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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宜桦:儒家思想与东亚公共哲学──以“和而不同”意旨之分析为例

更新时间:2008-01-26 08:46:34
作者: 江宜桦  

  他说“共同”与“公共”是完全不一样的, 前者指的是人种、语言、文化、宗教、政治等的同质性或一致性, 仿佛意味着只有基于这些同质性,共生、共存才有可能, 譬如我们经常提到的政治共同体。相对而言, 后者承认众多“异质他者”的存在, 承认个人之间、团体之间、国家之间、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着人种、语言、文化、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等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人们必须设法在此众多异质性的基础上,探索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幸福的道路, 而其基本方针即是“公共”, 即是“和而不同”。他说: “公共(行动) 哲学就是'相互和的哲学',据我所知, 美国的'公共哲学' (public philosophy) 里是没有这种认识的。”

  美国的公共哲学究竟有没有“谋求异质性存在和而不同”之成分,此处姑且不论。我们关心的是: 1. 在儒家思想中, “和”究竟意味什么? 2.“和”在儒家整个思想系统中扮演什么角色? 3.“和”有何作用? 4. “和而不同”的精义是什么?本节以下即以《论语》为主, 以其他儒家经典为辅, 尝试回答这几个问题。

  《中庸》有言: “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这段文字是最直接定义“和”之意义的叙述,跟本文所关心的社会人群关系理论息息相关。儒家显然以“情感发抒之得宜状态”为“和”之第一义,情感发抒得宜, 则天下事物皆可安居其位、顺遂生长, 不仅人群关系必然和谐, 连宇宙万物也各安其位。

  作为名词的“和”,是“情感发抒得宜”之谓。而作为动词的“和”, 则是“呼应情感发抒、与他人相互应和”的意思。《论语·述而》记载: “子与人歌而善, 必使反之, 而后和之。”此处“和”字去声,为“应和”之意。其实儒家主张喜怒哀乐之发抒, 必须以礼乐节之, 故孔子应和他人歌咏之善者, 正是和合精神之典型表现。不过, 除了应和歌咏之外,“和”字当然有更宽广的用法。《论语·子路》记载孔子言: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这才是重点所在。朱熹的批注是: “和者, 无乖戾之心。同者, 有阿比之意。”此一注释影响深远, 但并未完全披露“和”的精义。蒋伯潜广解引《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与齐侯之对话,以“君所谓可而有否焉, 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 臣献其可以去其否”为“和”; 而以“君所谓可曰可, 君所谓否曰否”为“同”, 不仅可与朱注相互印证,而且更能彰显“和”的精神以及“和”与“同”的差异。简单地讲, “和”虽然有“和气、和谐”的意义, 但并不是指对人唯唯诺诺、一派奉承, 而是要明白分辨是非, 呼应其符合正道之处,提醒或纠正其不妥之处。反之, 若是刻意隐藏自己的判断, 或是不问是非曲直, 只以附和别人的意见为尚, 以求取表面上的一致与和谐, 则不是“和”, 而是“同”。“和而不同”,是儒家所追求的人际相处之道。

  事实上, 正因为儒家认为君子可以掌握情感发抒之分寸, 并能持心中正地与他人应和, 因此君子才会“无所争,必也射乎? 揖让而升, 下而饮”(《论语·八佾》) , 呈现出雍容谦让的气象。若自其禁绝面言之,则君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会表现出妄测、自专、固执、自我的态度, 是一个很知情达理、温柔敦厚的人格(《论语·子罕》) 。

  更进一步讲,如果能做到喜怒哀乐皆发而中节, 则必然也能凡事将心比心, 善体人意。此所以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的回答是:“其恕乎!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恕道又称“ 矩之道”, 乃是“推己之心以度人”之意,其消极面强调“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积极面则是“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两相综合, 即呈现出一个凡事都能为别人设想, 与人为善而不与人为恶的友善心灵。儒家的社会人群关系以此为基础,有什么理由不能作为和谐社会的建构原则?

  那么,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 “和”与其他主要德目(如“礼”、“仁”等) 的关系又是如何呢?《论语·学而》记载有子的一段话,说: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 斯为美,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这段话最能看出“礼”与“和”之间的关系。儒家是个十分讲究“礼治”的思想流派,甚至为了重视“礼”而经常遭到墨家、道家、法家等之批评与讥讽。但是不管别人怎么讲, 儒家认为发乎本心的“仁”(亲亲原则) 以及调节行为互动的“礼” (等杀原则) 几可视为一体之两面, 缺一不可。朱熹《集注》说“礼者, 天理之节文, 人事之仪则也”。礼制之施行, 容易让人觉得严格肃穆, 故还需回归“和”之精神,以从容不迫的精神气度为之。只是反过来讲, 如果光知道从容不迫而一意地从容不迫, 却不以礼法节制行为举止, 那也是行不通的。

  由此可见,“发乎仁心,节之以礼, 用之以和”, 似乎是儒家核心思想的良好写照, “和”之重要性如何, 不言而喻。

  事实上, 当“和”的精神充分发挥时,不仅有助于调节礼制之威严, 也对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卫灵公曾请教孔子战阵之事, 孔子对曰: “俎豆之事, 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 未之学也。”孔子甚至第二天就离开卫国,以示反对以军事挂帅之决心(《论语·卫灵公》) 。孔子回答卫灵公的话,既可以解释为他对“礼治” (俎豆之事) 优先的坚持, 也可以看出他对“和平”的重视。然而,这只是一段小插曲。在孔子与冉有关于“季氏将伐颛臾”的讨论中, 孔子所训示的一段名言, 至今仍为从政者应当时时省思:

  丘也, 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夫如是, 故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 既来之, 则安之! 今由与求也, 相夫子, 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 吾恐季孙之忧, 不在颛臾, 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实乃治道之金玉良言。其中“和”字做“和谐、和睦”解, 与上文“情感发抒之得宜状态”有些不同,但基本精神一贯。这段话告诉我们, 真正和谐的社会不会有贪念与忌妒之心, 自然就不必担心人口不足、财富匮乏。这也是“和”的一大作用。

  最后, 让我们回头思考一下“和而不同”及“同而不和”的深意。儒家经典中与此对比相类似的文句颇多,如“君子矜而不争, 群而不党” (《论语·卫灵公》) ,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 ,“君子和而不流”(《中庸》) 。大体说来, 它们都表达同一种意思, 就是君子会与所有的人和谐相处,但绝不结党结派, 同流合污。

  “党争”、“偏比”、“为流俗所移”都不是好事,跟先前所说的“趋附众人之见, 却没有真心应和他人”如出一辙, 为孔子所拒斥。而孔子之所以如此坚持“和”与“同”之差别, 或是“群”与“党”的对比, 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因为他主张做人必须要有原则, 必须明辨是非, 宁可直率地表达自己对邪说乖行的反对, 也不可毫无立场地迎合众人或拉帮结派。他曾指责乡愿之人为“德之贼也”(《论语·阳货》) , 因为这种人同流合污以媚于世, 貌似有道德修养而其实为害德性甚深。因此,当子贡问他:“乡人皆好之, 何如?”他说: “未可也!”子贡再问: “乡人皆恶之, 何如?”他还是说: “未可也!”真正分辨好人坏人的原则是“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论语·子路》) 。如此说来, 儒家的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乡愿的社会,而是“和而不同”、“群而不党”的社会。与人和谐相处固然重要, 但坚守道德原则更是重要。儒家的理想公民并非凡事皆曰可, 而是必须在是非判断之下, 仔细分辨君子与小人,亲近前者而远离后者。因此,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儒家究竟如何看待言行偏差的人, 这就是下一节的重点。

  

  四 异端问题与宽容的限度

  

  “和而不同,群而不党”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个原则的确立, 同时也说明了儒家并不会天真地认为天下只有一种学说、一种信仰、一种意见。因为和谐之所以称为和谐, 正由于各个部分互有差异,当差异能彼此调合以产生和平共存的状态时, 才是所谓和谐。这种情形就像乐曲之演奏, 虽然各种乐器的音色不同, 但经过作曲家及指挥的调合, 终能集体发出美妙的乐声一样。如果社会只是一种思想(犹如乐队只有一种乐器) ,则必然无比较切磋的机会, 无法产生调合、共奏、和鸣的效果。因此,从理论上来讲, 不同学说、信仰、意见是有存在的价值的。问题只在于这些不同立场彼此的差异性可以有多大? 是否所有学说、信仰、意见都应该一视同仁, 予以尊重? 还是儒家根本自居社会主流,视其他思想为旁支末流?这些问题的分析, 不仅涉及我们对儒学经典的诠释, 也关系到现代社会能否根据儒家思想, 建构出一个合理的多元社会。如我们目前所知, 西方的自由主义主张宽容异见,但坚持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 譬如“人人皆为自由平等的主体”。社群主义强调整体优先于个人, 共善与德性需要全体努力以赴, 社会不能毫无原则地宽容有害的思想。与社群主义极端对立的则是后现代主义,认为宇宙与社会皆无中心主轴可言, 所有貌似庄严神圣、亘古长存的信条皆为社会建构之产物, 因此人们应当颠覆所有权威秩序, 以迈向一个众声喧哗的新世界。如果我们将儒家思想置于这些意识形态之中,它与它们的同异何在? 是否有理由成为我们理解社会组成的更好选项?

  首先, 儒家显然有其道德坚持,而完全不像后现代主义之凡事无可无不可。儒家讲仁义, 重礼乐, 严夷夏之分及王霸之辨。因此, 所有与此立场相反之学说意见便被视为异端邪说, 如主张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绝圣弃智、黩武好战的学说等等。儒家如果把自己视为正确思想的宣扬者,而将其他思想流派当成偏离正道的邪说, 应该不是令人意外的事情。进一步讲, 正因为儒家自视为正统, 因此不太可能对其他学说一视同仁, 纵然不见得要将它们消灭殆尽,至多也只能待以宽容。如此看来, 儒家似乎介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 而与后现代主义相距甚远。然而其真正的立场究竟为何, 我们还得做一些文本分析。

  《论语》曾有“异端”一词,唯其意义有待深究。子曰: “攻乎异端, 斯害也已。” (《论语·为政》)此一重要陈述,向来批注分歧。“攻”字至少有二解, 或可作“专治”之意(如攻金、攻木、攻读) , 或可作“攻击”之解(如“攻其恶, 无攻人之恶”或“小子鸣鼓而攻之, 可也”) 。但是两种解释意义相反, 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更麻烦的是,“已”字也有二解, 或可作语尾助词(如“其不足观也已”) , 或可作“止”解释(如“于穆不已”) 。如此交相组合, 这简短的话语竟可以有四种不同的解释:

  1. 专门致力于研究偏邪的学说,那就有害了(朱熹) 。

  2. 攻击偏邪的学说,那就有害了(D. C.Lau) 。

  3. 专治切磨偏邪的学说,则其害自止(焦循) 。

  4. 攻击矫治偏邪的学说,始能止其为害(孙奕) 。

  以上四种解释方式虽然各有所本,但笔者认为第二种解释应该比较正确。这是因为: 第一, 《论语》中出现的“攻”字, 都是“攻击、矫治”的意思, 比较没有“专治、钻研”的意思。譬如冉求为季氏家臣,帮后者搜括钱财, 孔子生气地说: “非吾徒也, 小子鸣鼓而攻之, 可也。”(《论语·先进》)又譬如樊迟问孔子何谓“崇德、修慝、辨惑”, 孔子回答说: “先事后得, 非崇德与? 攻其恶, 无攻人之恶, 非修慝与?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颜渊》) 在这两个例子里,“攻”字都是“攻击”的意思。第二,《论语》中与“斯害也已”句法类似之处甚多, “也已”皆作语尾助词, 如“四十五十而无闻焉, 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 , “敏于事而慎于言, 就有道而正焉, 可谓好学也已” (《论语·学而》) ,“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论语·阳货》) 因此, 如果就语词的用法来看, “攻乎异端, 斯害也已”的意思应该是: “去攻击那些与自己立场不同的偏颇言行, 是有害无益的事情。”

  但是, 语词上的商榷固然可以提供相当证据,更重要的还是经义是否融洽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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