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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路遥:一个点燃精神之火的人

更新时间:2008-05-27 10:15:20
作者: 陈行之 (进入专栏)  

  

  1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陕西榆林地区清涧县的一个偏远山村里,一个普普通通的生命诞生了,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个新生命对于这个世界的价值,没有什么人认识到这个普普通通的孩子日后的辉煌。就这样,路遥来了,他安静地走来,世界安静地接受了他,仅此而已。

  当时,新中国成立才仅仅两个月,整个中国大地都处在百废待兴的困境之中。陕北,这块光荣而贫瘠的土地,境况可能比其他地方还要糟糕。贫苦人家的吃饭都成了第一位的问题,一个孩子的降生实在不是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就这样,路遥来了。他安静地走来,世界安静地接受了他,仅此而已。

  与苦难相伴,是路遥的命定。二十多年以后,当西安来的一位作家惊讶地发现这个已经显示出文学才华的小伙子临睡前由于没有裤衩而在被窝里脱裤子的时候,感叹的正是路遥的苦难;四十二年以后,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路遥在一家普普通通的医院、在一间普普通通的病房里孤独地与病魔搏斗,最终宣告失败的时候,人们眼里涌出泪水,感叹的也是路遥的苦难。苦难,毁灭了路遥,也造就了路遥。我们不难想象这个人从来到这个世界那天起就开始的苦难人生。

  路遥的父亲一字不识,家里十来口人,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甚至于一家只有一条被子,贫困生活的经历,给路遥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到了一九五六年,这个苦难的家庭在贫困的重压下不得不做出选择,把已经七岁的路遥过继给他的伯父。路遥的生身父亲带着他,一路讨饭,从老家榆林地区清涧县来到延安地区延川县的伯父家。起身离开家和在漫漫一百多公里的行程中,父亲始终设有告诉他真相,只是说带他到伯父家去玩两天。到了伯父家,聪明的路遥从人们的神态和言语上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将要发生变化。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父亲很早就起来了,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唤醒儿子,对他说他要去赶集,下午就回来,明天咱就一块儿回老家去。路遥点点头,但是他知道父亲是要悄悄溜走。趁家里人不注意,路遥抄近路来到村边一棵老树背后,含着眼泪看着父亲踏着朦胧的晨雾,夹着个包袱,从村子里溜出来,过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后来,路遥在谈到当时情景的时候回忆说:“这时候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死活要跟我父亲回去——我那时才是个七岁的孩子,离家乡几百里路,到了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但我咬住牙关忍住了,因为我想到我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有能力供我上学。尽管泪水刷刷地流下来,我没有跟上父亲走。”

  路遥留了下来。这不是他的选择,这仍然是一种命定。伯父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也是赤贫如洗,但是他还稍稍有些余力供养路遥上学,这对于路遥来说,是比任何事情都让他开心的。这个新家和路遥在清涧县的家相比没有多大的不同,加之上学结识了新的伙伴,多多少少减轻了一些路遥对生身父母的思念。生活,日月,就这样一天天延续着,从春到夏,从秋到冬。

  路遥一天天长大了。这个过早经历了生活磨难的孩子懂得什么是最重要的,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转眼到了一九六三年,路遥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家里的日子越发艰难起来,伯父实在没有力量再供养路遥上学了,不让他考初中了。但是,一些同学拉着路遥进了考场,路遥想:“不管让不让我上学,我也要证明我能考上!”当时,几千名考生,路遥竟然脱颖而出,考上了当地最好的学府——延川中学。伯父坚决不让他去上学,为他收拾好用具逼他到山上去砍柴。倔犟的路遥把绳子、砍刀扔到沟里,硬是跑到县城上学去了。那时候,乡下来的学生都从家里带一周吃的干粮,伯父不给他,或者说没有条件给他,他就靠同学们接济,一天一天地把中学读了下来!我们可以从他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看到他当时的生活窘境,看到他在那种可怕的窘境中从不打折扣的高远志向,以及少年路遥独特的心理历程。

  这样一个人,必定将在平凡的世界中创造不平凡的人生。转眼到了一九六六年。

  

  2

  

  一九六六年,路遥以那个时代纵容的方式演出了一场青春时代的理想主义戏剧。日后,他为这场从某种意义上同样不是他自己选择的戏剧付出了沉重代价。正是这种经历和为这种经历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使得这个从偏僻山村走来的青年人得以用与父辈不同的方式,或者说用比同时代其他人更深刻的方式看社会和人生。我们说路遥比他的同龄人早熟,是因为他比所有人都更直接进入了生活。这个以社会角色出现在生活中的人,以群众代表身份被结合进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并且担任了副主任职务。这是一九六八年。

  一个十九岁的农村青年,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竟然能够进入县级权力机构并且占据显赫位置,这件事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是有意味的:一、这是历史发展进程中提供给人的不多见的机会,这种机会的出现,既不说明社会公正,也不说明秩序,恰恰相反,它说明这个社会不是一个常态的健康运转的社会,所以,人们得到的这种机会只是转瞬即逝的;二、但是,这一切对于当事人路遥来说,却是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他第一次不是以自然人,而是一个社会人的角度,获得了审视社会和自己内心世界的新的视角。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理性的审视。理性,不仅仅帮助他观察了生活,使他得以知道那些逝去的岁月的价值,同时也照亮了他未来的人生之旅,他找到了方向,找到了未来人生的期求。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认识的那个路遥,如果说他身上有什么独特的东西的话,那么这种独特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个时候从他的经历以及这种经历产生的精神生活中形成的。所有这些东西,所有路遥曾经体验过思索过的东西,在日后的文学创作中,路遥都艺术地讲述给了人们。我们为他的作品所感染,我们的思想、情感被打动,都是因为这个生活过、思考过的人把他认为值得讲述的东西讲述给我们听,而那些东西在我们看来珍贵无比。路遥在写下的文字中,很少直接讲述他的生活,就是在平时的闲聊中,他也很少说到过去。那么,我们怎样断言他的作品讲述的东西和他的生活经历的紧密联结呢?

  路遥是为数不多能够把内心体验直接转化为艺术表现的小说家之一。有心的读者可以从他无论何种题材的作品,鲜明地感觉到一个贯穿始终的人。这个人灵魂深处的理性光辉,他对生活的执着信念,他在苦难人生中所保持的自尊自强的精神等等一切构成这个人的内在的东西,某种程度上反映的都是路遥的生活经历,他在这些经历中的内心体验。这正是小说家路遥要讲述给我们听的东西。但是,一九七零年时的路遥还不会讲述,他还要为日后的讲述做必要的艺术上的准备。

  这一年,路遥在延川县文化馆编辑的油印小报《延川文化》上发表了《车过南京桥》的诗作。诗作很稚嫩,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是毕竟这是路遥向人们讲述的东西,我们可以认为《车过南京桥》是他的处女作。“路遥”这个笔名从这篇作品开始正式使用。《车过南京桥》在《延安山花》发表后,陕西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群众艺术》杂志也刊载了这首诗。这说明一个情况,用当时的文学水准来衡量,路遥的这篇处女作是引人注目的。

  这个时候,虽然从历史的角度讲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是这场政治风暴最疯狂的阶段已经过去,“革命委员会”作为权力机关的使命接近完结,作为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路遥也退出了社会赋予他的角色,还原为一个受过高中教育的农村青年,重新回到乡下种庄稼,其间当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这个经历了社会人生极大震荡的人,已经不是那个初次走进延川中学的胆怯的农村娃了。虽然身在乡下,但是他已经知道,有一个比这个小山村庞大许多的世界在运转,它呼啸着,一日千里,相对来说,这里的生活犹如死水。他不甘心就这样打发自己的一生。他又一次拿起笔来,写他喜爱的诗歌。他不断得到在《延川文化》上发表作品的鼓励,成了在延川县小有名气的人。这种“名气”给他带来了新的机遇。

  一九七二年秋天,路遥被调到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当创作员,在体制内就算是有了一个“身份”,当时他的身份的名称是:农民工。也就在这一年,在诗人曹谷溪努力下,延川县成立了“文艺创作组”,创办了铅印的文学刊物《山花》,由几个在不同单位的文学青年共同编辑,路遥是其中之一。这期间路遥写了很多诗,单是在后来公开出版的诗集《延安山花》中,就有他的十几首诗作。那些诗作除了以路遥署名之外,还有“两园”、“鲁元”这样的署名。<;延安山花》在全国行销几十万册,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大陆第一本有泥土气息和文学意识的诗歌集子。人的完善取决于社会的完善,人的精神创造,更有赖于社会所能提供的条件。可以想象,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要求青年路遥在他的诗作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路遥当时的这些作品还没有形成他自己的特色,这个时期仍然是小说家路遥为创作做生活准备的时期。

  

  3

  

  一九七三年,路遥被推选到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在这件事情上,路遥的师长——当时的延安大学中文系主任,后来的延安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申沛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就读于这个具有光荣传统的高等学府,对于穷乡僻壤走来的路遥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他极为珍惜命运提供给他的这次机会。在延安大学期间,路遥得到了学校能够给予的最周到的呵护,使得这个非同一般的年轻人得以静下心来读书。

  路遥在能够找到的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系统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甚至于钻进阅览室,把建国以来的全部重要文学杂志,从创刊号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终刊号全部翻阅了一遍。路遥以他特有的方式拼命丰富着自己的知识储藏,与此同时,他也锲而不舍地从事着文学创作。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上大学之前,他就不再写诗了,开始写短篇小说。一九七三年七月,《延河》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优胜红旗》。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以这篇小说为标记,路遥向中国文坛走来了。实际上,《优胜红旗》是路遥上大学之前写作完成并在延川县的《山花》发表的。

  这一年十月,路遥到西安,参加了《延河》编辑部召集的创作座谈会。从这个时候开始,路遥有了接触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著名作家的机会,有幸得到他们的直接教诲。在这些老作家中,柳青的人格气质和艺术风格,对路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创业史》是路遥奉为经典的中外文学名著之一,在写作《平凡的世界》之时,他已经把这部作品研读了七遍。我们从他最成功的小说作品《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都可以隐隐地感觉到柳青对他的影响。

  如果说路遥在延川县在位创作做生活准备的话,他在延安大学的读书生活,就在位创作做理论和实践的准备。这期间,路遥相继发表了《姐姐》、《雪中红梅》、《月夜》等一批出色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关住农村青年的人生际遇,写出了他们的理想与社会现实冲突,表达了他某些方面的生活体验,但是,他感受最为深刻的东西,还没有被有规模地表现出来。

  一九七六年八月,路遥从延安大学毕业了。经陕西省作家协会争取,路遥被分配到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延河》做编辑工作。这件事对于路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获得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据此,路遥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文学远征。这时候,他已经不满足写那些不足以表达对人生与社会进行思考的作品,毅然向中篇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发起了冲击。

  一九八零年,路遥引人注目地在权威文学杂志《当代》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这部作品以开始寄给了好几家刊物,都被退了回来。后来《当代》慧眼识珠,尤其是得到老作家秦兆阳的欣赏,得已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这部作品直接受到雨果《九三年》的影响,它的谋篇布局、人物性格设计以至于情节的戏剧化安排,都是雨果式浪漫主义的。从这部作品里,我们得以听到路遥对于他经历过的岁月的讲述,但是讲述的方式我们还不能说是路遥的。从这部作品里我们暂时还看不到构成路遥作品主要特色的东西,尤其是在艺术上。但是这部作品奠定了他向更高目标进行攀登的基石。

  首先,这部作品的发表使他得到了在中国文坛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机会,获得了某种发展的“条件”;其次,这是他在文学远征初始之时获得的“第一推动”,从此他知道了自己的实力。这样一个基础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至为重要的。路遥非常幸运。一九八一年,他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创作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这一年春天,路遥到北京领奖。站在领奖台上,外表平静的路遥内心里滚动着激情。对于他来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时刻,“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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