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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倘若非理性人群构成一种力量

更新时间:2008-04-26 12:02:31
作者: 陈行之 (进入专栏)  

  

  人类历史波澜起伏,贯穿着无数大大小小的事件,既有带来福祉的事件也有带来灾难的事件,人类正是在对这些事件不断总结和反思中走向理性与成熟的。不管总结还是反思,都意味探索和争论,所以,我们在学术著作中总是能够看到相似或者相反的观点彼此交锋,比如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种得到绝大多数人支持的观点认为,造成这场人类浩劫的是希特勒,这家伙是一个疯子。英国一位历史学家就曾经认为,希特勒是由于心理失常才招致其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他毁坏了世界同时也毁坏了日耳曼民族。不能说这个观点不对,然而对于一个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来说,这种说法显然太简单了。

  1961年,英国历史学家泰勒 (A.J.P.Taylor) 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在这本非同寻常的书中,泰勒对历史做出了独到的解释,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希特勒预谋的,尽管这次劫难有极为复杂的历史原因,但是交战双方在战争开始之前一系列外交失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泰勒对此进行了大量无法辩驳的论述。泰勒甚至断言,希特勒在国际事务中除了是一个德国人之外,其本人并没有什么过错,人们之所以“把罪责从德国民众推给希特勒个人,仅仅因为这是一种简便可行的办法,”因为这样做可以“使每一个人满意……尤其会使德国人满意。”在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原因时,泰勒的观点与很多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实际上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一起事件造成了另一起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即战胜国运用这些胜利果实的方法。”(引文均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我对于世界历史很无知,但是,凭借我的直觉——任何社会事件都不可能单纯会是某个个人选择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历史是历史和构成历史的人群共同做出的选择——让我认可泰勒的解释。

  自泰勒之后,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极大扩展了,泰勒所强调的东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且在更大面积上结出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进一步证明了泰勒的解释:历史是历史文化和它的承载者人书共同写的,所以,历史文化和人都应当成为研究历史事件的出发点。

  那么,造成人类空前浩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状态、人是在做了怎样的选择以后才发生的呢?

  我们来具体考察一下法西斯主义与极权政治。

  通常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极右型的极权主义。极权政治一词源自墨索里尼用“极权体制”来表述他在上个世纪20年代在意大利建立的法西斯国家体制。墨索里尼有一句名言:“任何事物均在国家之内,无一事物能在国家之外,亦无一事物能违抗国家”。

  “极权政治”或“极权主义”一词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逐渐出现,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党专政”的同义词。从广义上说,极权政治是指“强大的中央统治,依赖强制和镇压的手段控制、指引个人生活的所有方面”。这是一种强制性和带有救世主张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能够有系统地使用恐怖手段强制和镇服人民,把人民改造成为可以随心所欲驱使的工具。

  德国法西斯主义极权政治与以前的独裁政权不完全相同。德国法西斯主义极权政治除了兼有“独裁”的本质之外,还具有宣布为社会文明的恒常形态的特征,这就是说,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政治理论,它还是社会生活,是构成人的现实存在的根本要素。

  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具有以下形态特征:

  第一,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依赖于各种形式的群众政治运动而存在。极权统治本身就是从所谓民主运动和社会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它极为重视群众的作用,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总是从动员群众着手,制造某种社会情绪。夺取政权以后,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获得了政府形式,成为一种国家力量,这种力量马上走向自己的反面,对任何形式的民主运动和社会运动给以严厉压制。纳粹德国的极权统治总是以各种方式强迫人民参与党和政府组织的活动,其对社会的动员能力极强。以选举国家领导人为例:资料表明,民主国家民众的投票率大致在40%-80%之间,但是,纳粹德国民众的投票率却可以高达百分之百,这意味着所有国民都被动员了起来。极权统治更是经常以“运动”或“革命”为由举行各种形式的大规模群众集会,藉以显示社会动员能力,进一步让民众慑服。

  第二,法西斯主义极权政治具有鲜明而强烈的目标感。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以“创造完美社会”为冠冕堂皇的口号,把自己打扮成为民众的救世主,鼓吹种族优越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取得全民共识,他们必须倚仗虚假宣传,宣传机关成为德国政府最为重要的行政部门。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强化思想控制,设立各种形式的新闻检查制度,打击所谓“有害”思想和言论;宣传部门极为重视制造舆论,依据统治需要编造历史,为民众提供思想的标准范本。除了官方意识形态之外,政府严密控制任何形式的思想流动,人民无法享有独立的信息来源,更无法判别官方的意见是否正确,它所造成的结果是德国人民几乎完全丧失了对事物进行判断和推理的能力,成为“群氓”式的团体。

  第三,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控制民众生活的所有方面,无论是思想的,经济的,文化的,有形的,无形的,法西斯主义极权政治均设法有效地建立严密的控制系统。墨索里尼曾经对法西斯主义做过这样的诠释:“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观点是无所不包的,任何人类或精神的价值都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法西斯主义国家观点之外的观点当然不具有任何价值”。

  第四,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把党作为极权体制的中心枢纽。“党”在法西斯主义极权国家中是“国家”的本质,它无所不包,无所不控制。“党”就是政府,党员具有严格的标准,这就决定了党员往往享有民众无法享有的特权。党的领袖无论是否兼任国家元首,均有无限的权力,不受任何法律拘束。我们看一下1942年德国国会对希特勒的授权:“统帅地位永远不受既存法律的限制,他是国家的统帅,军队的最高统帅,政府首长,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拥有者,是党的领袖,他可以用任何方式促使每一个德国人尽忠职守,如果违反职守,他也可以用任何方式给以处罚。”纳粹德国大量使用秘密警察维护其统治。

  第五,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不可避免怀有猖狂的对外扩张野心。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往往表现为偏狭的国家主义思想,极具侵略扩张野心。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倡言在地中海及亚得里亚海建立意大利的“内湖”;德国纳粹主义强调“生存空间”,都是这种野心的反映,正是在这种野心的驱使下,与全人类为敌的世界大战也就难以避免。

  有了上述形态特征,在法西斯主义极权政治统治下的人民,必然会被培养成为没有理性的工具,一种盲目的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德国民众对苛刻的《凡尔赛条约》极为反感,经过纳粹政府煽动,引发了德国普通民众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为德国再次成为世界大战策源地创造了社会条件。

  希特勒正是利用了德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才得以上台,迅速重建了德国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纳粹政府将犹太人的财产收归国有,加强和扩大了国家所有制,德国经济迅速恢复活力,德国193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33年纳粹上台的时候增长了102%,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失业率降低到1.2%,远低于同时代其它工业化国家的水平。随着世界前十的经济强国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德国控制、富庶的中欧国家奥地利并入德国,德国的经济能力达到了空前强大的地步,30年代末,德国的经济规模已远超英法,越升至苏联之后,位列欧洲第二;美国、苏联之后位列世界第三。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德国开始有步骤地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大力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火工业,政府把原料、劳动力、资金和设备等都优先供应与军事生产有关的部门,使德国在为打一场世界性战争提前做好了经济军事化的准备。总之,这时的德国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都已经做好了打一次世界性战争的准备。

  在经济发展中,社会底层人民得到了以前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福利,德国民众对希特勒的支持率大幅度提升,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这种狂热甚至蔓延到了奥地利:当纳粹德国的铁骑于1938年3月12日开进奥地利,奥地利成为第三帝国一个省的时候,奥地利民众在“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口号的煽惑下走上街头,疯狂地拥护“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帝国”军队的到来。

  在所有这些历史场景中,我们都感觉到一个庞大的盲目群体的存在,这就是被纳粹政府控制了的民众,被有害的民族主义武装起来了的民众,这是我们这些历史后来者尤其应当警惕的。

  我非常赞同袁伟时先生2005年就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六十周年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达的观点:“民主和法治是一切国家和民族复兴的不二法门。不要以为德国人特别残忍,任何人,任何国家的国民,本来都有野蛮和文明两个方面。文明就是约定俗成或通过合法程序制定的规则和制度,只有后天灌输的这些规则和制度才能约束、制止人类的野蛮。民主和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逐步形成的最好的制度和公共生活规则。德国人就是因为摆脱了民主和法治的约束才犯下大屠杀的滔天罪行。任何民族都应该摆脱民族主义煽情的欺骗。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没有劣等民族。一切种族、民族优越论的叫嚣都是欺骗。应该以对人的价值的高度尊重,以现代人权已有的成就为标准,彻底清算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盲目肯定本民族文化中的一切是可怕的。”

  袁伟时先生并非在危言耸听。

  德意志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本应汲取教训,觉悟到上层对内专制对外穷兵黩武的民族主义与下层非理性民族主义一旦在特定情况下结合起来,必然会产生灾难性后果。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人民并没有做足够的反思,当沉重的战争赔款使德国人民不堪重负的时候,未经觉醒的德意志民族非但没有变得理性,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由失望转向渴望出现一个“救星”式的极权人物,帮助他们解除危困,从而为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希特勒非常成功地把上层独裁扩张与下层非理性、盲目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把民族主义推向了它的极致,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人间恶魔产生了。伴随着整齐划一的“嗨,希特勒!”致敬礼的,则是兵燹、是战争,是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是6000万个鲜活生命消失在历史的狼烟之中。

  这种可怕的历史图景还会再次上演吗?

  

  (200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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