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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铭葆:制度文明与普世价值

更新时间:2008-07-18 10:40:32
作者: 叶铭葆  

  

  近来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偏重于文化的价值,对制度文明的价值很少涉及,这不仅是不全面的,而且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比如,有人认为,“现代西方文化,它是一个以技术和经济为主体的文化,而普世性文化是一个涵盖面极广的范畴,决不是现代西方文化所能包揽的。”论者所要告诉我们的,是西方文化只有物质文明,少有精神文明,更没有制度文明。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讨论普世价值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向世界推广所谓的“东方价值”吗?

  

  一、普世价值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

  

  共产党人是信奉普世价值的。比如,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等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看作普世价值。这两者一个是思想文化,一个是社会制度。可见,制度文明是可以成为普世价值的。

  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开辟了认识真理的新道路,但它本身并没有终结真理。同时,它也只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人类文明是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总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社会文明亦即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尺度,一个是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标准、尺度,同时还有一个价值标准、尺度。前者是从社会发展的物化成果的角度加以评价,后者是从这种物化成果满足社会主体——人的需要是好是坏、是正是负及其程度的角度加以评价。这样的评价标准,同样适用于制度文明的评价。一种社会制度,既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能调动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就是一种好制度。如果这种制度不仅在一个国家内有效,而且在众多国家有效,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具有普世价值的制度。比如,市场经济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用的通用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律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需要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需要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如果两者不相适应,就一定会发生矛盾冲突,化解之道,或者是渐进改革以求适应,或者是暴力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当代人类社会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发展的方向,是逐步走向现代化。不仅要有现代化的经济,现代化的科技,而且要有现代化的人,现代化的社会政治制度。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各国有先有后,有的早一点,有的迟一点,但是,构成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各国基本上是一样的,不会因为国家民族的不同而有根本的区别。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化正在走向全球化,由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到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个国家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一些基本要素也会是相差不大的。在一个共同体内部,游戏规则只能有一个,不论这个规则是哪个国家发明的,后来者要参与进去,首先就得认同这个规则,然后才能谈得上参与规则的修改。比如,你要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你就得按照奥运会的通行规则行事,想以国内规则代替国际规则,在奥运会上是不被认可的。

  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当今世界,全球化、民主化的浪潮正在兴起。要离开这个潮流,搞闭关锁国,就不可能求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只有实行对外开放,主动融入世界大潮,才能在相互竞争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也许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开始时难免要呛几口水,但它又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时代已经不允许我们关起门来称老大,幻想着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所谓“盛世”。唯一的出路,是虚心学习,不断改革创新,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二、制度比文化更为重要

  

  在宽泛的意义上,制度也是一种文化。此处采用的是狭义的文化概念,特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制度与文化的关系,人们历来认为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制度的形成,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为指导,因此制度是文化的载体和结晶。另一方面,制度形成以后,又对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被制度所肯定的文化,即成为主流文化,指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被制度所排斥的文化,则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很难有立足之地。因此,就影响社会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制度比文化更为重要。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就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会有无限的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今天重温这段讲话,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制度建设和个人素质之间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是只重视个人素质,轻视制度建设的。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却没有抓住要害。好比一个学生,在学校接受的都是理想主义的教育,可是一旦毕业进入社会,很快就会发现在学校所学的一套大多行不通。于是,绝大多数人在碰了许多钉子以后,不得不采取随大流的现实主义态度。借用台湾作家柏杨的比喻,如果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大酱缸”,素质再好的个人,天长日久,也难免遭受污染,失去本色。中国历来有“清官文化”,但是清官却是凤毛麟角,人们知道的也不过包拯、海瑞等少数几个人。原因就在于,以往的制度,实质上是一个淘汰清官的制度,只有敢于贪又善于贪的贪官才能在官场立于不败之地。中国自古有“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但旧时代的老百姓却毫无民主权利,一切都是皇上说了算,长官说了算。根子也在于没有制度的保障。可见,没有制度支撑的文化,只能是思想史上的闪光,随后就成为资料碎片,很难入脑入心,对人们的行为发生影响。

  制度本身也可以制造文化。比如,在中国,清代以前并没有男子剃发留辫子的“辫子文化”。但是,清代统治者为了使汉人归顺同化,通过立法强制汉人剃发留辫,敢于违抗者“杀无赦”。人们为了保住脑袋,不得不剃发留辫。这就是制度制造文化的一个例证。再比如,个人崇拜在现代中国曾是十分盛行的一种文化现象,其主要原因也不在于封建意识的积淀,而是其背后的制度支撑。“文革”期间的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其内容分为六条,所以简称为“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甚至扩展到适用于各级当权者。不仅适用对象一扩再扩,适用情节也一扩再扩,成为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无所不包,能够有效镇压抗拒现实以及持异见者的东西。在制度的强大压力下,人们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必须每天“早请示,晚汇报”,高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家家建“宝书台”,人人跳“忠字舞”,上至国家总理,下到平民百姓,都要胸佩“领袖像”,手拿“语录本”。少数敢于独立思考,不愿盲目崇拜的如张志新等人,得到的是割断喉管,喋血刑场的结局。正如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所说:“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这里所说的“空气、环境”,最根本的还是要有制度的保障。

  

  三、制度文明的核心是制度理念而非制度模式

  

  世界各国的制度文明,无不具有各自国家的本土特色。同样是资本主义制度,英国采用的是君主立宪制,而法国则是共和制。德国、法国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既有总统,又有总理;而美国则是总统制,只有总统,没有总理。尽管制度模式不同,但在制度设计上却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实行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相对独立,相互制约;议会采用两院制,两院之间形成相互制约;有独立的新闻媒体,实行强有力的舆论监督;以及军队国家化等等。可见,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核心,是权由民授,权力制衡等制度理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指导思想,而不是具体的制度模式。因此,可以成为普世价值的,是制度理念,而不是制度模式。作为制度理念,任何国家都可以学。而具体的制度模式,因为与民族、地域等特定的国情有关,则应当因地因时制宜。

  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比资本主义制度程度更高的自由和民主,公平和正义。这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应当坚持的。但是,具体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各个国家应当从本国实际出发,采用不同的制度模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作出的现实选择,它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主义。我们借鉴了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市场经济制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同样,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在扩大公民自由和民主,保障公平和正义方面的有效制度,我们也应当学习借鉴,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服务。

  

  四、“拿来主义”不等于照搬照套

  

  对于如何向外国学习,学什么,怎么学,鲁迅先生是提倡“拿来主义”的。他说:“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原因何在呢?在于“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对于近代的中国来说,“送来”是被动的接受,往往是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实际上是受制于人。而“拿来”则是主动的选择,拿什么,怎么拿,一切要看中国是否需要,是否对人民有好处,是否真正管用。

  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朝野上下围绕“拿什么,怎么拿”的问题,争论了160多年,至今仍然是莫衷一是。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都是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为蛮夷、番邦,是不大看得起的,颇有当今超级大国的自大心态。不料在鸦片战争中,被小小的英吉利打得举手求饶,被迫开埠、赔款。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中国人的天朝梦,不得不睁眼看世界。看来看去,发现英国人之所以厉害,主要是船坚炮利。于是乎着手拿来坚船利炮,同时兴起洋务运动,自办工厂,造船造炮。此时为了救国,不得不拿来西方的物质文明,但还没有认识到文化和制度层面的问题。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就是认为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还是好的,是不能动摇的,只要拿来坚船利炮,自可强国御敌。然而好景不长,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又一次被东邻小国日本打败,导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直到此时,中国的有识之士才开始认识到,没有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仅有坚船利炮仍然不足以救国图存。在此前后,以严复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大量翻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介绍西方的宪政、民主、自由、人权等新思想、新观念。在一片反思声中,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上层形成了一股变法思潮,最终导致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这个运动的实质,就是学习借鉴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废科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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