 6 月,卢森堡欧盟外长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欧盟对外死刑政策的指导方针(Policy Guidelines),决定在与第三国的关系中加强推动废止死刑的行动。在中欧关系中,欧盟多次呼吁中国废止死刑。

  其次,中欧对表达自由的范围和限制问题上存在分歧。中国的表达自由观念有两个特点:第一,表达自由不是绝对的。中国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这就决定了现阶段表达自由的保障必须让位和服从于保障公共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有学者认为,生存权和发展权解决后,“自由权特别是言论自由权将成为我国人民的首要人权”。[3]第二,个人的表达自由需要服从集体利益。中国人权思想提倡包容,和为贵,主张社会和谐,因而对激进、极端的可能引起不和谐甚至尖锐的社会矛盾,威胁社会整体利益的表达内容和方式采取了排斥态度。在欧洲法学理论和宪法学中,表达自由则“被看作公民‘最根本的权利’或‘第一权利’,是其他自由权利的‘源泉’,又是其他自由的‘条件’。”[4]与中国相似,欧洲的人权观也主张表达自由的相对主义,主张对表达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欧洲人权公约》第 10 条规定,行使表达自由应伴随一定的义务和责任。[5]但欧盟国家对表达自由的限制相对比较宽松。中欧在表达自由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看法上。欧盟在对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具体国情缺乏足够了解的情况下,将一部分触犯中国法律的人也看作“持不同政见者”。欧洲议会还曾将“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授予被我国司法机关依法判处徒刑的魏京生。[6]中国则对欧盟对声援和支持个别反华分子,干涉属于中国内部事务感到反感。

  再次,中欧对宗教自由的自由度存在认识差别。中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宗教自由保护体系,同时也十分强调宗教自由的相对性。这与中国人权观强调集体主义、权利与义务统一以及人权相对性是一致的。如宪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等。在漫长的欧洲历史中,宗教和教派仇杀及纷争、对“异端”的审判和酷刑非常普遍。直到《人权宣言》才写入“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7]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宗教自由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欧洲人权公约》第九条规定了“思想、良心以及宗教自由”,包括“改变其宗教或信仰以及单独地或同别人在一起时,公开地或私自地,在礼拜、传教、实践仪式中表示其对宗教或信仰之自由”。[8]《欧洲基本权利宪章》第二章则基本照搬了《欧洲人权公约》内容。在实践中,欧盟在自由度的坐标上更偏重于绝对自由,而中国则更偏重于相对自由。欧盟受到国际反华势力蛊惑,总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2000 年 4 月,欧洲议会甚至通过西藏问题决议,指责中国对西藏自治区的宗教自由进行“广泛的限制”,对藏人存在“宗教歧视”。[9]中欧建交 30 多年来,避免个人权利分歧损害双方关系发展和坚持通过对话解决个人权利问题分歧,已成为双方重要的积极共有知识。由于缺乏接触和对话,欧盟曾一直将中国视为压制人权的极权国家。中国则认为欧盟与美国沆瀣一气,打着人权旗号向中国施压。中欧关系也曾恰恰是因为人权问题而出现倒退。1989 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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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论坛》2008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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