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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景坛:《周礼》的作者、写作年代及历史意义新探

更新时间:2008-07-25 15:40:03
作者: 孙景坛  

  

  提要:本文认为,《周礼》是西周后期的一部改革文献;是官方典籍;是由一人主编,多人完成的。而且,它还是一部残草稿;未得到实施;春秋战国时人对其都讳而不言。《周礼》应是“厉始革典”所拟颁行的新政典,“厉始革典”的失败,导致了其夭折。《周礼》标志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标志春秋的开端。它能使我们能搞清“厉始革典”的全貌,及失败的原因。同时,它还是我们重新评价周厉王的依据。

  

  

  关键词:周官 周礼 周厉王 刘歆 厉始革典 共伯和行王政 春秋时期

  

  

  

  《周礼》是中国上古唯一一部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文献,对汉、唐以来的制度建设有重要影响,后被列入儒家经典。但是,关于《周礼》一书的作者、写作年代及历史意义,理论界一直争议很大。本文想对此谈点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关于《周礼》研究的历史回顾

  

  

  

  《周礼》原名《周官》。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说:“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周官经》以为《周礼》。”班固《汉书·艺文志》之《周官经》的自注说:“王莽时,刘歆置博士。”《周礼》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说,是河间献王得自民间。可是《后汉书》却说是孔安国所献,不确。因为《史记·封禅书》载:汉儒曾“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汉书·艺文志·乐家》亦载:孝文时,乐人窦公曾献《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周礼》虽面世于西汉初年,但真正得到官方的倡导却是西汉末年,对此马融曾解释说:《周礼》“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1)其说也不确。西汉经学内部,向来有今古文之争。西汉中前期,思想界一直是今文经学占主导地位,古文经学受排斥,《周礼》属古文经,自然得不到重视。但有些古文经,既有古文本,又有今文本,还可以与今文经抗衡。而《周礼》由于无今文本,所以倍受冷落。刘向父子属古文经学家,直到他们掌握了实权之后,《周礼》才一度得到表彰,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左传》。《周礼》缺《冬官》补《考工记》。《汉书》说是河间献王所为,马融说出自刘歆校书,此亦应以《汉书》为准,因为其记载更原始可靠。

  

  

  

  《周礼》研究,争议最大的是作者和写作年代。对此,传统的说法有二:一是出自周公;二是战国伪书。前说源于刘歆。过去有人认为:“刘歆因为《尚书·周书》有《周官》篇,为了避免混淆,遂采《左传》之文,更名为《周礼》。”(2)其实,刘歆就是认为《周官》乃周公所制的《周礼》,更名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避免混淆,而是要突出它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和作用。后来朱熹进一步认为:《周礼》“盛水不漏,非周公不能作”(3)。后说源于汉今文经学家,如临硕说:《周礼》是“末世渎乱不验之书”(4);何休认为是“六国阴谋书”(5);宋苏轼等亦认为是“战国所增之文”(6)。近人康有为又提出第三种说法,认为《周礼》是西汉末年的伪书,其作伪者就是当时的古文经学家刘歆。(7)应当指出,以上三说均缺乏科学依据,多属臆测,其中康氏的臆测最明显,他连《周礼》面世于西汉初期的事实也否认了,对此理论界颇有微词。

  

  

  

  《周礼》的研究到现代才走上科学的轨道。第一个对此做出较大贡献的是郭沫若先生,他在《周官质疑》一文中,以金文为依据,对“出自周公”说作了有力的驳斥:“......上述共二十项乃彝铭中言周代官制之卓著者,同于周官者虽亦稍稍有之,然其骨干则大相违背,如是铁证断难斥为向壁虚造。又所举诸器之年代,大率起于周初,而逮于春秋中叶,其说之详,具见《大系》,亦断非前代异制或传闻异词等说之所能规避。如是而尤又可谓《周官》必为周公致太平之迹,直可谓之迂诞而已。”(8)郭先生的这一批评是致命的。但在批评“出自周公”说的同时,他力主“战国伪书”说,甚至认为:这个作伪者就是荀子弟子。

  

  

  

  针对“战国伪书”说,朱谦之先生从文字学和官制的角度,亦考证说:“此书中所用古体文字,不见其他古籍,而独与甲骨文、金文相同,又其所载官制与《诗经·大雅·小雅》相合,可见非在西周文化发达的时代不能作。”“成书最晚不在东周惠王后。”(9)洪诚先生在《读〈周礼〉正义》中,则从语法学的角度研究说:“从语法上看,文献中,凡春秋以前之文,千数与零数之间,扰用有字连之,战国中期之即不用。《尚书》、《春秋经》、《论语》、《仪礼》经文、《易·系辞传》皆必用。《穆天子传》以用为常。《山海经》中之《五藏山经》不用。《孟子》除论述与《尚书》有关之事而外,亦不用。《周礼》之经记全部用,此种语法与《尚书》、《春秋经》同,故非战国时人之作。”(10)张亚初、刘雨二先生又以金文为据,在《两周金文官制研究》一书中考证道:“总计《周礼》三百五十六官有九十六官与西周金文相同或相近,这说明《周礼》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职官在西周金文中可找到根据。”“《周礼》六官的体系与西周中晚期金文中的官制体系是相近的,二者虽有名称及层次的不同,但其内在的联系则是很鲜明的。《周礼》的作者在编书时一定是借鉴或参照了西周中晚期的官制系统,并吸取了其中对他有用的东西。”(11)这些看法对“战国伪书”说亦是致命的。由此可见,《周礼》既非出自周公,也不是战国伪书,事实上,应是东、西周之交前后的作品。

  

  

  

  后来,金景芳、尹黎云二先生又分别对以上四先生的真知卓见进行了演绎。金先生认为,作者可能是东周初期一得见王室档案者;(12)尹先生则认为,“极有可能是管理档案材料的官员”(13)。应当说,这也属臆测,没科学根据。

  

  

  

  关于《周礼》的历史意义,向来是围绕《周礼》的产生年代及作者而展开的,如凡认为《周礼》出于周公者,都大谈周公“致太平” ;“战国伪书”说,则都在“六国阴谋”上作文章;“刘歆伪书”说则重在宣扬保存西周旧制等。应当说,这些说法均是对《周礼》历史意义的附会,亦不确。

  

  

  

  二、《周礼》的作者、成书年代之我见

  

  

  

  如果从“《周礼》产生的科学时代当在东西、周之交的前后”出发,要想解决其作者、成书年代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要对《周礼》本身进行深入研究。第一,《周礼》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过去,理论界有两种主要看法:一是历史文献,二是思想著作。前种看法,如金景芳先生认为:《周礼》“讲古制极为纤悉具体。但其中也增入作者自己的设想”。(14)尹黎云先生则说:“书中所反映的周制,当是西周初期尚未改制,也就是沿用殷制的周制,同时又有不少内容是作者的设想。”(15)金、尹二先生都认为,《周礼》保存旧制是主要的,作者的设想是次要的。后种看法,如顾颉刚先生认为:《周礼》是为统一天下,成就帝王事业而设计的一套制度。(16)李普国先生进一步说:“该书是作者为了‘成就王业’而设计出来的一个方案,并非历史实录”;“它主要是一部思想史性质的著作。”(17)顾、李二先生都认为,《周礼》的改革方案是主要的,保存旧制是次要的。二说孰是孰非?笔者认为,后种见解有道理。如前所述,《周礼》一书,言旧制只占该书内容的四分之一强,绝大部分是谈新的改制方案,因此改革是该书的主旋律。传统上,理论界也多是从改制的角度来看待《周礼》的。胡寄窗先生说:“从西汉起,即不时有人把它作为改革某种政治或经济的理论依据。两宋以来,《周礼》更成了封建士大夫心目中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准则。”(18)李普国先生更具体地指出:“刘歆佐王莽,苏绰佐北周宇文氏,皆托《周礼》以改制。唐玄宗又依傍《周礼》而修《唐六典》。宋王安石师法《周礼》的理财制度,创立‘新法’;王安石自撰《周礼新义》,并以《周礼》取士。近代太平天国制订的《天朝田亩制度》,也从《周礼》吸取思想养料。”(19)这些看法都是正确的。因此《周礼》不是历史文献,而是思想著作,是改革的法典。

  

  

  

  第二,《周礼》是私人著述,还是官方典籍?这个问题,传统的看法有二:一是官方典籍,二是私人著述。前说源于刘歆,后说源于“战国伪书”说,后说也是当前理论界最流行的说法。不过,应当指出:理论界包括金景芳、尹黎云先生,既已接受了朱谦之等先生对《周礼》所作的科学考证,即它应产生于东、西周之交的前后,那么,“私人著述”说无论如何都难成立。1、在东、西、周之交的前后,中国学术尚未下移,百家争鸣亦未兴起,私人著述绝无可能。即使到了春秋后期的孔子时代,尽管他是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但仍是“述而不作”。至少早于孔子一百多年的《周礼》,怎么会出于私人之手呢?2、无论是在西周后期,还是东周初期,周天子都基本上还相当有实力,自己都能制定改革方案,决不可能由私人去“操心”。3、像《周礼》这样重要的改革文献,既高屋建翎,又纤密细微,一般私人是作不出来的。该人至少要相当后世的实权宰辅,如王安石、张居正之类,亦或就是周天子。因此《周礼》应为官方典籍。

  

  

  

  第三,《周礼》是多人杂著;还是一人原著,多人补订;或一人主编,多人合著而成?关于《周礼》的成书,清杨椿曾认为:“疑其先出于文种、李悝、吴起、申不害之徒,......后人网罗摭拾,汇成词书。......且以周、秦后事附入者在在有之。”(20)顾颉刚先生进一步认为:现在所见的《周礼》,是散亡之余,为汉代儒家所获得,并加以增损而成。其成书过程,上可联系到齐宣王立稷下之学,下可联系到王莽托古改制,既不成于一人之手,也不作于一时。就是说《周礼》是多人杂著。(21)对此,胡寄窗先生曾批评说:“新故有名考据学家顾颉刚给《周礼》一书作了一点极明确的论断,肯定其为‘不成于一人,也不作出一时’。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斟酌的问题。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如《管子》、《老子》之类,其内容各篇章常是相对独立的,特别是在其组织上体系上并无必然的联系,有的甚至与前后各篇章毫无关联可言。象这样的古籍,说它们不成于一人和不作于一时,是很有可能的。《周礼》这部书就不是这样,它系统地记载了一个封建大国的中央各部门和每一部门的各级行政机构的周密编制体系。不论这些记载系来自直接、间接知识,或系来自主观虚构,仅凭这一点而言,即足以断定《周礼》不可能是若干人非一时之作。理由很简单,假如《周礼》真是不成于一人和不作于一时,试问:这些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伪造者们怎会不谋而合地甲作《天官》、乙成《春官》、丙续《秋官》,而最后竟组成一部体系完密的《周礼》?天下哪有这种巧事!又假如这些伪造者们均生活在同一时代,除非他们彼此相识,蓄意共同伪造,才可能编成这样一部《周礼》。果真如此,倒成了古代的一个伪造‘小集团’,可谓千古罕有的伪造方式。所以,《周礼》的主要轮廓应以成于一人之手才较为合理,他人只能做些无关大体的小的增补改订。”(22)二说孰是孰非?应当说,都有一定道理,又都有弊端。《周礼》各篇风格不一,矛盾甚多,若非多人撰写,实难说通;而其整体结构严谨,思想细密,若非出于一人,也不可理喻。这就产生一个矛盾:《周礼》到底是多人合著还是出于一人?笔者认为:《周礼》的产生当如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吕氏春秋》的总体设计出于吕不韦,成书是由其众多门客合撰。《吕氏春秋》就有这种总体结构严谨细密,而各篇风格迥异、内容混杂的矛盾。《周礼》的这一现象不正与《吕氏春秋》相同吗?它也应是由一人总体设计,多人分头撰写而成。只有这样,才可能出现上述问题,否则费解。另外,后世对《周礼》有无增补?二说对此虽都不同程度地予肯定,但根据并不充分。因为这些所谓的增补,很难从《周礼》正文中找到实据,几乎都出于注疏。如李普国先生就曾从《周礼·夏官·职方氏》豫州条一疏出发,认为:此处所载是东周事迹。(23)然而《周礼》注疏是个极难确定的问题,胡寄窗先生曾说:“历代注疏家几乎对《周礼》中一字一句均有各种不同的歧见,有不少条仅一、二十个字的原经文,其注疏竟多达一万余字。足征其意见之纷歧。”(24)怎么能仅凭《周礼》注疏来断定其有后世增补的内容呢?

  

  

  

  第四,《周礼》是否是残草稿?蒋伯潜先生在十三经概论中曾指出:《周礼》是一部未完成稿。《周礼》中所缺的《冬官》不是佚亡,而是作者在草完前五官之后,未来得及赶写,也未来得及修改前五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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