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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从疯狂中建立理性:文艺复兴时代的“忧郁王子”与“愁容骑士”

更新时间:2008-05-10 11:41:12
作者: 周宁 (进入专栏)  

  

  疯癫之所以有魅力,其原因在于它就是知识。它之所以是知识,其原因首先在于所有这些荒诞形象实际上都是构成某种神秘玄奥的学术的因素。

  ……这是一个奇特的悖论。当人放纵其疯癫的专横时,它就与世界的隐秘的必然性面对面了;出没于他的噩梦之中的,困扰着它的孤独之夜的动物就是它自己的本质,它将揭示出地狱的无情真理;那些关于盲目愚蠢的虚浮意象就是这个世界的‘伟大科学’;这种无序、这个疯癫的宇宙早已预示了残忍的结局。透过这种意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表达了对世界的凶兆和秘密的领悟……

  ——福柯《癫狂与文明》

  

  1860年,屠格涅夫在一次为贫苦文学家学者救济协会做的讲演中提到,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的第一版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同一年出现的,这种巧合值得注意。屠格涅夫注意到的是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是人类天性的两个极端化的典型:“这两个典型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征,就是人类天性赖以旋转的轴的两极。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属于这两个典型中的一个,我们几乎每个人或者接近堂吉诃德,或者接近哈姆莱特。”[1]而我们认为,这两部作品值得注意的“巧合”至少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两部作品处理的共同的“疯狂”主题。

  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两部最伟大的作品,《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都是“疯子”的故事;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一个假疯,一个真疯;一个因思考过多而陷入似是而非的疯狂,一个因思考过少而陷入似非而是的疯狂;一个因过分相信疯狂,一个因过分怀疑而疯狂。而这两个疯子的故事,都在西方文明史的重要时刻,以想象的方式,检测人类精神的深度与边界。因为只有探讨与反思疯狂,才能把握理性,只有明确理性的意义及其界限,才能建立西方现代文明的知识与信念基础。

  

  一 哈姆莱特的“疯狂”

  

  《哈姆莱特》研究中两个最敏感也最重要、最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延宕”与“疯狂”。“延宕”的问题提出的理论背景是戏剧动作理论,“疯狂”问题提出的背景则是戏剧性格理论。而戏剧动作与戏剧性格问题一直是经典戏剧理论的核心问题。1736年托玛斯·汉莫爵士提出关于“延宕”的指责。哈姆莱特在剧中一再拖延复仇的行动,既破坏了戏剧动作,使悲剧结构拖沓不堪,也破坏了悲剧人物的形象,一个喋喋不休的、意志薄弱甚至有些女人气的、头脑混乱甚至疯狂的王子,怎能担当起悲剧英雄的角色?以后的争论就围绕着这两个相关的问题展开。如果说“延宕”恰恰是《哈姆莱特》悲剧的思辩性所在,“疯狂”又是如何表现或决定其悲剧意义的?哈姆莱特是真疯还是假疯?疯狂的意义是什么,它与思辩的关系何在?

  《哈姆莱特》剧中首先透露哈姆莱特疯狂信息的,是他的好友霍拉旭,他警告哈姆莱特,与鬼魂交谈会丧失理智:“殿下,要是它把您诱到潮水里去,或者把您领到下临大海的峻峭的悬崖之颠,在那边它出现了狰狞的面貌,吓得您丧失理智,变成疯狂,那可怎么好呢?”[2]对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来说,面对鬼魂大概是最可怕的经验了。莎士比亚笔下冷静坚定的布鲁塔斯在面队凯撒的鬼魂时,也感到毛骨悚然。哈姆莱特并没有被鬼魂吓得丧失理智,但的确是在与鬼魂交谈后,霍拉旭发现可怕的事发生了,哈姆莱特表露出疯狂的最初征兆,不合情理的语言。霍拉旭说:“殿下,您这些话好象有些疯疯癫癫似的。” 哈姆莱特自己的解释是“装疯”:“我今后也许有时侯要故意装出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

  在别人眼里,哈姆莱特是疯了,而哈姆莱特自己却说自己是装疯。哈姆莱特究竟是真疯还是装疯?研究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认为哈姆莱特是装疯的,解释很清楚,而且可以获得文本的支持,理由是哈姆莱特装疯,是为了在充满阴谋与谋杀的险恶的宫廷里保护自己,同时伪装成疯狂也能更好地实现其复仇的计划。著名莎学家凯特里奇认为,哈姆莱特是装疯,像他自己说明的那样,疯狂是他复仇的策略。“显而易见,人们对疯人是不设防的,认为他们什么也听不到,听到了也听不懂。这样,国王或王后就有可能说出些谋杀的真相,证明鬼魂所说的……[3]凯特里奇的说法,明显有些站不住脚,因为剧中没有任何暗示哈姆莱特因为装疯获得了克劳狄斯的罪证。

  另一种观点认为,哈姆莱特尽管表白自己是装疯,但确实也有疯狂的特征。柯勒律治在《关于莎士比亚的演讲》中指出,人的精神正常状态下应该保持智慧与道德的平衡,而哈姆莱特却陷于一种智力与道德的“病态的过剩情况中”。“……他那失去了健康的关系的头脑,永远为内在的世界所占据着,而从外在的世界转移开,——用幻想代替实质,在一切平凡的现实上罩上一层云雾。” 柯勒律治至少认为,哈姆莱特半是装疯,半是真疯。哈姆莱特在与鬼魂会面之后,陷入极度的恐惧、痛苦、筋疲力尽和空虚中,放肆尖刻的调笑与嘲讽,成为他掩盖并缓解自己精神即将崩溃的危险的一种方式。这样,他的许多似是疯话,似是真理的言谈,并不是他装出来的,而是他在“近似于精神错乱的发作”状态中自然流露的。没有人在绝对理智状态下能够将疯狂装得跟疯狂一样,除非他真有些疯狂:“你也许可以看得出,哈姆莱特的疯狂只有一半是假的;他耍巧妙的骗术来装疯,只有在他真正接近于疯狂的状态时才能装得出。”[4]多弗·威尔森说得更进一步,哈姆莱特装疯不仅是要掩盖自己的精明,还要掩盖自己的精神错乱:“哈姆莱特装疯,因为他不得不装疯,会见鬼魂之后,他的精神已经崩溃了,只有装疯才能掩盖自己的精神错乱……”[5]

  哈姆莱特究竟是真疯还是装疯,关键还要看在什么意义上理解疯狂,判定他疯狂的人依据的是什么尺度。

  首先,哈姆莱特的疯狂是表现在别人面前语言与行为乖张的疯狂。从霍拉旭、克劳狄斯、波洛涅斯、王后、奥菲利娅、雷欧提斯到墓地掘墓的小丑,都或多或少、或信或疑地接受哈姆莱特的疯狂。霍拉旭最初发现哈姆莱特的疯狂,但经哈姆莱特的解释,他是剧中“最不相信” 哈姆莱特疯狂的人。克劳狄斯也不相信哈姆莱特疯狂。只不过霍拉旭害怕哈姆莱特发疯,而克劳狄斯惟恐他不疯。波洛涅斯、王后、奥菲利娅、雷欧提斯都相信哈姆莱特的确发疯了,只是各自理解的发疯的原因不同。奥菲利娅率先发现哈姆莱特疯狂,最后竟因为哈姆莱特疯狂自己也陷入疯狂,她是最真诚地相信哈姆莱特疯狂也最关注哈姆莱特疯狂的人。波洛涅斯与王后也相信哈姆莱特疯狂,而且认为哈姆莱特的疯狂是因为“恋爱不遂”。这是一种世故与浅薄的理解。克劳狄斯即使相信哈姆莱特疯狂,也不相信哈姆莱特疯狂的“花痴”理由。《哈姆莱特》剧中有相当长的篇幅讨论哈姆莱特发疯的原因。因为疯狂只有在得到合理的解释时,才有控制的可能。而剧中真正的危险却是,疯狂是不可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波洛涅斯的说法:“你们那位殿下是疯了;我说他疯了,因为假如要说明什么才是真疯,那只有发疯,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可是那也不用说了。”

  要说明什么才是真疯,那只有发疯。老滑世故的波洛涅斯说出一个道理,人们是从理智来判断疯狂的,但疯狂又是理性不可理解的。你无法用理性解释非理性的东西,除非你能非理性地解释。剧中人物判定哈姆莱特发疯的根据,是理智或理性与约定俗成的礼教习俗规范。而代表这些规范的,不是邪恶的克劳狄斯,就是市侩波洛涅斯。起初克劳狄斯以理性或理智劝导哈姆莱特不要一味沉浸于悲伤:“……固执不变的哀伤,却是一种逆天悖理的愚行,不是堂堂男子所应有的举动;它表现出一个不肯安于天命的意志,一个经不起艰难痛苦的心,一个缺少忍耐的头脑和一个简单愚昧的理性。”后来奥菲利娅发疯,克劳狄斯的评价是:“可怜的奥菲利娅也因此而伤心得失去了她的正常的理智,我们人类没有了理智,不过是画上的图形,无知的禽兽。”因此,剧中判定疯狂的尺度本身就值得怀疑。哈姆莱特在剧中不同人面前“表演”疯狂,除了乖张悖理的、不合身份礼教的行为外,主要是语言,这些语言似疯而智,怪诞的比喻、尖刻的论断,经常让听者吃惊。波洛涅斯希望通过与哈姆莱特直接对话判定哈姆莱特的疯狂与疯狂的原因,于是就出现了剧中著名的那段喜剧性对话。波洛涅斯用旁白的形式表露出自己的困惑与吃惊:哈姆莱特说的“虽然是疯话,却有深意在内”,“他的回答有时是多么深刻!疯狂的人往往能够说出理智清明的人所说不出来的话。”而紧接下去哈姆莱特与吉尔登斯吞、罗森格兰兹之间关于丹麦是一所大监狱的对话,就更显得智慧了。哈姆莱特在以极度智慧的形式表现疯狂,这是剧中的一个具有深刻含义的悖论,智慧与疯狂似乎无法分辨了。

  哈姆莱特是装疯还是真疯?在他人眼里,哈姆莱特是疯了,至少表现出疯狂。但在哈姆莱特自己的眼里,他是否疯狂呢?他曾理智地向好友霍拉旭说明自己是装疯,一种在理智控制下的表演性疯狂。克劳狄斯的罪恶暴露了,哈姆莱特从英国回来,此时他已经没有装疯的必要了。雷欧提斯回国复仇,向哈姆莱特提出挑战,哈姆莱特冷静地接受他的挑战,并把它看作是结束这一切的“上帝的手”。他在最后向雷欧提斯所做的“真诚的”解释中,再次解释自己的“疯狂”:“原谅我,雷欧提斯;我得罪了你,可是你是个堂堂男子,请你原谅我吧。这儿在场的众人都知道,你也一定听见人家说起,我是怎样被疯狂害苦了。凡是我的所作所为,足以伤害你的感情和荣誉、激起你的愤怒来的,我现在声明都是我在疯狂中犯下的过失。难道哈姆莱特会做对不起雷欧提斯的事吗?哈姆莱特决不会做这种事。要是哈姆莱特在丧失他自己的心神的时候,做了对不起雷欧提斯的事,那样的事不是哈姆莱特做的,哈姆莱特不能承认。那么是谁做的呢?是他的疯狂。既然是这样,那么哈姆莱特也是属于受害的一方,他的疯狂是可怜的哈姆莱特的敌人……”

  这一次哈姆莱特似乎承认自己的确疯了,因为按照哈姆莱特的性格与剧情仔细分析,哈姆莱特此刻不可能装疯逃避责任。哈姆莱特在为误杀波洛涅斯道歉,在为“逼疯”奥菲利娅道歉,而最终是为自己失去判断力而道歉。我们看到在非表演性时刻,哈姆莱特的确表露出某种“疯狂”的迹象,以致人们的确有理由怀疑哈姆莱特真疯。值得注意的是哈姆莱特的独白,诸如第二幕结尾处那类著名的独白中,哈姆莱特都在表述自己理智的困惑、混乱甚至有可能崩溃的绝望。如果是装疯,就应该仅限于在别人面前“假装”,可在独自一人独白中,为什么还要表露出“疯狂”的迹象呢?实际上许多人早已注意到哈姆莱特的“精神分裂问题”:“作者本意把他写得可爱,而实际上却是一大堆显著的矛盾:他好冲动,又富于哲理;受损害时很敏感,但要反抗又畏缩不前;他精明,又缺乏策略;他充满孝心,但长期忍受屈辱自己却软弱无能;他在语言上大胆妄为,行动上却优柔寡断。”[6]总之,像蒲伯说的,是一个“有理性的疯子”。关键看我们在什么意义上理解“疯狂”。

  实际上,如果我们在最广义上理解“疯狂”,一种精神分裂与错乱,哈姆莱特确实因为某种难以释解难以摆脱的困惑陷入“疯狂”。《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在丹麦历史家萨克索的阿姆莱斯复仇故事、法国贝尔弗莱故事与托玛斯·基德的同名剧基础上改编的剧作[7],改编中莎士比亚最大的创造性体现在他将一出简单的大流血式的复仇剧改编成一出深刻的反思复仇的哲理悲剧。剧中思考的真正问题是,复仇是否能够获得理性与道德的支持。因此,哈姆莱特疯狂的更深层原因与意义是,他复仇的理由是克劳狄斯的谋杀,而能够证明他谋杀的证据却是鬼魂的话,理性无法证明与证实的。造成哈姆莱特延宕的困境或深层原因是,他必须理性地证明克劳狄斯的罪恶,可克劳狄斯的罪恶恰恰是理性无法提供证明的,鬼魂的证明无法在理性中承认。如果是个理性的人,就不应该听鬼魂说的,如果相信鬼魂说的,就不可能在理性范围内获得证明,因此以鬼魂为证据的复仇就缺乏合理性与正义性。哈姆莱特一直不敢相信鬼魂的话,这也是他迟疑与装疯的原因。直到戏中戏结束,国王惊慌恼怒离去,哈姆莱特才落实了,对霍拉旭说:“啊,好霍拉旭!那鬼魂真的没有骗我。”戏中戏之后,哈姆莱特获得了证明,也就不再装疯了,在王后寝宫里的对话,哈姆莱特表现出充分的理智,可是,当鬼魂再次出现,王后还是以为哈姆莱特出现幻觉:“这是你脑中虚构的意象;一个人在心神恍惚之中,最容易发生这种幻妄的错觉。”

  鬼魂无法提供关于谋杀的理性的证词,而没有理性证词的支持,哈姆莱特的复仇将是另一次谋杀!这个困惑导致哈姆莱特的疯狂也最终导致哈姆莱特的死亡。《哈姆莱特》悲剧中“疯狂”的意义,是理性无法解释某种“真理”时出现的精神失衡与错乱。鬼魂揭露出的真理不仅无法得到理性的接纳与支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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