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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洲:想象的报复:西方政治学视野中的“怨恨”

更新时间:2008-02-13 17:34:24
作者: 王海洲  

  而投票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部分选民在现代化和个体化的进

  程中被各种恐惧所包围,并对“被社会的其他部分所抛弃并且不得逃脱”深怀怨恨。⑧ 从广义上而言,关乎社会利益的冲突总是伴随着价值上的分歧,而怨恨就时刻潜伏其中,甚至是冲突的疑云散尽,怨恨的阴影仍然长久地存在。

  

  二、“正义的凯旋”:怨恨的表达模式

  

  怨恨表达的主要目的是为自身价值寻求确定与承认,这与怨恨者所持有的对自身价值的“正义”意义上的信仰密切关联。怨恨者“虚骄地浸淫在一种自命纯洁、正义、强野的道德自我想象中”,并形成以怨恨“为基础的认同政治”。这种期颐“正义的凯旋”的怨恨表达一方面能够使政治动员的力度更大,另一方面也隐藏着具有极端倾向的破坏性行为--伴随着价值颠覆而来的往往是对怨恨对象冷酷无情的清洗或适得其反的拯救。当代西方学界侧重于怨恨在某些具体事件或层面上的应用性研究,对其内在的动态结构很少关注,导致怨恨理论陷入广而不深、博而不专的境地。因此,我们根据怨恨表达的不同强度,区分出怨恨动员、怨恨转移和怨恨隐匿三种模式,对怨恨理论的研究作初步的尝试。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种模式并不独立存在,往往交织在一起。

  在一个政治社会中,怨恨动员是怨恨呈现政治意义的主要表达方式。“当某些社会成员本来可能获得的机会或财富(包括地位)被某种外在力量所拒斥时,会产生出一种怨恨的情感体验。”“如果不满和愤恨情绪达到无法回头的程度,那么冲突就会表现为暴力的形式。收益和付出的衡量的计算将不再是符合常规的合理性。”它会动员起社会成员,通过罢工、游行示威、革命乃至战争等各种集体运动形式冲击社会结构,促使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配置,从而导致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道德秩序等多重层面都发生相应的变动。怨恨动员只是政治动员诸多形式中的一种,其特殊征象在于它起因于怨恨情感生成后对隐忍底线的突破,表达过程中一直具有价值对立或价值颠覆的尖锐要求,通常不能形成一个敌对价值双方都满意的结果,不是胜负分明就是暂且悬置。

  怨恨动员首先激起了怨恨者“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 并随即“创造一个敌人形象,以便能够强化一切憎恨和蔑视的感情”。心理层面上的欲望和情感不会原地

  停留,“事实上,在每一欲求中都直观地含着一种奠基性的价值意识”。这一判断基本上明确了怨恨从心理发生到价值判断的基本原因,因此执著于对其心理动机的研究,不如转而把握其对价值判断的巨大作用,因为后者直接作用于社会转化和政治变革的机制,这也是作为一种政治动员模式的怨恨所具有的最为猛烈的力量。在政治社会中,怨恨动员的心理根源是差异悬殊的平等感。它“不仅能动员起民族间的怨恨心态,以利于民族国家建构时的国族动员,也能通过煽动阶层间(比如因贫富比较而起)的怨恨而动员社会革命,从国家内部整合民族国家”。怨恨动员从实施报复行为的角度上而言,虽然突破了怨恨所具有的隐忍特征,但报复行为作为“道德强化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巩固被其他人所违背的道德规范”,因此怨恨动员又坚决维护着怨恨所具有的非此即彼的价值不妥协态度,它表现为怨恨在积聚中忍无可忍后的爆发和延伸。

  怨恨即使在得到满足之后也常会以转移和隐匿等方式继续存在,由此产生的“新水平的更为细致的差异”会带来新的怨恨。于是怨恨情感不仅具有强大的宣泄力,而且还具有潜在的递增性和重新繁殖的能力,也正因如此它才能够成为社会结构变动的潜在动力。怨恨转移是一种不太激烈或者作用范围较小的怨恨表达模式。声东击西式的怨恨转移并不能让怨恨彻底消亡,只是通过特定的方式将怨恨转移到别处,从而降低当前怨恨的广度和强度。

  怨恨转移主要有两种方式,弱态转移通常是指怨恨主体对客体的强大感到报复无望而主动转移目标,同时又能部分满足怨恨的表达方式。这种怨恨表达胆怯而尖锐,怨恨者常常把被怨恨群体中相对势单力薄的某些个体当作报复的对象,由此表达对整个对象群的怨恨。现代社会中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便是典型的主动怨恨转移,“怨恨者从他所感觉到的所反对的对象阶层里任意挑选牺牲品”。“恐怖主义的意义之一在于它是弱者用于反对强者的武器”,因此,处于弱势的恐怖主义者无力对怨恨客体发动全方面的挑战,只能主动转移怨恨对象,把报复目标从全体转移到局部上去,“911”事件因其巨大的破坏性和深远的影响力而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典型。这种怨恨转移的一个附加意义就是加剧怨恨:对于恐怖主义者而言,破坏的剧烈程度本身就是衡量怨恨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对于反恐者而言,这一程度又是他们反击规模和强度的参照系。这个复杂过程中的一个明显事实就是,恐怖活动-反恐战争所设定的二元对抗结构用断然的立场选择剥夺了缓解怨恨的中间地带,同时,没有得到丝毫弥补甚至逐渐增大的强弱差距孕育着新的恐怖活动。

  怨恨转移的目标也有可能处于被怨恨群体之外,如在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电子化仇恨”,把对社会的整体怨恨转移到网络空间,以报复行动的完成来满足怨恨感。或者,怨恨者因无力直接实施报复,只能将怨恨转移到与被怨恨者有直接关联的事物上去。如18世纪30年代的巴黎印刷工人对城里的猫实施了大屠杀,因为宠物猫是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生活的象征,因此“杀猫之举表达了全体工人普遍对于资产阶级所怀有的恨意”。弱态转移也广泛存在于各种社会犯罪形式中,其特征是随意地迁怒报复,从毁坏公物到滥杀无辜,对象往往是偶然选择的结果。诸如美国多次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以及大范围的人为纵火事件等,不仅从技术性的角度上拷问了行政管理方式的有效性,而且本身引起了广泛的道德层面上的价值争论,怨恨的情绪充斥其中,久不消散。

  强态转移是政治体为转移矛盾而主动引发社会怨恨的转移方式。比如纳粹动员起的大众对犹太人的种族怨恨,不仅转移了一战以来德国民众对国家的不满,而且反过来引发了遭受迫害和不公对待的犹太人对德国、德国人甚至非犹太价值的怨恨情绪。随着纳粹反犹力度的强化,德国内部的自怨逐渐削弱,而犹太人的怨恨则逐渐增强--它不仅包括社会意义上的生存性的怨恨,还包括宗教意义上的价值怨恨,即“怨恨的犹太精神”被迫起而应对“宽容的基督教精神”。这在当今的西方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中也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比如一些阿拉伯宗教领袖和政治派别的各种言辞有力地引发并强化了对西方的多重怨恨,“刺激了很多好战的伊斯兰运动”。① 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各种矛盾被弱化,但这种怨恨的情绪也反过来引起了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特定对象极度仇视,从而双方陷入了冤冤相报的沼泽之中。从怨恨转移的直接动机和结果上而言,它都是一种能够展现出怨恨情绪的表达方式,只能将怨恨带入一个持续性存在甚至不断强化的过程之中。

  相对烈度较强的怨恨动员和怨恨转移而言,怨恨隐匿是一种非爆发性的怨恨表达模式,通过对怨恨的时间掌控将怨恨隐藏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按照怨恨隐匿的时间轴可划分为三种:即时隐匿、过往隐匿和未来隐匿。

  即时隐匿是通过对怨恨即时性和掩盖性的处理,造成怨恨消失的虚假景象。在现代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中,即时隐匿或许是最为常见的怨恨表达方式,它不断切换各种政治诉求,以掩盖或者拖延社会冲突的根源。例如在很多国家的民主革命中,领导者将嫉妒和报复的观念作为社会政策的基础,在动员民众取得政治权力后又以“民主平等的名义让民众欢迎事实上的不平等”。②种种不公本应是民众所怨恨的对象,但因民主赋予了他们崇高的地位或动员前的诸多利益许诺而似乎消弭于无形。其实这种事实不平等是被暂时覆盖了,一旦出现矛盾,“专靠人民激情吃饭的政党领袖们,便会兴风作浪而为自己谋利”。在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的环境中,即时性的怨恨隐匿通常穿着价值观织就的隐形衣,广泛地在社会层面上用道德标准填补财产和地位差距,甚至能够在宏大的领域如国家和文明层面的怨恨中达到隐匿怨恨的目的。

  过往隐匿通过对过往事物的价值固化或者怨恨加强而隐匿了当下的怨恨。即使现代社会是通过颠覆传统社会的价值秩序和政治结构而建立起来的,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些肌腱并没有为社会变革所彻底割裂,这种对传统的有效继承为怨恨隐匿提供了便利。典型的表述类似于此:以前那么艰难的生活都受得了,现在好多了怎么会受不了呢?这种让怨恨在隐忍中减弱的方式是非常危险的怨恨隐匿,其潜在的复仇冲动如果不以积极有效的方式获得正视和疏导,一旦爆发出来将会酿成极大的政治危机,并使得怨恨克制的成本急剧上升。因为反思传统的结果并不只是满足于相对优越的当下生活,还有对传统价值的缺失和传统纽带的断裂所爆发出的种种不满。

  “一方面,怨恨使他们沉湎于过去,然而在另一方面,它又将他们投诸于一个晦暗的未来,期望在那儿可以实现他们时刻存有的关于复仇的幻想。”这种未来隐匿可以被称作是怨恨的乌托邦,它通过提供一个遥远而虚幻的乌托邦式的政治构想隐匿了当下的怨恨情结,以麻痹怨恨者。这种乌托邦被萨托利视为“对理想主义的滥用”,提供未来的美好蓝图或者还未实现的政治承诺都属于此类。作为一种怨恨隐匿的政治策略,未来隐匿在现代社会的力量越发薄弱,这和“理性选择”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有关,它使得人们更为关注当下性的生存状态,从而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隐匿怨恨,反而成为一种怨恨动员:“乌托邦的内容就可以从它臆想的文化的构成部分,即同意识形态的、其功能变成了统治合法性的文化的构成部分的混合中分离出来,并且可以转化为对历史上过了时的统治合法性的批判”,从而诱发受压迫的大多数人的敌视和不满。

  在任何意义上,怨恨都是一种导致社会结构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在人类社会努力反对压迫和歧视的过程中,怨恨曾作为一种积极的政治动因对社会变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对于普遍认同民主、平等和自由等价值的现代社会而言,怨恨的产生和表达会破坏这些价值观的顺利建构,而且怨恨群体已经成为社会压力聚集的核心力量,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怨恨克制是现代社会建设良善政治的必要之举。

  

  三、“以德报怨”:合作背景下的怨恨克制

  

  如果以怨恨为核心来划分不同的社会形式,可以简单分为两种:弱怨恨社会和强怨恨社会。在弱怨恨社会中,一般不需要进行怨恨克制,因为社会结构本身就是反怨恨的,不仅能够减少怨恨的产生,而且能够有效防止怨恨的爆发。而在强怨恨社会中,广泛地存在着制造怨恨的因素,而且社会对怨恨爆发的抵抗力较弱,怨恨能够产生巨大的破坏力。政治民主化高度发达的社会和等级制度极其严格的社会皆属于弱怨恨社会,而施行制度变革的社会与处于推进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社会则是强怨恨社会。

  在现今强怨恨社会里,“冲突和合作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一个过程的每个阶段都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合作是现代社会遏制冲突、克制怨恨的重要举措,它应该包含价值构建和制度设计两个方面的内容,并植根于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上相互共通的道德持存。在怨恨的情感生成和表达中,都存在“以怨报怨”的选择倾向。舍勒认为保有这一态度只能说“在理性意识上是合法的”,但不能说合乎正义,正义是对这种态度的超越。合作不仅是怨恨克制的道德需求,也是基于成本分析的怨恨克制的内在逻辑。在合作的背景下克制怨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价值层上的宽容,二是治理层上的共识。前者意图斩断怨恨发生根源中的价值对抗,后者力图清除怨恨表达过程中的各种障碍。

  宽容主要是指在价值层的表达上承认和尊重社会的价值多元化,在不同价值理念的冲突中尽量不使用极端对抗的方式加以解决,而是使用妥协和协商等平等对话的方式。宽容拒绝任何形式的专断,“不依赖于某种特殊的宽容形式是任何成功的宽容体制的一种特征”。实现价值宽容需要赋予良善价值优先性,一方面鼓励各种政治生活宣扬、维护和巩固各类对社会稳定和发展有着积极作用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必须设定伦理道德的合理限度以防止政治权力的滥用,尤其是防止政治权力假借价值优先性而滥用。依靠宽容在价值层上克制了怨恨的发生根源之后,需要在治理层上寻求各种途径达成共识,这不仅是遏制怨恨表达和报复行为的要求,也是社会成员顺利交往的预设结构。首先,要为民间社会提供更多疏通怨恨和利益表达的渠道,提供更多的机会平等以弥补事实不平等的差距,在弱化阶层隔阂的同时促进阶层间的流动性,广泛建立民间怨恨主客体间的对话机制。其次,在政府层面上要建立完善的怨恨监测体系,在扩大和增加怨恨疏导渠道的同时提高疏导能力(应对怨恨动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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