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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玉:赵俪生,一位讳言右派历史的历史学家

更新时间:2007-12-27 08:23:17
作者: 李昌玉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恶梦》,文中不点名的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鋆,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的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我的气越憋越厉害,当时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给我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以上两件事说明,赵俪生为人正直正派,对于权威、对于顶头上司都敢于顶撞,哪怕是成仿吾、郭沫若这样位高权重的领导也不以为然。那么,他“下放”来到当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遇到不合理的事情态度也依然如故,就不奇怪了。

  

  (五)赵俪生现象

  

  赵俪生到了晚年写作自传,却矢口不言自己打过右派的历史,这没有什么奇怪。这种情况很多。打过右派的人,后来写自传,确实有一些人讳言自己打过右派,视之为奇耻大辱,一字不着,只当是到深山老林里遁世了22年。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叫做“赵俪生现象”。

  如果没有高昭一和一本《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中的兰翎等两三个学生的文章作证,后人读到赵俪生的文集,就完全不知道这位年高德劭、学富五车的历史学家还打过右派。

  历史学家讲究历史的纪实性。可是这位历史学家对于自己如此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遭遇都可以“真事隐”,那么,他写的其它历史,别人就可以视为“假语村言”了。

  我读赵俪生的《蓠槿堂自叙》,感到赵俪生绕来绕去,其实是要证明自己一生追随“革命”,坚信马克思主义,历尽挫折,最后仍然是一个“同路人”。当初蒋南翔有意动员他入党,他说,我“总觉得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念之差,失去了入党的机会。因此,打右派实在是一个误会,委屈,耻辱,再加上在反右中,他批束,也许还有什么隐秘,使他失去正视这段历史的勇气。

  但是,赵俪生是历史学家,一位研究中国农民革命史的历史学家。这样一位历史学家写自传,却没有勇气承认自己被打右派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说不是莫大的不幸!再说,赵俪生长我17岁,他和国共双方都有接触,而且自身受到莫可名状的打击,应该对于这场中国最后的农民革命有较为深刻的体验与观察,应该说出一些警世直言,鉴往知来,启迪后人。

  正如邝海炎所说:《蓠槿堂自叙》“断断续续地写了与作者后半生有关的一些人和事。一本十几万言的回忆录在结构上居然不能统一,令人不可思议。我想,以赵俪生之‘儒雅’,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或难言之苦,是不会这样的。也就是说,一个在‘盛世’中幸存下来的历史学家,到了耄耋之年又逢盛世,却还是不能秉笔直书,这也许是对‘可怜’的最好诠释。”赵俪生不能“秉笔直书”、讳莫如深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这种赵俪生现象,这种知识分子的“可怜”,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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