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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玛蒂亚·森:民主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更新时间:2008-06-12 17:34:39
作者: 阿玛蒂亚·森  

  在埃塞俄比亚有旱灾,而在北朝鲜则是谷物歉收。然而,许多同样遭受到类似自然灾害的国家,甚至其灾情更重,却能有效地避免饥馑的发生。因为,对选民负责的政府必须积极地采取措施以帮助人民、减轻饥饿的威胁。在一场饥馑中,主要的受害者是穷人,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创造收入(例如,通过就业计划等)、让潜在的受饥馑威胁的受害者获取食物,从而使穷人免于饿死。即使是在那些最穷的民主国家里,万一遇到了严重的旱灾、水灾或其他自然灾害(如印度在1973年,或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在八十年代前期),政府也能让人民得到食物而从未出现过饥馑。

  如果采取认真的努力,要避免饥馑其实是很容易的。而一个民主政府由于必须面对选举和反对党及独立的报纸的批评,所以除了积极努力地避免饥馑以外别无选择。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直到独立之时都饥馑不断(最后的一次饥馑发生在1943年,是印度独立前四年的事,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曾目睹了饥馑时期);然而,自从印度建立了多党民主政治和实现了新闻自由之后,饥馑就突然消失了,这样的结果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我在其他书着中,特别是在我与让.德热兹(Jean Dreze)合作研究的成果中,也谈到过这些问题,在这里就不再赘述。[5]避免饥馑实际上只不过是民主政治可以解决的诸多问题之一,当然举这个例子是最容易的。一般而言,政治和公民权利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它有助于防止出现经济和社会性灾难。如果一个国家诸事顺利、一切都走上了轨道,人们或许不会特别注意到民主的这种工具性作用。但当形势因种种原因变坏时,民主政治所提供的政治激励机制就显现出巨大的现实意义。

  我相信,从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即许多经济技术官僚主张使用由市场经济提供的经济激励机制,但却忽视由民主政治所保证的政治激励机制,这意味着实行一种极不平衡的制度基础。当一个国家运气不错、未经历严重的灾难、一切顺利时,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可能未必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当经济或其他环境发生变化,或者发生政策失误而未予纠正时,由此会产生不安全的危险,这时哪怕一个国家看上去十分正常,其中也可能潜伏着这类危险。

  最近东亚和东南亚发生的问题就是实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惩罚,这在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首先,在这一地区的某些国家(包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里,金融危机的发展与商业上缺乏透明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金融运作方面缺乏由公众参与的监督。没有有效的民主制度下的舆论监督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核心原因。其次,一旦这场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全面衰退时,在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里,民主制度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方面的真空就显得极为突出了,这与民主国家可避免饥馑是同样的道理。在印度尼西亚,很多人被这场经济衰退剥夺而生机困难,当权者却根本不理睬他们的诉求。

  这些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都达到了百分之五至十,也许在金融危机中国民生产总值跌落百分之十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若经济收缩的负担不是由全社会分担,而是集中压在承受力最低的失业者或社会上的过剩劳工身上,那么,哪怕经济增长率只下降百分之十,也会使数百万人陷入悲惨境地,甚至夺去人们的生命。在印度尼西亚的情势一帆风顺时,这些社会地位脆弱的人们或许不觉得没有民主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但在没有民主的社会里他们的声音被压抑住了,而危机来临时所带来的沉重代价就会轻易地压倒他们。在最需要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发挥作用时,他们才体会到了没有民主政治的悲哀。

  

  民主的各种功能 

  

  以上讨论主要是回应对民主政治的批评,特别是回答了经济中心论者的批评。下面,我将回到与民主政治的批评者的争论,侧重于回答文化差异论。不过,现在我准备先从正面进一步分析民主政治的特点,并说明为什么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究竟什么是民主呢?我们不能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政治所提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其中当然包括投票以及尊重选举结果,但民主也要求保护各种自由权利、尊重立法机构、保障言论自由以及发布新闻和公正评论而不受政府检查。如果在选举中不同党派未能得到充份机会表达自己的立场,或者选民没有获得新闻的自由、也无法自由地考虑不同候选人的观点,那么即使有例行的选举,这样的选举也是弊端重重的。民主政治需要一整套机制,它并非一个孤立的、机械的由多数人实行统治之类的原则。

  从这一角度来看,民主政治的优点以及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反映出人类社会中一些独到的德行,这在其充份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事实上,我们可以提出,民主政治从三个方面丰富了民主社会公民的生活。首先,政治自由是人类一般自由的组成部份,而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幸福生活当中,关键的一个部份就是行使公民和政治权利。政治和社会参与在人类的生存和生活里具有内在的价值。而阻挠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实际上是对人们的一大剥夺。其次,如上所言(我曾与那种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相互冲突的观点争论过),民主具有一种重要的工具性价值,能促使当政者倾听民众所表达出来的要求(包括经济方面的要求)。再次,民主的实践给公民们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从而有助于在社会中形成价值观、并明确各类问题的优先顺序,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即使是“需求”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包括对“经济方面的需求”的理解),也需要在公众中展开讨论,需要交换不同的信息、观点和判断。由此可见,民主除了是公民生活中的内在价值、在政治决策中具有工具性价值外,它还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价值。当我们讲到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时,必须同时考虑到民主在这三方面的贡献。

  若要把“需求”(包括“经济需求”)所包含的内容加以概念化、甚至综合化,本身就需要行使政治和公民权利。欲恰当地了解经济需求的涵义(其内容及影响),就需要在社会成员之间展开讨论并彼此交换意见。在产生资讯充份、深思熟虑之选择的过程里,政治和公民权利,特别是那些与保障言论、争辩、批评及持异议的自由有关的权利,是核心的条件。在社会的价值形成和决定各项需要的优先顺序时,上述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一般来说,我们不能把大众的各种偏好视为既定的、与公众的讨论无关,不能无视在一个社会中当局是否允许有公开的意见交换和争论。

  实际上,在评估社会和政治问题时,公开对话的范围和效用常常被低估了。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生育率过高的问题,在公众中组织相关讨论可以卓有成效地降低生育率。在印度有大量证据证明,在识字率较高的邦,组织公众讨论高生育率对社区、特别是对青年妇女的生命的不良影响,对这些地区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有明显作用。如果说,在印度的克拉拉邦或塔米尔.那都邦,现在出现了小型家庭是现代社会的幸福家庭这样的观念,这无疑要归功于一系列相关的公众讨论和争辩。克拉拉邦现在的生育率是1.7(与英国和法国相同,比中国的1.9还低),实现这一目标完全未使用任何强制性手段,而是主要依靠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出现──在这一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政治和社会对话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而克拉拉邦的高识字率(比中国的任何省份都高),特别是妇女识字率,则是这种社会和政治对话的重要的前提条件。

  人类社会里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苦难和剥夺现象,其中有一些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社会手段而消除掉。当我们衡量人类自身的“需求”时,应该充份考虑到人类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的种种困苦境遇。例如,我们会觉得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值得追求,一旦可行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些视为一种需求。我们甚至会想到“长生不老”,就象西天的佛那样用上三千年时间去探讨经书中的奥秘。但是,我们毕竟不会把“长生不老”看成是自己的“需求”,因为那很明显是不可能的。我们了解有些剥夺现象是可以预防的,也懂得如何这样做,而我们关于需求的概念是与此密切相关的。在关于哪些事是可行的(特别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否可行)这类问题上,我们要形成共识和信念,就需要借重公众讨论。政治权利,包括言论和讨论的自由,不仅在产生对需求的社会认知时是关键性的,而且在确定经济需求的含义时也是至关重要的。

  

  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 

  

  如果以上的分析是对的,那么,民主的诉求之所以有高度的价值,就不仅仅是基于它具有某一特殊的优点。民主的优长是多方面的:首先,自由和政治参与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内在的重要性;其次,民主是一种重要的工具,能产生激励而令政府面向其公民并对他们负责;再次,在形成价值观念以及形成民众对需求、权利和责任的理解的过程中,民主具有建设性的作用。根据这一判断,现在我们可以提出本文欲表达的核心问题,即为什么说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并非人人都认同民主的绝对重要性,若把民主与其他我们关心和忠于之事相比,尤其如此。这确实是事实,在此问题上人类并无完全的共识。而在有些人看来,这种缺乏共识的现象就充份证明,民主的价值观并不具普适性。

  显然,我们必须从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入手讨论下去:到底什么是具普适性的价值呢?若有一种价值被视为有普适性,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人人都得对此价值表示赞同呢?如果确实必得如此,则世界上恐怕就没有什么具普适性的价值了。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哪种价值未曾被人反对过,即便是对母爱大概也不例外。我认为,如果某些理念具有普适性意义,那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一致赞同,所谓的价值的普适性,其实就是指任何地方的人都有理由视之为有价值的理念。

  当甘地宣扬他的非暴力理念是普适价值时,他并不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已按此理念行事,而是相信人们有充份的理由承认这一理念是有价值的。同样地,当泰戈尔提出“思想自由”是普适价值时,他并没有说人人都接受了这一观念,他的意思是,人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去接受这一理念,而泰戈尔毕生都在为探求、表述和传播这样的理由而努力。[6]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任何关于某理念具普适价值的主张都会涉及到一些反事实的分析(counterfactualanalysis)。特别是当人们对这样的主张尚未充份思考之时,他们未必会从中发现其价值。不光是在民主的价值普适性问题上,所有关于普适性价值的主张都有这样的隐含性前提假设。

  我想说明的是,在二十世纪里所发生的最大的对民主的态度之转变,正是与这个常见的隐含性前提假设相关的。当考虑到一个国家尚未实行民主政治、那里的民众也没有机会实践它时,现在通常会假定,一旦民主政治在那里变成现实时,人民就会认同它。而在十九世纪,典型的情况是不会采用这样的假设,而那时被视为很自然的看法(恰如我前面提到的那种预设式(default))在二十世纪里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同时也应注意到,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观察二十世纪历史的基础之上的。随着民主的扩展,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就必然越来越多,而不是日益减少。民主制度从欧洲和美洲发源,伸展到世界上的许多遥远的角落,在那里人民积极地参与到民主政治当中去并接受了这一制度。不仅如此,一旦某一现存的民主制度被推翻,即使抗议这一政治变化的活动常常遭到粗暴的镇压,广泛的抗议活动也仍然会此起彼伏地出现,许多人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为恢复民主而战。

  有一些人质疑民主的价值普适性,其理由并不是民主未得到所有人的赞同,而是各国的国情不同。他们所讲的不同国情有时是指一些国家的贫穷状态。他们的观点是,穷人感兴趣的和关心的是面包而不是民主。这种时常听得到的说法有两大层面的错误。

  首先,正如以上所言,对穷人来说,民主的保护性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当饥荒的受害者面临饥饿的威胁时,这是非常明显的;对那些被金融危机从经济阶梯上甩下来的贫民来说,也是如此。有经济方面需要的人民同样需要在政治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民主并不是一种非得达到普遍富裕后才可享用的奢侈品。

  其次,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如果穷人有选择的话,他们宁可拒绝民主。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事例,七十年代中期的印度政府曾试图用同样的观点为它宣布的“紧急状态”(以及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压制)辩护,在随后的选举中选民们围绕着这一问题分成了两个阵营。对印度的民主制度来说,这是一场命运攸关的选举,选举中主要的争议就是实施“紧急状态”的问题。结果,虽然印度也许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印度选民们的多数坚定地拒绝了政府压制政治和公民权利的企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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