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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利华:“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

更新时间:2008-06-23 15:12:45
作者: 刘利华  

  哲学时常被人视为是一种形式的、空无内容的知识;人们完全没认识到,在任何一门知识或科学里按其内容来说可以称之为真理的东西,也只有当它由哲学产生出来的时候,才配得上真理这个名称;人们完全没认识到,其他的科学,它们虽然可以照它们所愿望的那样不要哲学而只靠推理来进行研究,但如果没有哲学,它们在其自身是不能有生命、精神、真理的。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上面引为题记的黑格尔的这段话,意思是哲学作为一门人类学问,在最普遍意义上为所有其他人类学问提供理性不再能上推的第一环合理性依据。没有这一环,就等于知识在超出自己有限领域之外,没有存在的理由。然而这只是哲学要承担的人类理性大树之根的“责任”,要承担这个责任,它还有首先要证明自己何以能承担这个“责任”的“义务”。本文着眼处虽然不是论证哲学的“责任”和“义务”,而是为了回应全球化时代民族乃至人类新文化和哲学面临的迫切的建构需要。可是,对“和谐哲学铁三角”的论证,却以对哲学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的自觉反思为前提。

  “和谐哲学铁三角”是在“哲学铁三角”概念基础上提出的。“哲学铁三角”――即堪当一定文化灵魂的哲学必由内在统一的本体论(Ontology)、价值论(Axiology)和认识论(Epistemology)“三角”构成――虽然有哲学和文化史实作为根据,然而对其理论的论证却不能只限于举例。这个由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构成的“哲学铁三角”,必须通过理性的建构,使其一方面与哲学归根结底不得不以之为有用性根据和哲学存在最终理由的人类存在基本问题相连接,另一方面要对作为文化灵魂的哲学这三个角缺一不可且相互依存的有机关系作出逻辑的论证,才能成立。在“哲学铁三角”概念基础上进一步加上“和谐”规定性的“和谐哲学铁三角”,则是针对当今全球化时代人类和中华民族面对的新问题提出的一种哲学解决方案或一种哲学基础。而本文所要阐述的“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则涉及了其“体”、“用”两个方面:即一是指它的内容和构造或内涵,二是指它的作用或功能。

  

  几个相关概念及“哲学”定义

  

  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先界定一下本文的几个关键词。台湾哲学家刘述先指出:“传统哲学习惯采用一种三分法,把哲学内容分为以下三个部门:(一)知识论(Epistemology),(二)形上学(Metaphysics),(三)价值论(Axiology)。”他提出未来哲学改造的方向是“保留这种三分法,而实之以不同的内容。”[1]中国大陆习惯于将Epistemology译为“认识论”。虽然“知”与“识”在汉语中都是代表人的认知活动的动词,但是“知识”在现代汉语日常用法中一般是作名词用,主要指称理性认知的成果;而“认识”虽也常与说明性质、范围、程度的定语结合在一起作为指称特定认识内容的名词使用――如“主观认识”、“感性认识”、“片面认识”、“微观认识”等等,但是“认识”在通常的用法上,作为动词和动名词更为突出了认知的活动,相应地强调的是认知的过程和获得知识的机制,因此本文采用“认识论”的译法。Metaphysics在中国大陆哲学界通常被译为“形而上学”。刘述先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哲学家――如张岱年都把西方哲学“形上学”或“形而上学”概念涵盖的范围理解为本体论(Ontology)和宇宙论(Cosmology)。根据笔者对中西哲学史的研究,“形上学”或“形而上学”(Metaphysics)大致有三种用法。一是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的内容渐渐形成的用法,指以超越具体实在、超感觉、超经验的对象为研究内容的学问。这种用法与《周易·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在精神上不谋而合,是刘述先所谓“系统哲学”,或其他哲学家所谓的“基本哲学”所具内涵的经典表达。这一广义的Metaphysics概念其实就是中西传统哲学,或西方前现代的哲学,它包含了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内容。笔者称其为“大哲学”以与当代西方非实在论的语言哲学,以及侧重强调意志、或欲望、或情感、或直觉因素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相区别。相对于这种广义的Metaphysics而言,被理解为涵盖了本体论(Ontology)和宇宙论(Cosmology)内容的Metaphysics,就是这一概念的狭义用法了。按照笔者的理解和用法,传统西方哲学的宇宙论和传统中国哲学的大化论[2],都属于本体论的范畴,笔者对此在下面的论述中会给出更详尽的论述。以往不少哲学家未加区分地在上述广义和狭义两种意义上使用了Metaphysics概念。比如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论证的不可能成为经验科学的“形而上学”,实际上指的是本体论――属狭义的形而上学;而他在《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所论证的“道德形而上学”则是道德的超验根据,而不是道德的终极实体承载,是属广义的形而上学。自康德以后,特别是在黑格尔、马克思之后,形而上学――无论是广义的以超越具体实在、超感觉、超经验的对象为研究内容的形而上学或大哲学,还是以研究超验本体为内容的狭义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在西方哲学界都遭遇了贬值、冷遇或边缘化。除了上面两种用法,Metaphysics还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专有的方法论用法,用来指称与辩证法相对立的一种认识方法。在此意义上Metaphysics一般被译为“形而上学”,而不被译作“形上学”。

  要论述“哲学铁三角”首先需要对“哲学”加以定义,即说出哲学“是什么”。“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是两个看似一样,实际上差异很大的问题。回答“什么是哲学”只要举出一种具体哲学为例,比如,伦理学是哲学、老子的思想是哲学,就都不为错。但要回答“哲学是什么”则要求给出一个能体现哲学本质规定性的判断。这个判断要能适用所有具体的哲学的例子。

  中西哲学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定义大致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从静态的视角着眼于对哲学内容的把握。比如冯友兰的哲学定义[3],以及诸如将哲学定义为系统化的世界观[4]、关于人生的学问、关于认识方法论的学问的,都可以归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是从动态的视角着眼于对哲学功能特点的把握,诸如将哲学定义为一个询问的过程、或寻求理解现实之谜的努力、或对事物存在的原因做追根求底式研究的,都可归属于这一类,它强调的是哲学思维的活动[5]。第三类是从构造性或建构性的视角着眼于哲学构成元素和形成机制特点的把握。如黑格尔将哲学定义为借“思想的形式”而“对于事物的思维式考察”,强调的是,哲学的构成元素是高度抽象反映事物本质的概念,而其形成机制则是反思既是主体又是实体的绝对精神的展开过程。三类定义各有其不同的视角和道理,也各有其不足。第一类的不足是外延过窄,顾此失彼,难以将哲学分支全部涵盖。比如,把哲学定义为系统化的世界观,伦理学、美学等等就都不能算作哲学了,因为它们有可能是美的表现、美的认知、美的创造的系统化的观点,系统的道德观,却够不上系统的世界观。第二类的不足是无法对抗或区别否定哲学的怀疑主义,即根据哲学的这种定义,哲学有可能正当地被哲学的置疑消灭。实事上,20世纪“形而上学终结了”的哲学时髦就是这种没有界限的置疑的一个结果。第三类的不足是,中西方哲学构造元素和建构机制十分不同。如果以西方哲学的理论抽象性为标准,会否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因为中国哲学不是以高度抽象的概念来建造其哲学大厦的。很久以来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或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执,起因之一就是,完全以西方哲学构成元素和形成机制作为“是不是哲学”的标准。反过来,如果以中国哲学形式作为标准,比如以中国哲学的务实圆融性为“是不是哲学”的标准,也会否定西方哲学的合法性,因为西方哲学是思辨的。

  这里笔者提出一个有助于克服上述三类哲学定义不足,又包容它们各自所长的哲学定义:哲学是以理性的方法研究道或揭示道的学问。理性的方法相对于非理性的方法而言,指包括西方还原论公理化的思维(形式逻辑)和中国综合整体地务实的思维(辩证逻辑)的逻辑思维的方式。“道”指反映存在(既包括无限的终极实在,又包括有限的经验存在--人的存在是经验性存在中的一个特殊领域)的本质、存在的状态、和存在之关系中的普遍性规律。就其反映的是现象之后的本质而言,道具有超验性,涉及的是形上问题。就其能提供终极意义指导而言,至高之道是合真善,或实然与应然于一体的。各哲学分支,因为都以形上或超验之道为研究内容,所以都可以存在于哲学大家族之中。伦理学要揭示的是人伦之道;语言哲学要揭示的是语言之道;艺术哲学或美学要揭示的是美的存在、表现、认知与创造之道;科学哲学要揭示的是包括科学发展规律、科学认识一般方法论的科学之道。按照这个定义,中西传统哲学无论就其整体而言还是就其各特殊分枝而言,甚至当代的非理性主义流派,都可以看作是求“道”的学问,都可以自称为哲学。只不过这些西方现当代哲学分支或哲学流派不足以担当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中西哲学作为哲学的特殊形态,其共同性是在最基本层面上,而其相异性则是在次级层面上,是在理性地求道时在理论期望、思维方式、构造元素、表达形式、形成机制等等方面的不同。比如,在理论期望值上,西方哲学以思辨的逻辑的真理为期待,特别强调语义的合乎逻辑;中国哲学以生活的实用的真理为期待,特别强调语用的合乎实际。在思维方式上,西方哲学习惯于概念分析、舍异求同地理论抽象、要素还原、非此即彼、形式逻辑地推导;中国哲学则习惯于思想综合、在关系中把握要素、取象比类、亦此亦彼、辩证逻辑地概括。在构造元素及表达形式上,西方哲学多是以自圆其说的概念逻辑体系来表达哲学思想;中国哲学则多是通过形象生动的象、格言、警句、寓言、散文传达微言大义。在形成机制上,西方哲学主要是通过程式化或范式化地想或理论思辨达成,而中国哲学则主要是通过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地悟达成。

  

  “哲学铁三角”

  

  然而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其所追求的最高或最基本之道,却都是由本体论(ontology)、价值论(axiology)、认识论(epistemology)揭示出来的。中西哲学无论有多少不同,整体地看,它们都拥有这三个角。不过,如上所述,在建构这三个角时,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经历了不同的历程,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和途径。西方哲学总的来说,是分别地解决这三个角的问题的。这三个角有机统一最为完备的形态,是由中世纪哲学家托玛斯(Thomas Aquenas, 1224-1274年)作出极大贡献的基督教哲学。它“从知识论入门,走向形上学;然后再从形上学下来,落实到伦理学中,就成为哲学进路的标准模式。”“这种以知识作为入门,走向哲学的‘体’的形上学,再到哲学的‘用’的伦理学,也就达成了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合一的境界。”[6]而我们在先秦时代的中国老子哲学和儒家易哲学中就已经可以同时看到对高度有机统一的这三个角的阐发。西方哲学在托玛斯哲学之前和之后,三个角都没有达到过完美的统一。不少伟大的西方哲学家都自觉地以三个角为研究对象,但是对这三个角的有机统一却没有自觉地加以积极建构。比如康德,他深入地研究了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问题,但却逻辑地否定了本体论的合法性。比如黑格尔,他在其《哲学全书》中全面地研究了三个角,将它们有机地统一于绝对精神既作为实体能动的辩证发展又作为主体不断地在认识上走向完满的过程中,然而他同时也把西方哲学的思辨性特点发展到极致,而将价值论的实践问题完全认识论化了,即相比于托玛斯,他把真实的人的知行合一,代换成绝对精神内部知与自己的合一,“行”变成了“行的概念”,规范“行”的价值变成了只是对价值的范畴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三个角,然而却是以科学实证的认识论立场,以辩证认识方法确立起统一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并在此世界观基础上论证了劳动阶级至上的价值观。站在今天的时代坐标上,我们当然已经可以发现儒家哲学、基督教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其时代和文化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三种哲学曾分别胜任过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以及共产党执政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文化核心或灵魂。它们之所以能堪当此文化大任,就其内在品质来看,是因为它们都含有有机统一相互支撑的“哲学铁三角”。

  下面我们来分别地考察一下“哲学铁三角”每个角的内涵。

  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学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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