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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中国社会的分层

更新时间:2002-10-23 12:50:00
作者: 李强(清华) (进入专栏)  

  也只能是另一个学校的学生,所以人们都不断在造这样一种社会屏蔽。中国社会对这种社会屏蔽更敏感,在考试制度上,中国比较早的发明科举制度实际上也是在造一种屏蔽,当然屏蔽有很多种方法。从五十年代以后到文革是比较强调身份的, 这种屏蔽最大的特点是有明显质的区别,是和不是界限非常清楚,我们管这个叫质的平等,不存在量的过渡,你是干部就绝对是干部,它的好处在于别人不好进来,比如你当初考北大,进来就是北大的学生,你再强调当初只差一分也没有用处。惟独就是这一分,别人就成了北大学生,最后拿到的文凭是质的不同。所以从这一点上看造的这种体制还是维持了当时的秩序,但是反过来有很大的不公平。公平现在强调几种,一种是程序公平,强调法律,大家受约束的法制是共同的,谁违反了要按照程序受到处罚,那么程序是公平的,谁胜谁败就没有什么纠缠了。比如 大家也攻击辛普森这个案子,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是按照这套法律程序的,法律程序说由陪审团投票决定,最后陪审团投票说他就是没有罪,所以你从程序上来说没有办法,他就是没有罪。还有一种是机会公平,还有一种是结构公平。如果从这样几种公平来看,我们从1949年到七十年代末这套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给人民提供机会,而市场最大的公平性就在于它提供的机会更广一些。二十年来的这样变化就是这个社会开始给人们提供机会,当然这只是公平的一方面,叫做起跑点的公平,过去的户口是你是农村的,他是城市的,他已经不要跑就在终点站着了。从机会的角度上来看是极大的不公平,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二十年来虽然社会分化严重但是强调了公平,人们逐渐从结构公平转到机会公平。讲公平,从中国人来讲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觉得公平就应该大家差不多,都一样,但是我们做了三十年的实验,如果取消竞争机制, 比如就粮食分配来说,也不是不能做的公平,比如粮票布票是固定的没有就买不到东西,这是公平了,结果的公平,多需要一点是不合理的。但是人类社会通过这种实验发现,绝对地来分配物很难,不可能做到但是部分分配物可以做到,比如我们做过的实验。我们取消粮票是一九九零年,在后期,粮票只是一个象征物,是城市居民的额外获得,一九八五年粮票可以用来换钱,与农民换鸡蛋换粮食,一九九零年中国所有城市都宣布取消粮票。这至少证明一种物品通过强制的办法是可以做的平均分配的。但是问题在哪?我用强制的办法来分配物品的时候,我只好靠强制性来做,实际上是扼杀了每一个人的活动积极性和发展机会,三十年的实验证明我们完全控制不是绝对做不到,而是使得全民没有活力,就象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喂多少就喝多少,然后拿走了就不要喝了,所以人完全没有自己的要求,经过一段时间政府也感到全民没有积极性,于是我们和人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人均的GNP值从较低时的三百美元到现在的一千美元,虽然与国际差距还很大,但是上升速度还是很快的。所以我们回顾二十年的变化,我们从过去那种比较注重结果型的公平,身份公平到改革开放二十年造出的市场体制,这个更重要的是给人们创造了机会,机会的结果当然有的人上升快一点有的人上升慢一点有的人完全没有上升有的还可能下降,上升下降均有可能。社会的评价标准从过去比较强调政治,身份向经济评价标准转变。在十五年以前。 一九八五年《中国青年》搞过一个问卷调查,你认为下面哪些是最富有的阶层?选项有工人农民个体户等等,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最羡慕的职业或者是认为社会声望最高的,全国寄回了七万份问卷,当时我们有同事帮助分析,结果是,认为收入最高的在当时十种职业里是个体户,而在你认为谁的声望最高时,个体户是最末一位,当时人们认为挣钱是不三不四的,在八十年代,改革刚刚起步,当财富的标准刚刚侵入到社会时,人们很看不上个体户,但是二十年以后社会的财产标准越来越显著了。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三元分层,除了财产还有权利声望,但是毕竟财产的体现是明显的看出来了,包括国统局的分析,中国富裕阶层的评论,都可以看出财产作为分层的标准已经明显了。

  这样我们就接着谈到第四个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的贫富分化是比较剧烈的,这一点是共识的。早期大家还不太同意,因为早年用国统局的数据,一种是报表统计一种是抽样调查的结果,从这两种数据来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贫富分化总是很小。所以我们当时不满足于这样的数据,我们就自己作数据,一九九四年当时的体改委开了一个国际会议,让我写篇文章,我就写了一篇根据1994年数据的文章,在那时我比较早的提出中国的贫富差距, 大概有 0.43 –0.44吉尼系数,我在会上讲的时候还有很多反对意见,很多人觉得不真实。因为让国统局来算吉尼系数始终是0.2,我们知道吉尼系数是算贫富差距的一个指标,指只有国王一个人占有全部财富所有的国民都是零财富的时候为1, 绝对平均分配所有财产每个人都平均得到一份时为0 。过去国统局的吉尼系数历来是0.2,这个在世界上看是很低的,在北欧有的国家达到过0.2,北欧强调福利性,国家很小,也只是某些国家时,绝大部分国家是做不到的。这样的话我的数据一下子到0.43-0.44有很多人吃惊,但后来还是接受了。后来为了证明这个现象,我就用结合历史的来算,我也是作调查获得数据,我们知道历史上的数据拿不到,我就让他们回忆家族史,我们定一些容易回忆的年代,本来我还担心大家回忆不起当时的收入,后来发现早年的收入比现在还清楚,因为五十年代的时候人们没有其他收入,就是一个工资,工资是几十年不变的,比如他挣二十块两大毛,二十年都不变,所以他脑子里挤得非常清楚,甚至比现在的工资还清楚,那时候也没有其他附加的奖金,所以我们就可以一代一代的作来了,确实证明从五十年代到一九七九年贫富差距根本没有太大变化,可以说有一点微小的变化,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点下降。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贫富差距是在拉大了。一开始有人认为改革越改贫富差距越大从逻辑上是讲不同的,但是后来没有人反对了,因为这是个事实。那么为什么?是怎样发生的?对于贫富差距拉大有好多种解释,首先比较典型的是市场理论,市场带来竞争,竞争引起分化,分化当然就有贫有富了,比较典型的解释是用库兹涅斯曲线,人均GNP值与不平等有关,在人均生产值非常低的情况下,贫富差距特别大,差距大是一段时间,大约在五百到两千美元时大,库兹涅四是做经济史的人,他收集了很多国家的数据。曲线是倒U字型,就是在收入很低和很高食品复查就都不是特别大。所以就解释为中国现在还处在上升时期,到了一定时都还会下降。当然这只是描述,从理论上分析是:市场早期不可能规则的完善,任何社会的分配都不可能一次完成,市场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市场讲的是一个竞争的过程,成者王侯败者贼。但只是财富分配的第一个环节,财富分布显然不是一个环节完成的。 比如税收制度就不完善,税收是想调节市场以后的环节,市场分出了谁胜谁败,但是败者也应该有保障救济。 用这种方法来使底层社会得到和谐,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分配不是一个环节能完成的,市场分配需要很多环节的建设。从这几年来看,发展的初期确实漏洞很多,我们不断在改进,从财务金融的建设上看这几年的变化还是很大的,所以从这种理论来解释,有可能到一定程度之后贫富差距有所缩小,但至今还未发现缩小。确实有时也有“马太”效应 ,就是财富越积越富,弱者就越来越落魄。总之二十年以来的贫富分化这一点使没有人否认的。接着我们就要问这样一种贫富分化会不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这是大家关心的。我们来看什么是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关键环节?因素很多,我们一般看三个指标。 第一是看通货膨胀率, 是损害所有人的利益,所以通货膨胀发生以后很容易引起大家的不满,我们分析八十年代末的时候社会不稳定很大程度上与通货膨胀有关系,当时银行存款的利率曾经到10%,当时国家也很着急,就提出银行保值,其实银行怎么能够保值呢?我们这几年比较庆幸的是通货膨胀率变得比较低了,银行利率目前也很低。第二个因素是失业率,这也是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国家登记失业率不高,约为 3%,比前几年也是上升了,早年只有不到2%,甚至再早的时候都谈不上失业,当时上山下乡也算是安置工作,文化大革命以后就暴露出来了。直到上个世纪以前,就是2000年以前,国家公布的数据始终在百分之三的水平上。现在我们承认超过3%但是我们作研究,学者们一般认为可能达到10%,当然这就要看什么叫失业?下岗,离岗,内退,买断等这一系列的 因素究竟什么叫失业,什么不叫失业?九八年的时候我做过十几个省的失业调查,根据我掌握的数据分析差不多能达到10%,问题是说失业的人难道就没有任何工作么?我觉得不能这么理解,这比较复杂,因为按照国际劳动组织的标准:一周有十五小时以上的有酬劳动就叫就业。按这样的标准我们很多下岗的人都不能算是失业,因为他们也做一些临时的工作。 中国城市里面,未来几年就业始终是头号问题。原因在于劳动力过剩,我们既然要进入市场就要承受来自市场的三种压力,我们推进商业市场时,要通过物价关,当时商品短缺,将价格放开以后当然要物价暴涨,但是中国人创造力比较强,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人把商品市场竟然解决了。这确实是因为中国人有很强的劳动能力,你只要把物价放开,就有人去生产,去扩大劳动能力,所以现在不是一个商品短缺的社会,而是一个商品过剩的社会。第二个压力就是劳动力市场:我们今天没有闯过的就是劳动力市场这一关,按照过去的想法,把大家都统一起来,来有计划的安排工作不就可以了吗,但是通过实验发现不行,现在就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但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是劳动力不是一般过剩而是大量过剩的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就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的问题。衡量社会稳定不稳定,失业率当然是一个强点,但是通过失业保障可以在城市里缓和。第三是就是贫富差距,这是讲的相对的量,不管在什么国家和社会总会有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穷。美国社会很富裕但是它也一样,,过去0.38-0.39不超过0.4,最近这几年有可能达到0.4,因为这几年它的政策有点偏向于富人,稍微小于中国。我写在文章里时还有很多人惊讶,其实美国的贫富差距小于中国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美国有全民贫困保障线 ,我们中国只在668个城市中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前一段时间民政部还在测算是不是真正都拿到了,当时看还可以。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不包括全体农民,就是说即使是一个在城里打工的农民也不能享受,所以我们只是实现了城市里的生活保障,更何况中国的劳动力过剩更多的还是在农村,这两种劳动力过剩使我们感到压力很大,贫富差距这几年还在有上升趋势; 但是这三因素达到什么程度,与稳定的必然联系,这还不太清楚。贫富差距的指标还要看这个社会的贫富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叫流动的问题。 如果造成多的上升流动, 社会就稳定,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如果就人们的绝对生活指标来看到是有上升流动;如果有过多的下降流动,当然危机很大了,比如下岗,是典型的下降流动,但是这个上升和下降流动, 绝不仅是一个经济指标,财富的丰富只是一个因素,也可以是政治地位上升,其他因素的上升也是很大一种社会流动。中国现在是处于产业衍进型的上升流动,或者叫整体型流动,从第一产业农业,到第二产业制造业为主到第三产业服务业为主以及到更高的信息业,这是世界各国的统一规律,就是当社会上的多数人从蓝领职业转变成白领职业时,社会整体上升流动,这使一个社会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流动都只是相对的。不如中国现在城市里面的白领阶层比较多,这就是整体型的上升。我们现在从税收制度,保护低收入层来解决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甚至人们发现教育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教育程度提高,流动性提高,空间的流动距离就越远;这个数据有可能与白领产生共同效应,因为教育水平上升可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白领层整体的社会上升。当然还有一些办法,比如最近比较重视的惩治贪官污吏,更多的造成贫富差异的是不正当收入,如果大家都是奉公守法的话,税率的制定还是合理的,真是按税率的话,财富的分配也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还有灰色的收入,黑色收入,贿赂等等,比如打击大税户的偷税漏税现象,腐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导致贫富差距。所以虽然我们现在在数据上看还不乐观,但是措施是在逐渐的增加。

  最后,我们在分析三个方面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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