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孔繁斌:多中心治理诠释——基于承认政治的视角

更新时间:2008-02-13 17:38:29
作者: 孔繁斌  

  ”借用齐格蒙特·鲍曼关于“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理论命意,完全可以说民族国家借助“中心-边缘”结构而形成的“绝对主权”实施了对个体和边缘的“大屠杀”。

  对这样的民族国家,哈贝马斯给予了深刻的反讽:“??法治国家以及作为其核心组织原则的公共性都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⑤言下之意,这样的公共性只不过是一种“高贵的谎言”,它掩盖了构筑“绝对主权”的事实和肢解了“相互承认关系的完整性结构”的政治规范。

  在当代政治思想潮流中,批判“中心-边缘”治理结构成为一种趋势。例如:罗尔斯的“重叠的共识”、阿伦特的“公共性的复权”、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都在不同哲学基础上触及了“中心-边缘”治理结构否定公共生活中民主治理的问题。那么,“中心-边缘”治理结构基础上的“绝对主权”转向“多中心”的治理共同体,其具体路径是什么呢?上述数位背景各异的思想家,都或直接、或间接倾向于维护承认政治这个现代性社会本该守持的原则。就此而言,对国家治理结构所实施价值颠覆的,恐怕正是承认政治这一黑格尔政治思想的遗产,只不过在形式上更具现代色彩罢了。就一定意义而言,承认政治对治理结构多中心化的再造途径,表现在三个相互支援的“问题意识”中。

  第一,“民主法治国家的承认斗争”--规则的确立。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民族国家形态的改变以及现代政治日益进入多元正义的具体处境,“平等承认的政治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需要回到相互承认的政治原则重建公共领域,以再造民族国家和治理共同体平衡的后民族国家的治理结构,这是哈贝马斯试图从规范和事实双重视域解析现代国家合法性的理论一般。在一段纲领性文字中,哈贝马斯说道:“现代法律所保障的虽然是获得国家认可的主体间的承认关系,但是由此产生的权利确保却是永远处于个体状态的法律主体的完整性,说到底就是要维护个体的法律人格,亦即,使个体的完整性--在法律上并比在道德中要弱--取决于相互承认关系的完整性结构。”无论是对民主法治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公共领域、还是商谈民主的批判性分析,“相互承认关系的完整性结构”都是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当今民主法治国家遇到诸多治理危机的根源,都可以还原到这一原则中加以反省。

  第二,合法反对的商议政治--场域的转换。民族国家的主权应该和治权平衡建构,代议制所提供的政治秩序也不能排斥对更具效能的治理秩序的探索,而民主治理也不应该成为绝对主权的祭坛。在现代性政治重建的规划中,转向民主国家与民主治理平衡的后民族国家诉求,恰恰要抵制统治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以求建构一个“相互承认关系的完整性结构”,一个能够自由地、批判性地讨论公共事务的治理结构。这一宏大的政治重建蓝图,即是哈贝马斯商议政治理论的要旨所在。后民族国家带来的不再是绝对主权下承认关系扭曲的“中心-边缘”的治理结构,而是一个公共性获得再生产的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在后民族国家的商议政治中,人民主权不再仅仅是限制和抵抗君主主权初始的含义,而且也被赋予了建构公共性治理结构的角色。后民族国家及机制化的商谈政治,推动了治理结构多中心化。最简约地说,商议政治就是推崇合法反对这一处理公共事务的原则。合法反对和“中心-边缘”结构下的命令服从机制不同,这是一种独白式的话语,一种排斥他者的场域。而合法反对遵循的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法权身份,彼此之间均从正面直截了当表达意思以谋求正当利益,而不是仅仅否定性地攻击对方。如果说现代性政治重建的一个明显趋势是“由更加灵活的、中心分散的权威系统取代官僚等级制”,并且“民主化进程再次与制度的自反性联系到了一起,且明显表现为自治原则”,那么,作为更加灵活的、中心分散的权威系统或自治运作的场域,则是合法反对的商议。

  第三,相互认同的身份--角色的塑造。作为自反性现代性之重要构成的“治理革命”,不仅体现为“结构性自反性”,而且也涉及作为“革命深入进行”的“自我自反性”,即如何解决多中心结构中身份认同之难题。换言之,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自我自反性”所表达的身份认同难题,“治理革命”的自反性认同就是不完整的。伴随治理权分散化而来的多样化的治理者,使得具有多元正义色彩的“差异政治”成为必需面对的现实。原先建立在“中心-边缘”统治秩序框架中的强制、服从和命令,势必与多中心结构中平等治理主体之间形成身份紧张。治理模式转换中身份认同的冲突,隐含着主体间性关系的再造,形成了一个反排斥、反蔑视和反差异的“自我自反性”的政治认同吁求。然而,如果非国家的治理者的身份被一种占统治地位或多数人的认同所忽视、掩盖和同化,那么,“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认,能够对人造成伤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依照学术界的勘定,“认同( identity)的意思是说认同是由承认构成的。”因此,多元治理主体之间身份的认同,意示不仅要在观念上将承认政治体现为政治契约,而且必须能够转化为主体间的道德承诺,而道德承诺趋于脆弱,往往是承认断裂的开始。所以,霍耐特把爱、法律和团结作为道德承诺的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形式。此外,身份的认同是在与优势群体的持续对话和斗争中形成的,就像查尔斯·泰勒所言,“在社会层面上,认同的形成只能通过公开的对话,而不是预先制定的社会条款。”

  所以公开对话成为身份认同的终极证成。国家治理结构向多中心的迁移,也将作为长期以来处于“中心-边缘”结构中边缘地带的“陌生的异类”置于公共治理的中心位置。传统的中心角色不仅要适应非中心化的角色转换,并且还要包容曾经被边缘化的其他角色,彼此承认相互拥有治理者的身份。可以说多元治理主体时代,治理者身份的认同和包容,构成理解“治理革命”的一个正当性视角。

  在本节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心-边缘”治理结构的自负,扭曲了承认政治的规则;而多中心治理结构的生成,不仅是消解民族国家“绝对主权”弊端的途径,也是相互承认政治的再生产。相互承认关系不仅是民主共和国立国合法性的辩护原则,而且也是制宪共和国有效治理的运作规则。所以,解构“中心-边缘”治理结构与其说是多中心化的战略,不如说是相互承认政治的回归。

  承认政治:民主治理的伦理/知识效应

  

  “中心-边缘”治理结构中,只可能存在欺骗性的“承诺”,只可能采用理性官僚制强化“绝对主权”的秩序,推崇的只能是手段/目的颠倒的虚假的政治伦理。所以,这样的政治伦理就是一种有预谋的伦理。而回归承认政治原则的多中心治理,再造的不仅是国家的治理结构,获得的也不只是身份的相互认同,它还将剔除神性和奴性,矫治工具理性的张狂,将无预谋的伦理确立为公共领域的基本准则。多中心治理开启了新一轮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漫漫征程。尽管多中心治理还可以建构其他的分析概念框架,但脱离多中心治理的“政治伦理”前提的研究,其结果要么是自身的问题意识被置换,要么是相应研究议题的碎片化。如果说,工具理性的独白话语代表了民族国家绝对主权治理的幻象,那么承认政治的协商、对话的“他在性”这些无预谋的伦理话语则为多中心治理提供了价值和知识的双重支持。

  在后现代社会生态下,社会的风险性、社会集体行动的困境及正义价值的普遍性,构成了公共治理的基本处境。民主治理需要更多的自治实践以满足复杂丰富的公共服务的需求。较之以往,多中心治理不是一种由大规模、强制性的结构所控制,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沟通与互惠建构起来的合作秩序。对于利益多元化、治理主体分散化、社群共同体复杂化的当今治理来讲,体认相互承认的原则,是最根本的价值规范。以“相互承认的法权”为原则的承认政治理论,具有“视界融合”的特点,能够为理性、公正、宽容、自由、民主、共和等提供一个共同的价值境域,并作为多中心治理立宪秩序背后的根本“规范”,为民主治理确立了游戏规则。

  一般而言,民主治理是一个围绕公共问题而形成的“治理共同体”,在从民族国家向治理共同体生成中,脱离民族国家统治秩序的治理主体组合进一个问题共同体,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多个治理主体间的政治认同,即确立相互承认的“法权状态”。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历史类型,民主治理的“法权状态”是以平等权利为依据的参与治理公共事务的观念,充分彰显了爱、友谊和互惠、信任等社群价值,因此,这一“法权状态”具有“世界复魅”的性质。当然,“世界复魅”并不是在号召把世界重新神秘化,理性启蒙运动的“祛魅”和后现代政治的“复魅”,都不过是追求解放的手法。“世界复魅”的趋势,就是治理场域向“相互承认关系的完整性结构”迁移,成为社会治理多中心性成长的伦理化制度预设;就是直面“差异”而建构“他在性自我”,使得相互承认的身份政治建构成为公共精神培育的场所;就是恢复被单一中心治理结构压制的公共领域的对话机制,倡导社会消解不合乎协商原则的强硬的不妥协习惯,去熟悉基于同意的治理原则。

  民主治理正当性既指向政治的正当性,也涉及知识类型的正当性。建立在民族国家统治秩序框架中的强制、服从和命令等政治秩序,也为社会科学构成一个假想的无需证明的框架。然而,伴随民族国家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围绕着国家这个中轴运转”的现代社会科学,受到民主治理场域公共性价值和知识的挑战。现代政治科学在获得前所未有的进步的同时,也是一个作为本体的主体性政治“缺席”的知识建构时代,其结果则是在伟大的“社会工程”运动中,功能主义一统天下,占据政治科学知识的巅峰,但却无法为现代性政治的自反性认同提供恰当的理论资源。在具有理性多元主义特征的民主政治文化条件下,政治生活中的“相互承认”问题是现代政治哲学或实践哲学要处理的一个关键的知识社会学问题,致力于在交往理性维度“主体间性”政治科学知识的重建,并以此抱负推进政治学发展,构建“民主治理的政治学/行政学”,应该不是一个幻想。

  总之,多中心治理结构不是秩序化的工具理性,而是使得平等主体能够实现伦理关照的交往理性。其实质和要害不在于制度理性主义的精致设计,而是相互尊重的伦理关切。一句话,“正当的承认不是我们赐予别人的恩惠,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伦理需要。”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7.6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zhangch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756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