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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国阶:解析中国的多层次贫困与改革思路

更新时间:2008-07-19 23:41:55
作者: 耿国阶  

  而非一个开放的长远发展战略一个组成部分;在解决现在突出问题的同时也在扭曲正常的发展轨道,不是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而是为下一步的发展制造不确定性。

  2、 第二种思路的缺失

  第二种改革与发展思路的要点是实现政府工作中心的转移,以“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为中心”来取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和发展思路。这一思路的长处是注意到目前突出的问题及根源,提出的相应发展战略也比较稳健,但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缺失:

  第一,这一思路虽然抓住了关键的制度问题,对实质性问题的理解(或者说不是理解问题,而是表述问题)仍然不到位,似乎有意无意的偏离了最重要的问题,偏离了最重要问题的最重要的方面。例如,所讲的制度建设的八个机制,强制机制、汲取能力、共识机制、监管机制、协调机制、表达机制、整合机制、再分配机制[7],基本没有涉及权力制约这个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给读者的感觉是八种机制建设会进一步强化权力。尤其是考虑中国国情,强权力似乎也算一种对现实的承认,但必须包括相应的强制约、强监督,这一缺失正是这个思路的薄弱点所在。该思路所讲的“四大政治改革”,即党的改革、人大的改革、政府的改革、司法的改革,涉及到了最重要的问题,但在论述中,最重要的方面,特别是四大政治改革所内蕴的矛盾和冲突,基本没有涉及到[8]。

  第二,这种思路对制度的理解仍然比较狭隘,较少注意制度得以践行的社会支撑,制度得以形成的社会性引力和合力,以及制度难以突破的阻力和暗礁所在。这样会导致单纯的对制度以及制度变革的过高期望。

  第三,此观点虽然属于“国情派”,但是对国情的把握和理解似乎更注重统计数字和社会调研,更注重实证研究,而缺乏哲学、历史和社会的深度和厚度,社会理性显得不足。

  3、 第三种改革思路的弱点

  第三种思路,认为改革发展深层次的障碍就是政治体制问题,所以应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并以此来带动经济、社会的持续、良性发展。至少在理论上,这种思路比前两种思路更为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真正的实质所在。但一种改革和发展思路,理论上的对错是一回事,而现实可行性的大小则是另一回事。

  第一,这种思路的提倡者多为学者,学者论说主要关心理论和价值正确与否,但实际执政的政治家则主要考虑现实的可行性问题,不仅要克服利益和价值的障碍,还要评估风险和成本。无论出于维护既得利益,还是出于稳定的考虑,缺乏体制内力量的支持是其致命弱点。官方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表明这种思路变成现实尚待时日[9]。

  第二,迄今为止的改革和发展已经积累下足够的“炸药”和“干柴”,现有的控制机制虽然不符合现代价值但至少仍然有效,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的新机制是否能建设性地引导这些能量,而不是引爆这些情绪性能量,防止它们在破坏旧体制的同时也把社会自身破坏的七零八落,对此谁也没有足够的把握与自信。可以说,中国现在就处在两难之中:没有一定的矛盾和情绪积累,就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突破力量;但过于尖锐的矛盾,过于深厚的情绪积累却使当政者在政治体制改革踌躇再三,裹足不前。知识界目前到退回不要西方式民主的保守立场,原因之一是大家已经认识到,现在中国已经承受不起天下大乱的代价,猛药也未必治重病。

  第三,如果考虑到以上的分析,真正的症结不仅是制度贫困问题,而是制度贫困、物质--资源贫困、精神贫困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交错并织;而制度贫困不仅包括“良制”的匮乏,也包括制度能力的匮乏,以及“良制”支撑资源的匮乏;“良制”的匮乏很可能是目前最大的瓶颈制约和突破口,但是突破这个瓶颈制约后,中国的走向可能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向,而不是只有一个。

  综上所述,以上三种改革和发展思路都各具合理性,同时也各有其不足;需要理清它们在解决“多层次贫困的并存和交织”这个深层改革和发展暗礁中各自的位置,保持“改革、发展、稳定”的连续性和彻底性。

  

  结语:发展的阶段性转换与实践性价值排序的转变

  

  发展战略的变化必须立足于社会矛盾的变化。1978年以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略走向绝对化,带来的严重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几项:经济发展压制了社会公平;“物质脱贫”在价值排序上绝对优先,严重排挤了“制度脱贫”和“精神脱贫”所应占据的位置。在社会性绝对贫困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这种阶段性的极端化自有其合理性,但随着社会性绝对贫困的大幅缓解,其基于社会性绝对贫困的合理性也在大幅度下降,目前,似乎已届发展阶段性转换的转折点。

  发展的阶段性转换使制度再次成为发展的“瓶颈”(类似于1978年),“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的初步成就已为“制度脱贫”准备了社会基础;一段时期内政治局势的稳定为“制度脱贫”创造了适当的空间和回旋余地。可以说,如果不寻求制度性突破,改革的深层次问题难以真正解决,真正的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甚至稳定的政治局势也难以持久。古人云:“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时势千古难逢,中国宏伟的改革事业呼唤大仁、大智、大勇之人!不是一个,而是一批!

  

  【注释】

  [1]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而根据公安部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国共发生 7.4万起抗争事件,共有 376万人参与其中,比2004年增长15%; 2005年发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数量就达到8.76万起,平均每天达240次之多,比上年增加6.6%。参见: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2-51页

  [2] 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主编,《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1-22页。

  [3]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7-136页。

  [4]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0-233页。

  [5] 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本土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7-198页。

  [6]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序言第3-6页。

  [7] 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主编,《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10-12页。

  [8] ,出处同上,前言第12-21页。

  [9] 周天勇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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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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