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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宗海:中国高考:三十年来得与失

更新时间:2008-02-20 08:56:09
作者: 何宗海  

  

  新中国经历了“文革”十年动乱,恢复高考至今30周年了。社会上褒贬不一地评价着这一历史事件。毫无疑问,恢复高考30周年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1977年的那个温暖的冬天,中国大地上共有570多万学子参加了自1966年以来已中断10年的高考。一场旷日持久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闹剧,由于小平同志的英明决断,在这一年实际上寿终正寝了,由此挽救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失落的命运,挽救了一个国家失落的命运。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扭转了一个伟大民族的乾坤,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后的几代、10数亿中国人的命运,是功不可没的。无论怎么说,这个冬天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季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却不幸导致中国高考陷入了历史发展的死胡同,招来了一片抱怨,一片叫骂,一片叫停声。跨入了新的世纪,中国高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责难和阻力,路,似乎走不下去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恢复高考肯定是英明之举。恢复高考是对文革十年浩劫造成的中国教育混乱局面的拨乱反正。但往后高考考什么,怎么考,就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30周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在人的一生中可是半辈人生。认真总结恢复高考30年来的得与失,采取必要的教育改革措施,已成为摆在中国教育面前的刻不容缓的任务。认真梳理一下,是时候了。

  

  恢复高考:是耶?非耶?

  

  假设没有当年的恢复高考,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对于上了年龄的、懂得一点当代社会发展史的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回顾历史,总能让人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古训中明智。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始于1952年,直到1966年的14年间,高校招生实行的是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失败的,是不可取的,已为30年前恢复高考的举措所扬弃)。当时各省、市、自治区并未能办理招生工作,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秋,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实际上已被废止整整10年(请注意:高考制度和高等教育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10年中,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各类专业人才奇缺,严重制约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群众对当时实行的“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方针非常不满。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传递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还在1972年,当时是新中国教育最无助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在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1977年8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教育工作会议,对于恢复高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武汉大学查全性副教授的建议被会议采纳。邓小平随即拍板:“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位当年为国家前途命运负荆而起,深明大义的人民教师,也不应忘记在他背后传递信息,“煽风点火”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刘道玉先生。

  这一年,还有一件更为令人感动的事情,那就是当有人汇报由于报考人数过多,“洛阳纸贵”,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时,邓小平当即决定,暂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印刷,调集纸张赶印试卷。这在当时,是一个具有政治风险的大胆决定,只有邓小平这样的伟大政治家才可为。今天看来,这个决定仍然令人钦佩之至。

  以致再往后3—5年间,高考在中国,在全世界,都赢得了一片喝彩。“十六字”招生方针被彻底打破,邓小平为高考制定的招生标准是:“主要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据统计“30年来,我国共有近6000万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1000多万人被高校录取,其中培养出3万多名博士生和30多万万名硕士生”[1]。

  1977年恢复高考是恢复高等教育正常秩序的标志。在当时教育资源严重匮缺的历史条件下,恢复高考对于解决教育公平是一条有效途径。但后来,这条途径也受到了质疑,认为有违公正,“是计划经济社会的落后思维作怪”[2]。

  高考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近两年来,社会上废止高考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呼声有来自学生本人的,有来自学生家长的,有来自社会舆论的,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一批全国和各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教育专家们的强烈呼吁。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教授范谊提出“要像扬弃科举一样扬弃高考,而不是修修补补。‘废除高考’并不是指大学招生不再考试,而是要破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神话,废除现行的以单一的高考成绩‘一考定乾坤’的招生制度,以综合考察学生的学业因素、非学业因素、社会评价制度取代现行高考。[3]”

  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高考已完成了其光荣的历史使命。恢复高考的初衷是应国家人才奇缺之需,是在一种特殊历史时期,采取的以行政干预为主导的应急措施。而我们却把这一临时措施实实在在地坚持了30年,在择优的“优”上狠下了30年功夫,把“优”的标准完全定在了“一张试卷”上;高考的指挥棒一挥挥了30年,而且越挥越“棒”,严重地背离了“三个面向”的教育方针。武汉大学前任校长刘道玉先生在接受《同舟共进》记者采访,回顾这段高考路程时谈到:“总的来说,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思维和体制下的产物,是科举考试的翻版。它的弊端在于:只注重知识而忽略了能力,只能反映学生的记忆和解题能力,而忽视了学生各种创造性的素质,只求统一而忽略了各地的差别,只维护教育部的权力而剥夺了大学的自主权。很明显,统一高考已经不适应知识经济对创造性人才的需要,不能反映全国各地区经济、教育和文化差异的需要,不利于充分发挥大学独立自主权,不能保证学生多次民主的选择权。因此,全国统一高考必须大胆地、彻底地改革,而且早改比晚改对国家有利。”

  高考使人的创造性趋于“同化”,严重抹杀了人的个性和差异。“其主要弊端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这种全国统一进行的、单一的书面考试的形式,不利于创新性、个性化人才的选拔,并导致了基础教育中片面的知识教育倾向盛行;第二,现行高考制度加剧、激化了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之间的竞争,对青少年学生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与沉重的学习负担,不利于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4]。我国著名作家金庸先生在谈国外学习体会时也认为:“中国学生通常第一学年的成绩非常好,但到第二学年就会差一些,到第三、第四学年就会落后下来,究其原因,与中国学生只会凭记忆力,光知道背书有关”。2007年6月6日,路透社在刊发的一篇介绍中国高考的报道中也指出,“越来越多的人批评高考鼓励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给超负荷运转的学生带来太多压力。”

  高考已不再是教育公平的代名词。专家们认为,今天再来谈高考的“公平性”已失去现实意义。30年来,有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用来解释高考存在的合理性,那就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解决了高等教育公平性的问题。“因为全国各地区发展程度不同,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虽然实行了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但各地之间录取率、录取分数线有很大差异,由此引发了‘高考大移民’现象:一些考生从录取率低、录取分数线高的地区通过‘移民’转到那些录取率高、录取分数线低的地区参加高考。目前,‘高考大移民’现象依然在各种争论中顽强地存在、发展。”[5]

  高考已使中国高等教育贬值。高考价值贬值不仅是对高等教育成果的否定,也是对高考制度的否定。“2005年,因为面试不过关,11名内地高考‘状元’被香港大学拒之门外。香港大学称,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完全不打算参与课外活动的‘书呆子’,港大绝对不会录取。应试教育造成大批学生‘高分低能’已是不争的事实”[6]。

  

  恢复高考:一个旧制度的复活?

  

  科举,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陌生的话题。谈论今天的高考,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科举。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选拔官吏人才的政治制度。科举制度尽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教育起到过某种促进作用,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从来就不是一种正规的教育制度。把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会使教育陷入误区。而这30年来,我们的教育的确陷入了这个误区。

  公元1905(清光绪三十一年),清朝政府颁布了开办学堂、停止科举的诏令。从此,一个始于隋、唐,兴盛于宋、明、清历朝,在中国历史上整整绵延存续了1300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被废止。

  对于有史以来,科举制度在历朝历代官吏选拔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赵铁信先生在《科举揽胜》一文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一大进步,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因此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由此可见,当初废除科举,付出了多少代人的不懈努力,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情。

  在废除科举考试的初始,先辈们发展教育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可行的。回顾100年来中国兴学考试所走过的路程,中国的高考,大体经历了这样六个阶段:

  一是废除科举考试阶段。废除科举考试尽管与废止高考不是同一概念,但这之前的中国高等教育并没有其他的考试形式,更何况废除科举考试是近代中国兴办学堂、发展正规的高等教育的开始;当然,作为一种政治选拔制度,至今还有人对废除科举考试持有保留观点,这也很正常。1905年9月2日,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等人奏请下,朝廷同意立停科举,推广学堂。这可能是袁世凯对中国历史做出的唯一的积极贡献了。以至后来以张伯苓等为代表的爱国教育家们,他们已明确地认识到了,科举制度对社会发展尤其是对教育发展的阻碍,积极提倡走科教兴国之路。

  二是尝试自主招生阶段。1917年,民国时期的高考施行各大学自主招生的政策,实行自主命题。此时正值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他主张“兼通新旧,融合中西”招生考试原则。当时的大学,在招生方面相对实际灵活。后来尽管处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大学招生考试也大致采用自主招生的形式。

  三是延续自主招生阶段。建国初期,由于统一的高等教育制度尚未建立,此时的高校招生,基本沿用建国前的方式,历时仅两、三届。

  四是尝试统一招生阶段。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这个文件首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

  五是废止高考阶段。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高等教育基本上被废止,全国统一的招生考试也随之废止。

  六是恢复高考阶段。科学教育工作会议之后,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了全国统一高考的制度。

  实际上,实行全国统一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中间废止的10年)的全部历史至今仅有55年。

  恢复高考以来的30年间,我们的许多做法无论是观念上的还是行动上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高考与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混为一体了,日益催生着一个废止已久的旧的考试制度的复活!从1905年算起,中国废除科举制度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科举却以另一种形式在中国的教育领域恢复并存续着。从理论上讲,恢复高考只是恢复高等教育制度的外在的组织形式。但高考制度的几度废兴,总是没有摆脱科举考试制度的阴影。高考沿袭了中国历史上科举的做法,将一种政治选拔制度强加于教育,赋予高考以选拔的职能。所以有人认为,统一高考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选官的科举制度在教育领域里的演变。这种演变只是把选官变成了选“才”。一千三百多年来,文科一直占据中国科举考试的统治地位,“中国传统的教育结构和功能性质不仅仅遏制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还扭曲了许多读书人的身心,从而给中国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内耗”[7]。

  高考的历史尽管不长,但演变到今天,已成为一场残酷的教育竞技。这场竞技却直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少年的智力发育和健康成长。竞技本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至高原则。而我们今天的教育,却将这个原则运用到基础教育中来了。高考,就成了“竞技教育”最大的运动场。30年前,我们进行“竞技教育”的“选拔赛”,是因为那段历史沉积了太多的教育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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