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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弛 叶自成:人权观差异与中欧关系

更新时间:2008-08-05 09:51:19
作者: 张弛   叶自成 (进入专栏)  

  欧共体发表声明和新闻公报,表示“震惊和遗憾”,马德里外长会议还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整个 90 年代,欧盟国家追随美国先后 10 次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提出反华提案,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自 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处理人权分歧逐渐成为双方的共有知识。也正是对话使双方发现彼此的人权观的共识,找到了在人权问题上进行交流与合作的机遇。

  

  二、合作与分歧并存―集体人权与中欧关系

  

  尽管中国与欧盟在集体人权上有着差异显著的自有知识,但双方也有着相当多的共有知识,特别是积极共有知识。双方人权观具有一定认同度,双边关系表现为合作与分歧并存。欧盟方面的自有知识包括:个人权利高于集体权利,不能因集体权利而对个人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造成损害;集体人权的权利主体可以是任何人的集合,欧盟承认主权国家内部少数人集团分离权的合法性,并视之为自决权的组成部分;中国发展权的实现对欧洲的利益形成冲击,中国应进行自我约束。中国方面的自有知识包括: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相辅相成,并不矛盾,集体权利是实现个人权利的基础;集体人权的权利主体首先是主权国家,民族自决权只适用于殖民地国家的非殖民化,而不能作为主权国家内部分离主张的依据;中国的发展不对欧盟构成威胁,中国愿在发展道路上与欧盟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合作和竞争。中欧在集体人权的观念上的共有知识包括:集体人权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双方对自决权的看法虽有差异,但应以不损害对方的核心利益为限;中欧在各自发展道路上是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而不是挑战和敌对关系。在这些原则共有知识基础上,通过关系的长期互动,中欧双方在集体人权的主要问题上都已派生出非常具体的共有知识,成为双方在有关问题上的潜在行为规则,为双边关系的互动搭建了一个观念框架,对于双方在处理彼此关系时的决策具有指导意义。中等水平的认同度使双方在集体人权问题上的合作远远大于个人权利领域。与个人权利问题上的欧攻中守相比,双方在集体人权问题上地位比较平等,中国具有更多的话语权。中欧在自决权和发展权两大集体人权问题上的协调和配合也比较多。

  在自决权问题上,中国和欧盟立场基本一致,都承认现有国际人权文书对自决权的规定,也都不认为自决权等同于分离权。但由于人权观差异,双方在三个密切关联的问题上具有分歧。一是自决权的主体问题。中国认为,民族自决权的主体包括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正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民族、处在外国军事侵略和占领下的民族以及主权国家的全体人民三种。[10]从这个意义上说,少数群体享有与其他群体平等的权利,但却不是自决权的主体。而欧盟则从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理论出发,认为任何具有自我认同的特定少数人群均可成为自决权主体。二是自决权和主权的关系问题。中国认为,对于被压迫民族,自决权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主权国家,而对于已获得国家独立的民族来说,自决权的意义在于通过争取国际上的平等权利来维护好主权。主权高于自决权。欧盟则认为,自决权是个人权利在一定范畴内的集合。既然保障人权是主权国家的义务,那么自决权作为人权的一部分当然高于主权。三是自决权的内涵问题。欧盟将自决权划分为对外自决权和对内自决权。前者指谋求政治独立的权利,后者指在主权国家内部少数群体平等发展自我政治、经济、文化,获得自治的权利。这种划分扩大了自决权内涵,使主权国家内部少数群体要求自治的权利也列为自决权,为分裂势力提供了要求“自决权”的理论依据。中国不赞同这种划分。中欧在自决权问题上的分歧突出体现在台湾问题上。欧盟常常将对台湾居民的集体人权关怀转化为对潜在“台独”活动的纵容。第一,对“台独”的态度体现了中欧对自决权主体的不同认识。欧盟认为,任何具有自我认同的特定的少数人群均可成为自决权主体,因此推导出台湾岛内居民也可以享有自决权的结论,与“台独”分子提出的所谓“住民自决”如出一辙,为分裂势力通过所谓“公投”谋求所谓“对外自决权”留下了理论上的可乘之机。因此,欧盟从未公开反对“台湾独立”或台湾当局设想的所谓“公投”。第二,统一的方式问题体现了双方对自决权与主权关系看法的差异。中国从主权高于自决权的角度出发,不惜任何代价,以任何方式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欧盟则从人权和自决权高于主权的观念出发,认为以非和平方式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造成了人权损害也破坏了自决权,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始终希望“通过建设性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11]第三,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问题体现了双方对自决权内涵的自有知识差异。中方不承认自决权的所谓对内、对外之分,强调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无权享有自决权,更无权参加只有主权国家能够参加的国际组织。欧盟将自决权划分为对内自决权和对外自决权,从而使经济、社会、文化等属于主权范围内的自治权利也列为自决权。这就必然产生以下推论,即: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是其实现对内自决的需要,而且不会必然导致对外自决,即“台独”的结果。因此,欧盟对于台湾当局企图挤入国际组织的阴谋警惕性不高。欧洲议会甚至在 2002 年、2003年和 2005 年三次通过决议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在发展权方面,中欧观念上也基本一致。双方都支持对方的发展道路,主张积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减贫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中欧发展优势互补,双方合作发展迅速。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中欧各自的发展权利诉求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冲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需求必然要求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使欧盟原本在对华贸易中的一些优势产品丧失竞争力,而中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迅速占据了欧盟市场。双方贸易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一直处于中方连年顺差的状态。欧盟认为一些欧洲企业在竞争中濒临破产及其引发的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损害了欧盟的发展权,并归咎于中国。欧盟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阶段,要求中方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商品频频使用反倾销武器,并追随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双方在纺织品、焦炭、钢铁、汽车等产品贸易上的摩擦不断。

  尽管存在上述分歧,但中欧在集体人权问题上有较多共识与合作。在台湾问题上,双方已形成了最重要的积极共有知识,即一个中国政策(one Chinapolicy)。在这一大前提下,双方还形成了许多具体积极共有知识,如不支持台湾当局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两岸和平统一;欧盟审慎对待台湾政要访欧;不对台售武等。这些共有知识对双方共同防范台湾问题影响和干扰中欧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发展权问题上,双方在处理贸易摩擦过程中形了一些潜规则,并内化为双方的共有知识。一是通过平等对话和友好协商解决贸易摩擦。2005年中欧关于纺织品贸易的上海备忘录中,双方一致同意对今后纺织品贸易中出现的问题,将通过磋商予以解决。二是发展过程中应追求绝对收益和互利共赢。三是“自由贸易”和“公平原则”等国际贸易制度的基本规范内化为中欧关系的积极共有知识。从长期看,中欧发展权利诉求的冲突实质上更多的是一种双方从集体人权观念自有知识,逐渐形成积极共有知识和身份认同的磨合,对双方妥善解决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及更多的贸易摩擦都具有积极意义。

  

  三、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全球人权与中欧关系

  

  全球人权是中国人权观集体主义精神和欧洲人权观普世主义思想最能结合在一起的领域。中国人以特有的天下观把集体利益置于崇高地位,这使中国在全球人权问题上有着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对欧洲人来说,全球人权问题是微观个人权利的无限放大,这些问题把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个体人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应对这些问题的原动力恰恰来自于对普遍人权的追求。中国与欧盟的共有知识都是合作性质的,主要包括:全球人权关系到全人类的整体利益,需要包括中欧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作出贡献;只有通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全球性要求中欧双方加强协调与合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任何国家都至关重要,中欧应加强合作。中欧在全球人权问题上的自有知识主要涉及全球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以及全球人权的标准两个问题。中国的自有知识包括:全球人权作为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在主权的框架内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全球人权的保护不能脱离本国的实际情况。欧盟的自有知识包括:为了有效保护全球人权有必要对主权进行适当干预;世界各国均应为全球人权保护承担责任,中国也不例外。高认同度使中欧在全球人权问题上的合作比较突出。纷争更多体现为方法和手段之争,特别是在全球人权与个人权利和集体人权发生重合的领域。

  和平与安全权是人类实现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先决条件。中欧在这一问题上有着诸多共识。双方都主张通过世界多极化保障和平,都认为良好的中欧伙伴关系对于双方在多极化进程中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双方都希望通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制度,加强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和平与安全。双方都主张通过外交和政治手段解决国际冲突和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双方都认为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疾病传播、环境恶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是人类面临的重要威胁。双方唯一的分歧在于如何界定多边主义的有效性。“欧盟的目标是建立更加强大的国际社会、运作良好的国际机构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12]欧盟认为,在主权国家内部发生重大动荡的时候,经济领域的市场失灵现象会出现在政治领域,表现为国家机器运作失灵,政府无法履行保护人权的基本职责,当地人民的基本人权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际社会不以多边方式及时干预,就无法恢复和平,多边主义也就失去了其维护和平的有效性。因此,欧盟也提出了强有力干预(robustintervention)的战略文化和预防性接触(preventive engagement)的概念。这虽与美国的“先发制人”不同.但其本质仍是人权高于主权学说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则认为多边主义的有效性不仅不在于对主权国家进行国际干预,而恰恰在于维护国家的主权。中国将“平等”作为全球伙伴关系最重要的基础,也即多边主义有效性的关键所在,并不认同欧盟通过强有力干预和预防性接触维护多边主义有效性的做法。中国前外长李肇星就曾尖锐指出,“施压甚至滥用武力,既不能根除威胁,也不会带来和平。”[13]中欧在和平与安全权相关问题上有着良好的合作。双方在国际事务中密切配合,共同致力于伊拉克危机等威胁地区和平的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为避免战争作了最大努力。双方签署了防扩散和军控联合声明,并在各自为伊朗核问题和朝核问题作大量斡旋工作的同时,积极支持对方的外交努力。

  在环境权问题上,中欧也具有较多共识。双方都认为保护环境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重视环保问题的全球性,重视加强双边政策对话和技术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与欧盟对环境保护责任的含义理解不同。中方强调环境权所具有的特殊性和道德属性。中国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权方面的责任与发达国家是不同的,必须协调处理好发展权和环境权,即集体人权和全球性人权的关系问题。没有发展既解决不了生存问题,也解决不了环境问题。发展中国家不应以牺牲自己的发展为代价,为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对全球环境所造成的破坏买单。因此中方强调,在环保问题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能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欧盟则强调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普世性和制度属性,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要分担保护环境的全球责任。欧盟第六份对华政策文件认为“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已经扩大而且将继续增长,未加约束的经济和工业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越来越明显。”[14]文件要求中国与欧盟在能源安全、减少环境污染方面负担“共同的利益和责任”。欧盟还积极推动环保国际制度的发展,希望以制度约束中国,呼吁中国与欧盟“承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之下共同的国际责任”。 [15]形成了对中国的所谓环境责任论。中欧在环保方面的合作包括技术和政策两个层面。在技术层面,双方进行许多环保技术合作项目,合作方式以欧盟提供技术支持、财政支持、人力资源培训等为主。中欧辽宁综合环境项目(1999-2005 年)、西藏白朗农村综合发展项目(2001-2005 年)、中欧能源/环境技术援助项目(2003 年-)等成为中欧合作的成功典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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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论坛》2008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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