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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枫:为伯林自由观辩护——对邓晓芒“伯林自由观批判”的批评

更新时间:2008-08-03 01:29:51
作者: 周枫 (进入专栏)  

  一为个人自我,并使前者对后者实施控制甚至强迫。

  

  可是,邓晓芒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伯林的这一番论证所阐述的,并不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冲突’,而是一般自由自己与自己的冲突。”(第22页)他的理由是伯林自己的一段话:“这种魔术般的变化或变戏法,无疑可以轻易地施之于‘消极’自由的概念;在这里不受干涉的自我,不再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具有他的实际愿望与需要的个体,而是成了内在的‘真实’之人”。 因此,既然消极自由的主体自身也有从个人主体转向超个人主体的可能性,那么它和积极自由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指责积极自由,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同样指责消极自由?邓晓芒批判道:

  

  这种“实体“的膨胀,这种“分裂为二”,对于消极的自由难道不是同样容易吗? ……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是哪一种自由,……而在于如何把自由和不自由(哪怕它打着自由的名义)区分开来。真自由既是积极的同时又是消极的,而不自由也既可以伪装成积极自由也可以伪装成消极自由,就是说,消极自由同样有可能把“真实的自我”膨胀为“超人的实体”而对人的“经验自我”施以强制。……把这种以“自由”面貌出现的不自由归咎于“积极自由”,而以为“消极自由”不在此列,这是站不住脚的。伯林的区分完全没有切中问题的实质。(第22-23页)

  

  邓晓芒这里的含义是:积极自由也可以是真自由,而消极自由也可以是伪自由。这意味着,伯林的消极自由也会败坏,而伯林所谓败坏的积极自由其实不是真自由而是伪自由。

  

  可是,败坏的积极自由难道不还是一种积极自由吗?真积极自由和伪积极自由有何区别?按照积极自由的定义,败坏的积极自由反而可以称为是真正的积极自由,因为超我对个我的支配真正地实现了对非理性、激情的驾御,从而达到了理性的绝对,这不正是一个叫黑格尔的人所定义的真正的自由吗?

  

  我们再来看看更严重的问题:消极自由也会败坏,也会成为伪自由,因为消极自由的主体“同样容易”“膨胀成某种超人的实体——国家、阶级、民族、或者历史本身的长征,被视为比经验的自我更‘真实’的属性主体”。“很容易把人格分裂为二”(第22页)老实说,邓晓芒这里所抓住的伯林原话把我也弄糊涂了,我不得不说是伯林把问题搞混乱了。伯林给消极自由提出的问题是:主体不被干涉的领域有多大。自由在这里的含义是主体不受人为的阻碍和强迫,它与主体是什么没有关系,而仅与主体的活动空间有关。可是,伯林又说积极自由的主体演变和分裂也“可以轻易地施之于‘消极’自由的概念”,这的确是一种混乱。消极自由当然有其主体,但是,消极自由本身与主体有何关系?主体是什么恰恰是积极自由的问题:它关乎主体对自己行为的控制程度。积极自由为什么倾向于从个我主体膨胀为超个我的主体?这是因为它要追求自由: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由,即精神的自我决定——精神依附于肉体就没有真正的自由。主体的膨胀和人格的分裂是追求“自我控制”的积极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与“不受干涉”的消极自由没有关系。

  

  要说没有关系也不对。如果消极自由的主体“膨胀成某种超人的实体——国家、阶级、民族、或者历史本身”,那么个人就处于这种主体的任意、专断、为所欲为行为的支配之下。也就是说,如果消极自由施于超个人主体,个人主体就处于随时可能丧失消极自由的处境之下。在这个意义上,消极自由是亲个人的,可以说,如果消极自由的主体不落到个人,就没有消极自由。由此,我们也可以说,超个人主体的消极自由是败坏的或假的消极自由。但是,这与其说是消极自由不如说是积极自由应受谴责,因为正是追求积极自由才走上了主体的膨胀和人格的分裂,而追求消极自由恰恰要求制止这种膨胀和分裂。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是如此的冲突,这从历史上看更是明显,而逻辑上看也毫无混淆的可能,我不知为什么邓晓芒要把它们合二为一,从而混乱了本来伯林已经澄清了的许多事情?

  

  二、也谈自由转化为强迫

  

  自由转化为强迫,这只能发生在积极自由上,而不可能发生在消极自由上。这是由两种自由各自的定义所决定的,消极自由转化为强迫是不可能的,积极自由转化为强迫是其题中应有之义。问题在于,既然积极自由本身就包含了强迫,那么说自由转化为强迫就没有意义。可是,这个问题之所以有意义,恰恰就在于“自由”这个词的含糊、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不加区分,正如邓晓芒所希望的那样。这种不加区分的状况使思辩大师在说“自由”时无所指意,因此,人们渴望的是“自由”,带来的却是强迫;人们为“自由”而奋斗,结果却是消极自由的丧失。民众的渴望和追求与他们领袖所引导的方向正好相反,民众稀里糊涂地从自由的愿望起到强迫的结果终。他们不知道“自由”、“解放”等包含的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它们是美好、动听的口号。可是,这不能怪他们无知,只能怪“自由”这个词太含糊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伯林关于两种自由概念区分的理论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因为它澄清了自由问题上的含糊,揭露了那个“魔术般的变戏法”是怎么耍出来的。伯林说到:

  

  说我为着我自己的好处而被强制:这有时可能是为着我的利益,而且这的确有可能扩展我的自由的范围;这是一回事。说如果这是为我好,那我就没被强制,因为这是合乎我的意愿的,我也是自由的……;这却完全是另一码事。

  

  这个“两回事”只有建立在两种自由的区分基础上才能成立。强制——无论是否我自愿的,或为了我好,甚至为了保障我的自由——就是强制,这是就消极自由而言的,任何强制都意味着消极自由的减少以致丧失。但是,就积极自由而言,它要区分自愿的强制和被迫的强制,对于前者,既然是自愿的,那么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控制,因此是自由。这完全是两码事。可“魔术般的变戏法”恰恰就蕴含于混淆这两回事或两种自由之中。就消极自由而言,它与强迫没有关系,它的定义恰恰是“强迫的不存在”;但是就积极自由而言,自由就是强迫,强迫就是自由。把两种自由相混淆,就会把积极自由当作消极自由来向大众许诺,可结果却魔术般地耍出极权主义来:既然你们要自由,而自由就是强迫,因此你们要的就是强迫。在这里,“自由”概念的含义已经被悄悄地偷换了。由此可见,任何自由的承诺都必须包含起码的不受干涉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否则转化为强迫就不可避免。“自由”本身(类似于邓晓芒模棱两可的所谓“一般自由”)没有意义,消极自由才有意义。以为“自由”就是美好的、令人向往的,而不去澄清是什么自由,到头来只会把自己套进枷锁。

  

  可是,邓晓芒却认为,这里的问题不是什么两种自由的混淆,而是真正的自由和打着“自由”旗号的不自由的混淆。他要求把人们自愿选择的强迫和不是人们自愿选择的强迫区别开来,认为后者是“伪自由”(打着自由的旗号迷惑或欺骗人),前者是“真自由”。他写道:

  

  这里至少有两种情况。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中……,积极自由并不在于对法律的服从……,我们服从它就是服从自己……;但另一种情况是,在一个专制社会中对绝对权威的服从,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追溯到这个“根源”,而这个根源却不受我们的“控制”。这当然就谈不上什么自由(包括“积极自由”)了。当然,现实中后一种情况经常被披上前一种情况的外衣……;但正因为如此,哲学家的任务不就是要把这两种情况区分开来吗?伯林把它们归结为对同一种问题的回答,不正好混淆了积极自由和专制暴政的区别吗?(第20-21页)

  

  首先,我们要说,就消极自由而言,自愿选择的强迫(不自由)仍然是强迫,而不是什么真自由;服从我们同意的法律就是服从我们同意的强迫,法律是从外强加给我们的限制,这一性质是不可能通过我们自愿服从而改变的。其次,不可否认,上述区别具有某种意义,但实践上是否可行令人怀疑,因为自愿的强迫是可以由强迫者制造出来的,萨达姆百分之百的获得人民的支持即是其例。说有些强迫是自己服从自己,因此强迫就是自由,有些强迫则是服从不受控制的绝对权威,因此这种强迫“就谈不上什么自由(包括‘积极自由’)了”,这太轻巧了:难道“服从你自己”不是可以由“不受控制的绝对权威”来说出吗?“自己服从自己”有太多的文章可作:前一个“自己”和后一个“自己”是同一个自己吗?如果不是,那么“把人格分裂为二”就很难避免。如果你没有个人自主的余地,你的“自己”都会被别人代表去,于是服从自己就变戏为服从他人。起初你可能是自愿的被强迫,后来就会走向强迫你“自愿”,从而“无视个人或社会的实际愿望,以他们的‘真实’自我之名并代表这种自我来威逼、压迫与拷打他们,并确信不管人的实际目标是什么,它们都必须与他的自由——他的‘真正的’、虽然常常是潜在的与未表达的自我的自由选择——相同一。” 古今中外的不知多少“自由”思辩大师当说到“自我”时,他所指的其实并不是任何人的“自己”(伯林所谓的“经验自我”),而是存在于自己中的隐秘的某个“真我”。这种“真我”从一开始就蕴育了对任何“自己”的控制、强制,以实现“自由”。

  

  邓晓芒指出,应该区分真正的自由和打着自由旗号的所谓自由。但是,真正的自由必须包含某种程度的消极自由,伯林指出:“毫无疑问,对‘自由’这个词的每一种解释,不管多么不同寻常,都必须包含我所说的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 因此,要区分的与其说是积极自由和专制暴政(二者并不一定构成对立物),不如说是消极自由和专制暴政。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法律被我认同(那是一个次要的、派生的问题),而是法律保障我的消极自由,而正因为保障消极自由我们才认同它们。健全的法律是对消极自由的限制,因而体现了积极自由,但它是为自由而限制自由的(从而达到平等的自由而不是强者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积极自由是为消极自由服务的,它一旦脱离消极自由,其潜在的危险性就会转化为现实的危险性。积极自由自身很难与专制暴政划分开来,它只有通过消极自由才能作这种划分。

  

  其实,无论邓晓芒所谓的真自由还是伪自由,都只是积极自由的形式,因而只是强制的形式。邓晓芒只承认真正的积极自由,而不承认虚假的积极自由即专制暴政,埋怨哲学家没有区分这两者。然而,真正的积极自由是什么样的?它和专制主义是否就不具有某种亲和性?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积极自由才能澄清这个问题,否则,像邓晓芒那样把积极自由等同于“去做……”的自由,就无法看清楚蕴含于其中的危险性。

  

  邓晓芒在批判伯林的“积极自由”概念时引证了伯林的一段话:“‘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意志活动的工具。……” 然后批判道:“显然,就连伯林自己也觉察到,这段话中对‘积极自由’的阐述怎么看都像是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关系的阐述:‘我希望’就是想要‘去做’什么,是积极自由;‘而不是’则是‘免于’什么,是消极自由;但‘而不是’不过是对‘我希望’的进一步说明而已。”(第21页)可是,邓晓芒这里显然是把问题搞混淆了。

  

  自由的形式定义起码包括三个方面:摆脱什么,去做(或不做、或成为、或具有)什么,谁在摆脱而去做 。这是无论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都必须具备的形式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伯林这里的“我希望……而不是……”的结构统一地而不是分别地适用于两种自由。但是,对于消极自由,它的内容是:作为个体的我,希望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做自己认为应当做的事情,而不是这种意愿、行为遭受阻止、强迫或干涉。对于积极自由,其内容却是:我希望控制、驾御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被他人他物所决定或摆布。显然,两种自由所“希望”和所“摆脱”的内容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消极自由所希望的是自己的意愿以及生活方式能够被承认或满足,而不是肆意地被干涉、阻止甚或泯灭。反之,积极自由所追求的恰恰是要对自己的意愿和生活方式给予控制,而它所要摆脱的未必是外在力量对我意愿、生活方式的阻止、干涉,而是自己内在心灵对这些外在力量的恐惧或顽抗态度。积极自由的“而不是”并不是指对外在力量的摆脱,而是指不被其决定——心灵态度不被其决定。恰恰是,我可能摆脱不掉外在的力量或必然性,我才有一个驾御自己内心的问题。人类的行为越是被限制,积极自由(精神自由)的口号喊的就越响,自由意志就越得到弘扬,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种常见现象。

  

  由此可见,积极自由并非如邓晓芒所认为的那样“积极”(positive)有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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