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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克复:“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起点与实践走向

更新时间:2008-07-19 23:45:06
作者: 应克复  

  只有在消灭“资产阶级旧社会”后,在“一个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才可以获得自由的条件。可见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不是现实的、此岸世界的自由,而是未来的、彼岸世界的自由。他认为,在现实中不可能争得自由。你要自由吗?那你就得去为美好的未来而奋斗,首先得投身革命。而自由民主主义的自由观则是向不自由的现实要自由,在现实的、此岸世界中去争自由,即立足于现实,去一点一滴地,一步一步地争得自由。不能寄希望于未来。不能认为革命成功了,全社会就会立刻实现“自由”了。自由不是一次性的批发,是零售。不可能一步到位,有一个逐步扩大和提升的过程。各国的经验证明,这种自由观(应当说是争取自由的方法)是切合实际的。而马克思的自由观却带有宗教的色彩,因为宗教总是把人的幸福,自由等一切美好的憧憬都寄托于来世、天堂、天国;马克思那里是寄托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为了进入天堂,宗教要人们从善、积德、忍耐;马克思则号召人们去摧毁这个旧世界,进行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则与一切宗教相区别。

  马克思的自由观与自由主义的自由观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前者主张“积极自由”,后者主张“消极自由”。所谓“积极自由”,是设定一个美好的理想,或规划一个恢宏的目标,通过革命、斗争、运动等方式去实现理想或目标以争得自由。其中包括,为了未来的自由而舍弃眼前的自由;为了集体、国家的自由而牺牲个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往往以失却个人自由为代价,所以为自由主义者所摒弃。自由主义者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婚姻自由等项自由权利,只要遵守既定法律就能得到。以言论与出版自由为例,只要政府不干涉或践踏法定的自由权利,如不建立书报审查制度,不查封报刊,不开列禁书,不制裁异见人士,不抓思想犯,不以言入罪,不兴文字狱,等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自然就实现了。其他的自由也是如此。许多人至今对马克思的自由观仍存在着一种误解,他们只看到马克思也是提倡自由的;殊不知,马氏的自由观恰恰把我们引入了失去自由的泥潭。

  概言之,马克思的人论强调其社会性,认为不同的社会关系下有着不同的人权诉求,因而不存在抽象的自由与平等。于是,在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的概念中发生了裂变,即人的“一般本质”与人的“社会本质”的分裂与冲突,最终导致后者对前者的否定。马克思人学理论中这一分裂、冲突与否定,是马克思过分强调人的“社会本质”、轻视人的“一般本质”的结果。不过,马克思还没有以“社会本质”完全取代“一般本质”。其后人则以此为开端,只承认其“社会本质”而根本取缔了人的“一般本质”。譬如,毛泽东就曾说过:“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9]”此言完全否定了共同人性,这与马克思的人论思想是有区别的。但毛泽东这一“人学”观点成为中国人的一个信条,人性索性免谈,只剩下人的“阶级性”。根据人性所确立的自由权利也遭到蹂躏与践踏。直到上世纪80年代前期,在人性、人道主义的论争中,胡乔木仍以这一观点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与人道主义[10]。

  否定共同人性(或曰超阶级人性)当然是错误的。否则,中国政府不会在1998年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了。自由、平等、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价值理想。如果当“无产阶级”拥有了国家权力,充分地享受了自由与尊严之后,你还否定人性,否定人权,那么,降临社会的只能是专制、特权与奴役,即与人类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当代中国多少年来与宪法确立的人权规则隔岸相望,在这里可以挖掘出重要的理论根源。

  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下,人性与人权受到蔑视与践踏呢?——专制主义。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将自由与平等作为批判与扫荡中世纪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并根植于人心,成为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理念。这面旗帜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领航着社会的进步,成了人类永恒的价值理念。资产阶级曾将此作为自己的旗帜,无产阶级或其他人也可以举起这面旗帜,维护人的正当权益,捍卫人的尊严,伸张社会正义。只要人类在管理自身中还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自由与平等就依然是人类进步的灯塔。但是,马克思却将自由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他强调,无产阶级要付之行动的是革命,是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沿着这条路线前进,人类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但实践的结果大悖于马克思的设想。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潜伏着这样一个悖论:“革命”是为了追求“自由平等”,但“革命”之后的国家却是一个“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在专政者与被专政者之间,又哪能存在所谓“自由平等”呢?结果是,摧毁了旧的压迫国家,又营造了新的压迫国家。尽管它是由无产阶级来专政的,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但是,多数人为什么可以剥夺少数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多数人专政难道就是正义?更何况,所谓多数人专政如何实施,在多数人内部又如何保障民主与自由的权利还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中国共产党至今还未实现党内民主,提出先实行党内民主的人士还被视为“觉悟者”。这种情况下,全社会的自由平等更是遥不可及。

  

  三、国家与自由:马克思的国家观

  

  马克思的国家观是他将“阶级”这一概念运用到炉火纯青的产物。无论是国家的产生(起源),国家的本质与功能,国家的消亡,他认为都与阶级、阶级斗争相联系。比如,国家并非从来就有的,它只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恩格斯);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列宁);随着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会“自行消亡”――这是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基本观念。

  《共产党宣言》这样评析:“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委员会罢了。”所以,“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专政。[11]”恩格斯极而言之:“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君主制下差。[12]”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马克思的态度是以暴力革命加以摧毁。他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依据,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3]”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后,用什么东西去代替旧的国家机器呢?——无产阶级专政。在列宁看来,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乃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区别。他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4]”

  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比资产阶级的国家会自由一些呢?恩格斯的回答是否定的。1875年恩格斯写道:“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他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再存在了。[15]”列宁甚至认为,“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16]”国家概念被他们紧紧锁定在狭隘的阶级观念的框架内。

  将马克思的国家观与自由民主主义的国家观作对比,饶有趣味。自由民主主义的国家观是以人权理论为基础的。它以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基础建构其国家理念与制度框架。这一关系可概括为两点:一,为什么需要国家?国家(政府)是怎样建立的?二,国家建立之后,人们如何防范它不作恶?关于第一个问题,自由民主主义者认为,虽然每个人都享有天赋人权,但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缺少公共管理,缺乏法律约束,一些人容易侵害另一些人的权利,人们因此生活在纷乱的无安全保障的状态之下。人们于是联合起来,订立契约,将管理社会的权力委托给了那些治理者,国家(政府)出现了。所以,政府是一种公共权力,它来自契约,来自人民的授予,其目的是维护公共秩序,保障每个人的天赋权利。

  关于第二个问题,自由民主主义者认为,人性中具有恶的一面。特别是那些拥有了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吏,如果缺乏监督与制约,人性中的恶就会滋长,他们就会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以权作恶,侵犯人权,危害社会,这就违背了人们建立政府的目的。因此,国家(政府)虽然是必要的,但它并不是一种“善”,而是一种“恶”,是必要的“恶”;为了防范它作恶,在建立政府的时候,就应从制度上、法律上对它的权力进行限制,与此同时,公民们还要时时提防政府的不轨。世界上只有称职的政府而没有可以完全信赖的政府。

  总之,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们的自由,而不是侵犯自由,更不是对人实行专政。不能保障公民权利的政府是失职的政府;侵犯公民权利的政府,就是一个违法犯罪的政府了!上述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国家观念,自洛克(1632—1704)以来,成为西方社会主流的政治思想,并逐步扩展至非西方世界。与自由民主主义的国家观相反,马克思的国家(无产阶级的),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暴力建立,而不是人们选择、认同的结果;它凭借专政暴力维持与巩固,而不是凭借宪法与法律加以治理;它是一个阶级(实为一个政党)压迫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工具,而不是为了保障人们的自由。在这种国家中,被主政者人为设定的专政阶级与被专政阶级不但不能共同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进行着一场又一场迫害被专政者的残酷斗争。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2005年德国政府把这一信条镌刻在德国政府的大楼上)“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从;而我们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现实中,人实际上成了国家的奴隶,是为国家而生存的[17]。

  

  四、“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困惑

  

  与马克思设想的相反,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理想在东方非资本主义社会才得以实现;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国家观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在理论上存在以下误区:

  1、“阶级国家”与“阶级专政”在现实中是一种“虚幻”。

  在某种生产方式下,必然有一个阶级主导其生产活动,成为经济上乃至政治上的强势者,国家的内外政策因而往往向这一阶级利益倾斜,但这一阶级与国家权力的占有者(统治集团)不能划等号。任何国家其权力只能为少数称为官吏的人所行使。所谓地主阶级是封建国家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未免言过其实。

  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国家作为社会公器,根本不容某个集团长久占有。社会成员通过组织政党与各种组织,通过竞选、院外活动、舆论造势等方式,对立法、政策等施加影响,以谋求本阶级、本集团的利益。所以把现代西方国家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先入为主的狭隘见解。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名义上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但实际上,在计划经济年代,工人是国家企业中的雇佣工人,只领取微薄的工资糊口;农民是依附于公社体制的农奴,连人身自由都难有保障。改革开放之后,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边缘化了,贫困化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均是对“阶级专政”的一种讽刺。

  “阶级专政”为专制者提供了一面旗帜,而且是最“革命”的旗帜,打着这面旗帜,就可以对任何人实行专政,有恃无恐地作恶作乱。比如,毛打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旗号发动的“文革”,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所造成的浩劫堪称空前绝后。

  2、专政的理论缺陷是专政对象(客体)的不确定性,从而使专政权力拥有者在实施专政中带有很大的主观任意性。

  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剥夺了财产的“资产阶级”和“剥削分子”被划为“专政对象”。但他们与这个国家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公民,就应当与其他公民一样在法律上享有同等的权利。又有哪部法律规定过“专政公民”与“非专政公民”之间的区别呢?国家(政府)为什么可以任意剥夺他们以及其他无数公民的权利呢?马克思的所有文献中对此都没有作出解释。中国就是在这种既无理论依据又无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长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理论缺陷最后导致“全面专政”的闹剧上演:“文革”初期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荒诞结论,全国上下大揪、大批、大斗“党内走资派”,同时使专政成为不受限制的权力,肆意为恶。事实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分子”定为“专政对象”,是一个很大的误论。试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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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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