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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双重他者:解构《落花》的中国想象

更新时间:2008-06-10 17:43:05
作者: 周宁 (进入专栏)  

  

  美国著名导演格里菲斯(D.W.Griffith)在电影技术上的伟大贡献,甚至可能掩盖了他在电影艺术上的成就。保罗·奥戴尔在《格里菲斯与好莱坞的兴起》一书中强调格里菲斯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的“思想”。因为在电影史上,格里菲斯处于一个关键的时代关键的位置,格里菲斯的创作,标志着电影从一种通俗技术向高雅艺术的升华。[①]格里菲斯的电影《落花》(Broken Blossoms,1919年),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文本,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发现”不同的价值:电影史论者注意这部影片的严肃的审美甚至唯美意义,标志着电影成为一种严肃的艺术[②];研究导演表演艺术者,关注格里菲斯这部影片的导演风格与莉莲·吉施(Lillian Gish)的表演特色[③]。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批评则分析这部影片的欲望与诱奸想象以及种族主义话语[④]。笔者试图在文化研究视野内,解构这部影片关于中国的“文化他者”想象。

  

  一

  

  影片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程环”(Cheng Huan)的中国人,伦敦唐人街的小古董商,理想主义者与唯美主义者。电影开始时,身着满清官府的程环正准备飘洋过海,传播东方智慧,用佛家慈悲宽容精神拯救西方。两个美国水手在上海码头打架,他试图劝阻,结果很尴尬。接下去镜头已经切换到几年以后,程环流落到的伦敦的唐人街,变成了一个小古董商人,抽起了鸦片。他暗恋着白人女孩露西(Lucy),露西是个破落拳击手巴罗(Burrows)的私生女,酒鬼父亲经常殴打她。有一次她躲到程环的古董店里,程环收留了她,并曾有意诱奸她。拳击手追来,砸了古董店,将露西带回家。程环听说露西回去后被打死,他杀了拳击手,抱回露西的尸体,在破烂的古董店里,露西的尸体旁自杀。

  电影的故事来自托玛斯·伯克(Thomas Burke)的通俗小说《中国佬与孩子》[⑤]。小说中,程环是一个没有任何灵气的民族的自命不凡诗人。他没有才气美感,只有纵欲的念头与阴谋,他像许多“中国佬”一样,对白人女孩充满邪恶的性幻想……伯克写过许多有关“中国佬”谋杀、诱奸的恐怖故事,西方的“黄祸”传说中,中国恶棍诱奸白人少女是一个重要主题。[⑥]伯克的小说没有什么意义深度,不过是在20世纪初西方的“黄祸”背景下的通俗故事。格里菲斯在该小说基础上拍成的电影《落花》,却融入了真正艺术家的严肃思考,他想表现的是爱与暴力、美与堕落的故事之外更深层的文化意义,让我们从电影的象征中,感悟到当时西方文化的某种普遍的焦虑与关怀。

  《落花》具有多重意义层次。首先,在表层关于诱奸与强暴的故事中,构筑了西方文化中性与种族秩序的神话。露西是一位13岁或15岁的女孩(小说中是13岁,电影中15岁,因为名演员吉施不愿意出演未成年的角色,格里菲斯就将露西改为15岁),在生理与心理上还都是孩子。程环第一次与她接触,她正在观看唐人街一家小店的鲜花和程环店里的玩偶,这个情节暗示她的美、纯洁与无辜。露西在电影中始终是个被动的、被迫害的角色,作为性与暴力的对象出现。巴罗两次虐待她,程环两次试图亲近她,她的眼里露出的是同样的恐惧神情。不管是程环对她的迷恋,还是巴罗对她的虐待,都有病态或变态的性内涵。莱萨吉指出,巴罗殴打露西,是性施虐的表现,而程环崇拜露西,则带有性受虐的倾向。[⑦]程环在自己的古董店楼上打扮露西、布置环境,他给露西穿上中式绣花绸袄,使她的装束具有某种怪诞的“东方情调”,房间摆设都是西方人想象的所谓“中国风格”的家具。他在一时的冲动下试图吻她,却终于克制下来,只象征性吻了她的袖口。露西是变态的性崇拜与性虐待的对象,自身没有性格,没有受过教育,举止甚至像个白痴。她可能象征着纯洁与无辜。但这种纯洁与无辜中,具有某种反讽性意义。影片中的露西形象基本上没有美感。她被虐待时,是强暴下的可怜的牺牲品,被崇拜时,又是诱惑下的可怜的牺牲品。电影的字幕交代程环将露西当作公主,视觉语言却表现程环正将她打扮成一个中国式的小妾!

  巴罗与程环的形象具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象征意义。巴罗象征着狂暴的力量,男性化甚至野性化,他是职业拳击手,电影中有关他的情节都与打斗相关。而程环却象征着某种带有痴迷的堕落倾向的唯美的精雅。他终日沉浸在白日梦中,耸肩缩项,弓背弯腰,抽鸦片烟,眯缝着双眼,永远一副半梦半醒、惘然若失的表情。最有代表性的镜头是,巴罗在拳击场上打斗的镜头两次切换到程环在他的小房间里,陶醉在性与美的抒情性的迷梦中。巴罗与程环不仅是两种个人性格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两种民族文明性格的象征。

  电影中性冲突明显交织着种族冲突的含义。巴罗听说被他殴打逃走的露西藏在程环的店里,勃然大怒,第一反应是“中国佬引诱了他的女儿”,“他恨那些没有生在他这个伟大国家的人”(见字幕)。有关亚洲恶棍色徒诱奸白人少女的故事,就像西方男子拯救东方少女的故事一样,在好莱坞影片与通俗小说中屡见不鲜。略早于《落花》的影片《欺骗》(CHEAT),描写的就是一个亚洲男人诱奸白人少女的故事。伯克的原著《中国佬与孩子》中,程环完全是个阴险的诱奸者、色情狂。巴罗赶到程环的店里,砸了他的店,最让他暴怒的是他看到露西竟穿着程环给她的中式绸袄!他让她脱下来,将衣服撕得粉碎。吼叫着,字幕打出:“你竟跟一个中国佬鬼混!”而露西一再解释:“什么都没做。”

  《落花》的副片名“黄种男人与少女”(The Yellow Man and the Girl)明显暗示出性爱与种族的双重含义,这种含义也是伯克小说原有的主题。尤金·富兰克林·王在《论视觉传媒的种族主义》中详细分析了性隔离构成种族隔离的重要禁忌,指出在好莱坞影片传统中,种族主义性隔离表现为一种单向禁忌:白人男子与黄种女性之间可以发生性爱,那是一种表现白人男子英雄气概的浪漫;相反,黄种男性与白人女孩之间的任何性倾向或活动,都是禁忌,属于可恶甚至可怕的奸污。在这种种族主义性禁忌话语下,好莱坞类型片塑造的中国男性形象,总是趋于两种类型:一类是阴毒型的淫棍,以邪恶的手段诱奸甚至强奸白人少女,而总有白人男性英雄来解救落入魔掌的白人女子;另一类是阴柔型的太监,缺乏男性应有的阳刚之气,他们有诱奸的想象,但没有诱奸的能力,他们经常表现出某种变态的性爱。[⑧]程环多少属于太监型的中国男性形象类型。格里菲斯尽管总是以艺术家的自觉试图超越大众套话,但又总是若即若离。《落花》有意识地矫正某种流行的黄祸偏见,也只是“略作修改”,就像影片的副片名,将伯克的书名“中国佬与孩子”(The Chink and the Child)改成“黄种男人与少女”,在对中国人的称呼上减少了贬低的恶意(黄种男人比中国佬的贬义略少),在故事中加入了一些浪漫色彩(与孩子的任何性关系都属于犯罪)。但种族主义性禁忌的话语影响仍在,那是艺术家处理“族别-性别”主题的宿命力量。

  巴罗自己虐待自己的女儿,但听说程环收留了逃走的露西时,他又莫名其妙地感觉到所谓“父亲的责任”,带着两个伙伴去唐人街“解救”露西,大打出手,性暴力与种族暴力联系起来。在他的观念中,他可以肆意虐待露西,但低贱邪恶的中国佬收留她,就是不可忍受的罪恶。值得注意的是,露西尽管有时为程环的殷勤感动,但绝大多数时间心存警戒。她惊恐警觉地看着程环的亲近行为,似乎随时准备躲避与反抗,就像她躲避巴罗的暴力。她辩解“什么都没做”,潜台词是她意识到程环对她的任何爱抚,都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恶。电影《落花》尽管试图超越通俗文艺中的种族主义偏见,但无法根本摆脱它。影片中的程环与唐人街的景象人物,都有病态邪恶的特征。白人妓女出现在堕落的鸦片烟馆中,露西第一次逛唐人街,一个“中国佬”店主就不怀好意地引诱她。

  《落花》既表现一种两性之间的爱与暴力的冲突,又表现一种种族之间的性爱与暴力主题。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注意到,西方文化叙述性别“他者“女性与叙述种族”他者”,采用的是同一套话语。他们在将东方女性化的同时,也在将女性东方化。[⑨]

  

  二

  

  解构《落花》,文本分析只是第一步。因为任何一部文本,都是某种文化大话语的功能或“碎片”。它表现了某种流行的话语,同时又重构着该话语。我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艺术既是大众神话的构筑者,又是大众神话的超越者。在《落花》这部90分钟的无声影片中,凝结着西方文化与时代关于中国的想象传统。这是解构《落花》的语境。

  《落花》的文化语境,首先是西方耸人听闻的“黄祸”传说。 “黄祸”具有双重含义,一种是中国庞大的异己的人口本身给西方人造成心理压力与恐慌以及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对西方的造成的政治经济威胁,另一种是西方本土的中国移民对西方社会的威胁。那些在西方人看来丑陋、阴险、狡猾、肮脏、冷漠而又勤奋、麻木而又残忍的野蛮的“中国佬”,聚在拥挤肮脏的唐人街,一声不响地从事贩毒、赌博、卖淫等邪恶的活动,他们没有法律,只有黑社会,“他们中大多是些恶棍罪犯,他们迫不得已离开中国,又没有在西方世界谋生的本领,就只好依靠他们随身带来的犯罪的本事。”[⑩]这是更为迫近的“黄祸”。同时代英国通俗小说作家洛莫尔创作的“傅满洲博士”系列小说,是西方大众文化中“黄祸”的形象代表。[11]如果说义和团是体现在面目不清的无数黄种人身上的“黄祸”形象,傅满洲博士则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黄祸”形象。“想象这样一个邪恶的家伙,你的头脑里就会出现傅满洲博士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黄祸’的形象。”[12]傅满洲代表着西方人心目中关于那些中国移民的想象,他们阴险、狡诈、凶残,他们已经深入西方社会,并在自己的唐人街建立了一个随时准备颠覆西方世界的黑暗帝国。他也代表着西方人心目中中国本土的那些“满大人”。他们同样邪恶但却温文尔雅,不动声色。他们控制着一些无恶不作的地下组织,具有超人的能力,丧心病狂地要征服世界,消灭白人。[13]

  《落花》中的程环,已经不像原著小说中的程环那么邪恶阴险,也不像西方大众想象中的“中国佬”那么丑陋。但在基本形象上依旧没有摆脱西方的“中国佬”的想象原型,只是将浪漫主义的有关中国的异国情调想象特征,复合到“中国佬”的负面特征上,使程环的性格具有某种“含混”甚至“诡语”式的张力,美与病态、诱惑与纯洁、懦弱与执着融为一体。所谓“中国佬”的原型或“套话”(STEREOTYPE),形成于19世纪,典型形象就是抽鸦片、吃老鼠、萎靡不振、弓背缩项、瘦骨嶙峋、男人留辫子、女人裹小脚,淫荡堕落又诡计多端、软弱无能又凶险残暴……[14]

  《落花》影片的严肃的艺术意义之一,就在于用浪漫主义的有关中国的异国情调想象特征解构了传统的有关“中国佬”的“套话”。程环的形象尽管有些病态,依旧抽大烟、逛妓院,神情恍惚、色眼迷离,但已具有某种理想化、唯美化的倾向。浪漫主义的有关中国的异国情调想象,形成于18世纪西方的“中国潮”,美国思想史学者拉乌乔埃认为,18世纪西方在艺术于生活中流行的“中国风格”,是浪漫主义的重要灵感之一。[15]拜伦、雪莱的诗中都幻想过一个永恒的、青春长驻的、神奇的美于怪诞的东方。[16]歌德晚年向爱克曼描述他想象的集道德之纯洁与诗之美于一身的中国。[17]海涅在出版于1833年的《论浪漫派》中将中国称为“飞龙和瓷壶的国度”“……那儿大自然的诸般现象都绚烂雕琢、别致耀眼,硕大的花朵形同巨人,纤小的树木犹如侏儒,层峦叠嶂全都精雕细刻、玲珑剔透,佳果累累全都甜香四溢、鲜美佳妙,奇禽异鸟全都毛羽斑斓,形态怪异;那儿的人尖头尖脑,蓄着发辫,留着长长的指甲,见了面打恭作揖;论性格老成早熟,说的却是一种孩子气的单音节语言。无论是大自然还是人都像是一幅荒诞不经的漫画。”[18]史景迁在《大汗的大陆》一书中将19世纪中叶法国关于中国的东方情调的想象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中国的优雅精致的艺术趣味的欣赏,从丝绸、瓷器、庙宇建筑中体现出的织物木作工艺的精细到总体的审美情趣;二是在中国的感性生活的细微灵敏中发现一种新的美感,这种繁复幽微的美感发展到极端,也会转化为一种不可知的、危险的、复杂的感觉,刺鼻的浓香夹着汗臭,热浪滚滚,醉人的晚风令人感到糜烂。三是与第二种感受相异又相联的有关中国的暴力与野蛮的想象,中国总是暗藏着难以预测的罪恶、难以忍受的恐怖和难以抑制冲动的神秘之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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