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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阳: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小国战略

更新时间:2008-07-28 11:19:28
作者: 李向阳  

  

  

  

  内容提要:面对多边主义进程受阻与大国向区域主义的转向,小国必须在不同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中做出选择:以南-南合作为代表的自主型模式,以新区域主义为代表的依附型模式,以“轮轴-轮辐”为代表的主导型模式。一国究竞会选择哪一种模式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初始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博弈格局。因而,在全球区域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大国与小国之间正在进入一个相互博弈的新时代。

  关健词:区域合作经济利益小国战略

  

  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假定国家规模是无关紧要的。实际上,无论是在双边交易中,还是在区域和多边交易中,国家规模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与大国相比,小国存在一系列天然的劣势:市场规模狭小,对外部世界的依存度高,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低,参与多边与双边讨价还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弱,等等。[1]这种天然的劣势决定了小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会寻求与大国不同的目标、手段。笔者在另一篇论文中曾经讨论了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大国战略与新区域主义的关系。[2]本文将以小国为对象讨论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不同战略选择及其发展趋势。

  

  小国面临的两难困境:来自多边主义与区域主义的冲突

  

  过去十年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正在对小国(尤其是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小国)提出新的挑战。[3]多边贸易谈判经历了西雅图会议失败、坎昆会议失败及多哈回合的终结。多边主义进程受阻开始刺激大国对区域主义的转向。坎昆会议失败后,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就宣称:面对多边贸易谈判的停滞,美国不会干等下去,而是要和一部分国家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事实上,美国在完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后,就一直致力于整个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该计划一旦实施,除古巴之外的所有国家都将被纳人进来。对绝大多数中南美洲国家来说,任何单一国家被该协定排除在外的成本之大都是难以估量的。近年来,美国不仅积极推进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步伐,而且也加快了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如与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先后缔结了自由贸易区协定。欧盟在不断推进东扩进程的同时,力图把给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单方面优惠贸易协定升级为自由贸易区协定。传统上,欧盟与ACP(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关系是以“洛美协定”为基础的。它是欧盟给予ACP国家的一种单方贸易优惠协定。但从1998年开始,欧盟与ACP成员国签署了《卡托诺协定》(TheCotonou Agreement),并决定启动《经济与伙伴关系协定》(Economic andPartnership Agreements,EPAs)。其最终目标是用互惠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取代原有的“洛美协定”。

  

  大国对待区域主义立场的这种转变使小国陷人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它们反对大国在多边贸易体制内主导谈判的进程,制定不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4]另一方面,大国从多边贸易体制转向双边或区域贸易体制又使小国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5]而某些大国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对众多小国施加压力,近年来兴起的新区域主义就是例证。

  

  总之,面对全球化进程的波折和区域化进程的加速,无论是主动参与博弈还是被动纳人,小国必须确定自身参与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战略。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自主型战略:南-南合作

  

  早期(20世纪50-70年代)南-南合作的主要动因是实现经济独立。许多发展中国家脱离原有的殖民地体系之后,迫切要求在经济上也要摆脱对原先宗主国的依赖。通过南-南合作,成员国的市场规模不仅扩大了,而且通过产业结构的互补提高了区域内的自给自足程度。这一时期非洲、中美洲区域贸易协定的迅速扩展大都属于这种类型。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经济方面的考虑,如东盟的产生就是和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在这一地区相互对抗、争夺联系在一起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意识到,传统的南-南型合作是不成功的。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由于成员国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传统的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实际上是在更大范围内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其结果限制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空间。以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为例,它最初创建于1960年,成员国包括五个国家(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与萨尔瓦多),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统一对外关税区(CET),以保护区域内工业;消除区域内贸易壁垒;促进对区域外的出口,使整个区域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对区域内不发达国家给予优惠待遇。但实际上中美洲共同市场一开始就只是一个有限的关税同盟,比如农产品就不包括在贸易自由化范围之内。即便如此,其实施结果也未如期达到预定目标。尽管区域内贸易比例从成立之前的不足5%增加到20%以上,但区域内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并没有竞争力,无法实现扩大对区域外出口的目标。由于成员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不发达成员国的优惠待遇没有真正兑现。20世纪70年代末期成员国外债危机和贸易不平衡导致了各国纷纷采取贸易限制政策,不仅区域内贸易下降,而且对外贸易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降。[6]

  

  其二,和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相比,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扩大了区域内成员国的收人差距,降低了落后成员国参与的积极性,甚至导致区域贸易协定的瓦解。在西非经济共同体(CCWA,成员国包括科特迪瓦、塞内加尔、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毛里塔尼亚、加纳、多哥、贝宁、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冈比亚、几内亚比绍等)内,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达喀尔和阿比让地区逐渐演变为区域内的经济中心,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整个区域的比重从1972年的55%稳步增加到1997年的71%。在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组建的东非共同市场(EACM)中,一体化促使区域内的制造业逐渐集中到肯尼亚,其制造业的产值和出口占三国总量的7000以上。东非共同市场最终因无法满足两个落后国家的要求于1977年被迫解散。[7]

  

  其三,和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相比,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对成员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8]大量的经验研究显示,20世纪70-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市场开放存在高度的正相关,但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并没有给成员国带来预期的收益。东盟、安第斯共同市场(ANCON)、中美洲共同市场和中非经济关税联盟(UDEAC)所做的计量分析表明,它们对其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没有产生明显的作用。不同类型的区域贸易协定之所以产生不同影响,主要受制于两类因素。一是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或劣势)。一国的比较优势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异越大,就越有可能遭受贸易转移(效应)的风险。因此,在南-南型区域贸易集团中,收人水平最低的成员国最有可能因贸易转移而遭受损失。以肯尼亚和乌干达为例,尽管两国制造业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都具有劣势,但肯尼亚比乌干达的劣势程度要低一些,其结果是,乌干达易遭受贸易转移的损失:本来可以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的产品现在转而从肯尼亚进口。对肯尼亚来说,一体化组织保护了本国制造业免受世界市场竞争的威胁,并能够向乌干达出口制成品。相反,在南-北型区域贸易集团中,高收人国家的比较优势与世界平均水平差异大而易遭受贸易转移的损失;低收人国家则从中获得了贸易创造(效应)的收益。二是“群集”机制和“反群集”机制。在产业层次上,前者主要受制于知识溢出效应、劳动力市场储备效应、供需联系的向心力效应;后者则主要受制于拥挤效应(如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污染效应及其他外部性效应。一般说来,在南-南型区域贸易集团中,“群集”机制占主导地位;在南-北型区域贸易集团中,“反群集”机制占主导地位。

  

  因此,伴随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区域主义发展浪潮,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逐渐退出主导地位。新签署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只占总量的15%左右;原有的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多数处于停滞状态,甚至被解散,其余的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而进行了改革和升级。比较成功的例子要数1992年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9]和1991年成立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10]为克服传统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的弊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新一代的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呈现出下述方面的特征。其一,无论是成员国还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都放弃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因而区域内和对区域外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都在加速。其二,除了关注传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小国也开始关注非传统的收益,如扩大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提供区域内的公共产品等。

  

  理论上,小国的劣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较高的固定谈判成本(Fixed Costs of Negotiation)和较低的讨价还价能力。[11]而区域贸易协定不仅可以分摊固定谈判成本,而且还有助于成员国整体提高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讨价还价能力。具体地说,成员国通过区域内的“互助博弈”( log rollinggame)[12]可以形成区域内的共同利益、立场和组织机构(如秘书处),进而实现单个国家所无法获得的收益(如有能力与大国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外部金融资源)。另一方面,加人到一个区域贸易组织必然要牺牲单个国家的自主权利益,同时一个共同的区域协调机构本身也要发生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会随成员国数量的增多而提高,因而区域贸易集团的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区域贸易集团的均衡规模最终取决于外部交易成本与内部交易成本及讨价还价能力提高收益之间的比较。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进一步分解为以下类型:其一,成员国需要参与的对外谈判领域越广,区域贸易集团的规模就越大。对外谈判领域越广意味着成员国合作的收益越大。其二,成员国的相似程度越高,区域贸易组织的规模就越大。相似程度高意味着成员国更容易形成共同的立场。其三,区域贸易集团的协调机构被赋予的自主权越大,区域贸易集团的规模就越小。其四,成员国需要参与的对外谈判成本越大,区域贸易集团的规模就越大。这是基于分摊固定谈判成本的考厂虑。此外,在动态均衡中,伴随着区域贸易集团规模的加大,它们会选择参与更加广泛的国际事务谈判领域。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依附型战略:新区域主义

  

  在新一轮的区域主义发展浪潮中,发达国家(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小国)之间的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合作模式中,小国会对大国做出更多的让步。这在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缔结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中,以及欧盟接纳东欧国家的协定中都表现得很清楚。小国对大国的让步不仅体现在传统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减让领域,而且更主要体现为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法规、政策向大国靠拢。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中,墨西哥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能源定价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竞争政策都应美国的要求做了较大的调整。针对正在谈判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协定,美国不仅要求南美洲国家对其经济体制和政策做出调整,而且还必须符合美国政治民主制度的要求。同样,东欧诸国为了加人欧盟也需要对其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大幅调整。由于不同国家在体制调整方面的步伐存在差异,它们只能分批为欧盟所接纳。这种小国对大国做出的单方面让步现象被称为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13]由于大小国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优劣势及目标函数存在差异,它们的成本与收益体现在不同的领域。以自由贸易区协定为例,大国在向小国开放市场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小国实施贸易报复的权利。为了补偿大国的损失,小国必须向大国提供单方支付(side-payments)。如果没有这种单方支付,大国与小国之间就难以达成自由贸易区协定。因而,在均衡状态下,小国从自由贸易区协定获得收益的同时,也必须提供单方支付。换句话说,小国与大国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实际上是利用单方支付购买了进人大国市场的“保险”。[14]

  

  小国积极寻求与大国之间的合作是由多重因素推动的。

  

  第一,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通常以小国在非经济领域的让步为前提,但它能够在经济领域为小国带来收益。与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相比,小国能够从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中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包括:小国可以从区域内收人收敛机制中获益;小国可以获得自由进人大国市场的机会;由于大国的市场开放程度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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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亚太》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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