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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东来:大国干预与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对于中国和希腊的比较研究(1944-1946)

更新时间:2008-07-18 16:11:54
作者: 任东来 (进入专栏)  

  

  1937-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1941-1944年希腊人民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战争有着非常相似的特点: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同时也成为争取政治、社会和经济进步的人民革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迅速壮大起来,并在战争结束之际,对现存政府的权威及合法性构成挑战。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反法西斯同盟使地方冲突国际化。美国、英国和苏联出于各自的目的干预了中希两国的内部政治斗争。

  在这里,我们把干预理解为从政治处理、军事存在到武力干涉等一系列程度不同的卷入。这种干预大都旨在维持中希两国现政府的稳定和存在,因而直接影响了两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形成。

  本文将要讨论1944-1946年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大国干预与共产党的革命战略的关系,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大国干预是如何影响中共和希共两党革命战略的形成的?它为何会对两党的命运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这一课题至少值得从比较共产主义、比较外交政策和国际冷战史这三个角度加以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文献的缺乏,历史学家很少注意共产党的对外关系,进而也无法全面理解大国干预所产生的影响。这种情况在1980年代以后有所改变。中共和希共的大批文件公诸于世。据此涌现出一批研究两党对外关系的高水平研究著述。这样,就有可能从事这项比较研究。

  

  一、大国干预与共产党革命战略的形成

  

  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中国和希腊两国国内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抵抗侵略的同时,也经常与现存政府及其武装发生冲突。两国共产党都在追求两个目标:(1)赶走侵略者;(2)阻止现政权恢复战前的独裁统治,可能的话则推翻旧的政权。

  尽管外来战争削弱了中希两国的政府,但是,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成员,它们却得到了同盟中强国的支持和援助。在希腊,英国是流亡政府的靠山;在中国,美国是重庆国民政府最重要的支持者。二战为这两个国家提供了分别干预希腊和中国内部事务的机会。

  早在30-40年代之交,英国就确立了其在希腊外交上的影响力。它把希腊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保证其经地中海通往东方的海上生命线的安全。为此,1942年2月英国不惜劳军远征,帮助希腊抵抗德国入侵。失败后,英国又全面支持流亡政府,并竭力从军事和政治上控制希腊国内的抵抗运动。

  当英国忙于巩固其在希腊的地位时,美国也在中国做同样的事情。自1939年给予中国第一笔贷款援助后,美国开始逐步卷入中国事务,试图通过援华达到遏制日本扩张的目的。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竭力帮助中国国民政府成为“一强”,以便让它填补日本失败将在亚洲留下的权力真空。

  与英美积极卷入相对照,苏联在1944年中期以前,一直忙于国内战事,对希腊和中国事态注意甚少。不过,它对两国的共产党仍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了,但希腊共产党还时时征求苏联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开始摆脱苏联的控制,与苏联关系也非融洽,但它仍然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的帮助。随着轴心国的失败,苏联领导人希望能够巩固苏英在巴尔干、苏美在东亚的合作。为此目的,他们常常以牺牲希共和中共的利益与英美达成交易。

  

  1.希腊共产党与大国干预

  

  希腊共产党创建于1918年,在30年代有了很大的发展。1936年希腊议会选举时,它赢得了5.8%的选票。但在随后由军事政变建立的独裁统治期间,希共遭到无情镇压,组织陷于瘫痪。1941年5月德国占领希腊后,残存的共产党人和乘乱从狱中逃出来的共产党人一起,高举反法西斯的大旗,团结几个社会主义小党,在9月建立了希腊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民族解放阵线(希文缩写为EAM,简称民阵)。次年4月又建立统一的全国人民解放军(希文缩写ELAS,简称民解)。希共成为民阵和民解的主导力量。希共的反法西斯斗争得到苏联的道义支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同时,英国为影响抵抗运动,也在1943年夏向民阵解放区(自由希腊)派出军事使团并向民解提供援助。因此苏联的影响和英国的存在是希共制订其革命战略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1943年3月,希共仿效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建立的反法西斯全国解放委员会,成立了希腊全国政治委员会,开始在解放区(已占希腊国土的1/2)内行使临时政府职权。

  此举是对流亡政府的直接挑战,表明希共有计划建立自己的政府。当时希共领导人很希望此举得到苏联的支持,但出乎意料的是,苏联为了维护与英国的友谊,却明确表示它将继续承认流亡政府。结果,希共放弃了在全国政治委员会基础上建立民族团结政府的考虑,同意参加由流亡政府在黎巴嫩召开的全国各党派政治会议,并准备在民阵占有一半内阁席位的情况下参加政府。

  希共参加会议的决定,令英国政府感到欣慰。从1943年春开始,英国丘吉尔政府对希腊政策的出发点就是如何在希腊解放时防止希共夺权。为此,它操纵召开了黎巴嫩会议。它的如意算盘是,迫使民阵加入到政府当中,从而把民阵从与政府平起平坐的对手地位贬到一个小伙伴的位置。如果民阵拒绝参加政府,英国就可以它破坏国家团结,从而降低民阵的威望。

  在1944年5月黎巴嫩会议上,流亡政府团结所有资产阶级党派形成反民阵的阵营,不仅拒绝民阵代表提出的要求,而且猛烈攻击民阵蚕食其他抵抗运动的行为。在各方的压力下,民阵代表放弃最初的条件,接受了会议达成的《黎巴嫩宪章》。该宪章要求把所有的抵抗组织都统一到政府的控制之下,据此成立的政府只为民阵保留了20个内阁席位中5个不重要的位置。

  但在解放区的希共中央拒绝接受这一旨在剥夺其独立的宪章。7月初民阵提出的最后条件:包括不得解散民解在内的八项要求。流亡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拒不让步,由此导致的政治危机持续了两个月之久。9月15日民阵让步,接受了《黎巴嫩宪章》并参加政府。研究希腊内战的学者认为有三个因素促使希共最终做出让步。

  首先,希共领导人觉得希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他们没有决心与英国对抗。其次,1944年7月底到达解放区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希望民阵加入政府。第三,希共领导人希望维护他们与社会党人的联盟。后者表示,如果希共与英国对抗,他们将停止与希共的合作。

  作为加入政府的自然结果,9月26日民阵代表又在意大利与政府签订了统一军队指挥的《卡塞塔协定》,同意把民解交给将率英军进入希腊的罗纳德·斯科比将军指挥。至此,希共领导的民阵不仅丧失了政治独立,而且放弃了军队的指挥权。

  在此前后,英国还设法劝说苏联承认英国在希腊的主导地位。为此目的,1944年5月和10月,英国与苏联先后达成《五月协议》和《百分比协议》,划分了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由于苏联承认希腊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遂不再担心苏军在向巴尔干进军中进入希腊并支持民阵。

  1944年10月雅典解放后,希腊政府立即要求民解复员。民阵决定以退出政府和举行罢工示威表示抗议。12月3日的示威遭到政府警察的镇压,酿成惨案。希共只好举行起义,占领了雅典大部。但起义并没有严密的计划和明确目标,最多是想用武力迫使政府承认民阵应享有的政治地位。同时,希共领导人错误地以为英国不会干预,为此,他们竭力避免与英军发生冲突,这就大大限制了自己在雅典的战斗活动。

  可悲的是,英国却一直在寻机用武力镇压民阵和希共。早在黎巴嫩危机期间,丘吉尔就已下决心,需要的话不惜动用武力来迫使民阵就范。为此,他命令斯科比“要毫不犹豫地”镇压起义,“明确的目标就是打败民阵”。

  一旦英国干预,希共领导人便丧失胜利的信心。与此同时,苏联非但不去谴责英国的镇压,反而在私下批评希共的作法。在这种情况下,希共只好停止战斗,在1945年2月与政府签订《瓦尔基札协定》。据此,民阵解散了自己的军队,换回的只是政府对自由人权的空洞保证。但丘吉尔对这样的协定都感到遗憾,因为他“已准备好在希腊进行更多的镇压”。对希共来说,雅典12月起义是场巨大的灾难。它失去了军队,引起苏联的不悦,而起义中扣押一些资产阶级作为人质的作法损害了它的威望。

  《瓦尔基札协定》签订以后,希腊政府违背承诺,纵容右派集团实行白色恐怖。到1945年底,被法庭定罪的民阵抵抗战士数量十倍于被定罪的战时通敌分子。在此后的一年内,有1289名民阵成员被右派谋杀。面对如此恶劣的形势,孤立无援的希共领导人只好徒劳地向新上台的英国工党政府以及美国政府呼吁,请求阻止希腊右派对左派的迫害,按雅尔塔会议精神来改组政府。但英国对此无动于衷。一旦打败民阵,剥夺其武装,英国便改变政策,坚决要求希腊政府把民阵排除在任何一届政府之外。

  白色恐怖的加深使越来越多的原抵抗战士自发地拿起武器自卫。随着全球范围内冷战的出现,希共也转向武装自卫。1946年2月,为回击英美攻击其在东欧的政策,苏联第一次站出来为希腊左派说话,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抗议英军在希腊的存在。

  苏联的外交攻势鼓励了希共领导人。希共中央决定开始新一轮的武装斗争。但此时希共力量远非战争结束时可比,同时他们面临的外国干涉也将由衰落的英国变为不可一世的美国。

  

  2.中国共产党与大国干预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虽有很大发展,但与国民党政府力量相比,仍处于劣势。因此,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改善自己的地位,遏制国民党政府限制乃至消灭共产党的企图,是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中共的重要任务。基于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中共的革命战略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几次调整。

  1944年夏秋,美国罗斯福总统试图要中国接受由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来指挥全部中国的军队。在他看来,这是加强中国抗日努力,避免日后国共两党冲突的最佳办法。但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拒绝了这一要求并迫使罗斯福召回了史迪威。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却表示欢迎罗斯福的建议。这一态度反映了中国当时希望与美国合作,促使蒋介石政府改组的意向。

  中共领导人从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华以及7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这两件事中认识到,美国不仅反对蒋介石武力反共,而且希望看到中国政府改组。为此,1944年9月中共第一次把长期酝酿的联合政府的想法付诸实际,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召开各党派会议的建议。11月初,中共又说服访问延安的美国总统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接受这一想法,把改组现政府置于中共与政府和解的《五点协议》之首。但蒋介石政府拒绝了这一协议,强调首先要把中共军队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赫尔利则改变原来态度,转而站在蒋的一边向中共施压。中共在抵制蒋介石的压力同时,也放弃了利用与美国合作来促使蒋介石政府让步的想法。

  赫尔利调处国共关系使命的失败,也使罗斯福转向苏联寻求解决国共危机的办法。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以恢复俄国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益为代价,换取苏联参加日战争以及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保证。通过《雅尔塔协议》,罗斯福试图阻止苏联进入中国东北时可能给予中共的支持和援助,迫使中共参加国民政府以防止内战。罗斯福的图谋不无道理,当时中共的确指望苏联的帮助。

  1944年和1945年之交,中共对大国在欧洲的干预非常注意。苏联帮助波兰共产党成立卢布林政府(即波兰解放委员会)来对抗流亡政府的作法与英国在希腊镇压希共起义的暴行形成鲜明对比。中共领导人因此寄希望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便得到苏联的直接帮助。同时它也担心,如果美军在华登陆,则可能会出现“斯科比阴谋”。根据这一估计,加上雅尔塔会议通过的《已被解放欧洲宣言》的鼓舞,1945年3月,中共决定效仿波兰共产党,组织中国人民解放联合委员会,直接挑战国民党政府的法统,迫使美国改变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

  但是,1945年8月苏联在参加对日战争的同时,却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诺只支持和援助国民党政府。随后,美国以解除日本武装为名,派5万名海军陆战队占领中国华北沿海,并在一个月内把数万国民党军队运至华北和其他战略要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及时调整战略,改变对蒋介石政权的强硬立场,暂时放弃成立政府的计划。

  面对美国在华的军事存在以及斯大林要求中共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压力,1945年8月底中共中央决定走“法国道路”,即参加到国民党领导的政府中去,“给独裁政府增加一些民主的因素”,以此来中立美国,挫败蒋介石武力消灭中共的阴谋。为此,中共主席毛泽东8月底飞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值得指出的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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