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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民族与国家——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

更新时间:2007-12-24 07:45:00
作者: 王铭铭 (进入专栏)  

  

  如果容许我用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20世纪有点像世界范围的战国时期。

  ——费孝通(1998:2)

  

  最近几个世纪以来,与被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所统一同时,世界也被土著社会对全球化的不可抗拒力量的适应重新分化了。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的同质性与地方差异性是同步发展的,后者无非是在土著文化的自主性这样的名义下做出的对前者的反应。因此,这种新的星球性组织才被我们描述为“一个由不同文化组成的文化”(a Culture of cultures),这是一种由不同的地方性生活方式组成的世界文化体系。

  ——Marshall Sahlins(1998:10)

  

  民族问题

  

  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是20世纪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在国内人类学界,对于这一关系的论述在30年代“边政学”提出以后,到50 年代少数民族社会调查这一段复杂的历程中,得到了集中发展。迄今为至,国内人类学者对于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探讨,受到50年来历史特殊性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对一般所谓“民族问题”的探讨上。“民族问题”虽然不排除“汉族问题”,但是显然更偏重指“少数民族”在国家民族事务的处理方面构成的“问题”。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属于一种对于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探讨,而它的主要特征,在于学界对于国家民族关系治理的介入。

  在西方人类学界,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探讨,也占有显要的地位。在这一方向上的探讨,也关注到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y,ethnic groups)与所谓国家中的“主体民族”构成的差异及这种差异的实质。然而,在80年代以前,与“族性”(ethnicity)相关的人类学论述,深受这门学科中社会文化一般理论的制约,而未能构成独立的理论范畴,这种状况直到80年代以后才得到改变(参见:Eriksen 1993)。就80年代以来出版的研究来看,西方人类学者对于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与对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研究,这种意识形态现在已广泛地被界定为“nationalism”,其政治制度的表现也被界定为“nation—state”。后者一般一被翻译为“民族—国家”,指一种现代的、以 “国族观”(nationhood)为中心的公民—国家关系模式;而起着也被翻译成“民族主义”,但因这里的“nation”指的并非是“族群”,而是以国家为中心的认同,故实应指“国族主义”。

  1991年,《人类学年鉴》发表美国人类学家福斯特(Robert Foster)的一篇论文,总结了关于民族和国族主义的人类学研究,指出民族问题在西方人类学界的出现,是因为人类学中目前面临着两大难题,即:(1)文化这个概念本身构成的难题,及(2)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理解文化差异的前景的难题。同时,福斯特指出,人类学从对文化观的关注,转向对“民族—国家”必经的文化发展过程的关注,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他说:

  人类学者认识到,国族文化的建立是“新生国家”追求“现代化”的一部分,是旧殖民地国家为争得自身民族所需要(从形象外表到经济基础)的形式而做出的巨大努力。最近几年,人类学者开始把当代旧殖民地国家政治文化中的矛盾与殖民统治时期的分裂政策联系起来考察国族文化问题。然而,国族文化在欧洲那些“老”民族内部同样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争论焦点,处在不停的修整过程中。其实,把民族看成带有固定不变、“内容已定”的文化认同的观点本身,正是那些使人为的认同自然化的各种活动获得成功的标志,同时,这也是某一塑造民族认同的方法或说法获得成功的标志,因为所有关于民族精粹的定义都有选择地忽略与其相争的其他定义。通过排除异议和培养“公民”,他们为自己稳固地树立起(或树立不起来)“自然而然”的形象,而这些公民的主观意识正是由循环产生国族文化并使其自然化的种种活动所构成的内容之一。换言之,国族文化的创造,不仅格式化地通过教育儿童,使他们进入社会并使他们产生持久的性格特征,而且还通过传递“国族特点”之外的范畴。而国族文化的创造,必然要求对“国族公民”进行培养,使他们成为带有特定的历史觉悟、权威观点和自我意识的特殊公民(Foster 1991:237—238)。

  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文化的构造过程,我曾经给予相当多的关注。在中国的区域人类学田野工作方面,我曾利用闽南地区城乡民族志资料来论述民族—国家的建造对于地方社区与民间文化造成的深刻影响,我也试图指出,这种计划中的国族现代化面临的原有社区共同体文化的抵制(王铭铭 1997)。我的研究能够说明,对于我们分析近现代中国社会中民众被国家纳入“公民意识”培养计划的过程,国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概念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在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化实践中,国家建设者的策略,一直围绕着民族—国家一体文化的创造而展开,而这种权力和文化的延伸,对于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也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从西方发展起来的有关“国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理论,如何与中国人类学的“民族问题研究”联系起来呢?在中国少数民族政策中,对于“民族—国家”的概念,一直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我们的政策制订者的观点,向来力图避开西方民族—国家的“一民族一国家”模式,而中国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又属于一种费孝通教授所界定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 1988)。那么,现代国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理论,是否与中国无关?这一问题,显然还必须得到探讨。

  在所谓“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中国走过了一条十分独特的道路。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西方和非西方),国族主义的传播,使 “一民族一国家”的民族—国家模式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延伸。这种广泛传播的政治模式,甚至到了90年代依然给世界带来了很大影响。世界性和区域性的军事冲突,大多发源于这样一种“一民族一国家”的理念,而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于区域冲突和主权问题的介入,也时常以维护“一民族一国家”的主权为借口(参见马戎 1997:23—24)。相比之下,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虽然也在政治上强调国族的制度与观念对于新国家创建的重要意义,但是却很少有人主张实行这种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模式。在人类学成立之初,中国学者即主张破除西方种种民族—国家一体化的概念局限,创造一个“多民族国家”。这种主张在漫长而曲折的现代国家创造上,有着深刻的历史影响,而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目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概念在中国民族与国家关系论述中的主流地位之确立。

  必须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多民族国家”的观点,使国家在长期以来的社会科学学科归类中,将人类学(或“民族学”)定位于“民族问题研究”的范畴之中。然而,我认为,以国家民族事务处理为中心的政策研究,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倒过来推动“多民族国家”的中国人类学观的深化。在民族问题研究的领域中,一些学者以为,中国既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学就不必考虑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框架,而应专注于自身问题的具体研究。事实上,这样的思考方式不能解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现象,即:早在这些主张“专注于自身问题的具体研究”者出生以前,关于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就存在着深刻的中西方学术差异,而这样的差异也导致了早期中国人类学者对西方有关民族—国家的理论提出了批评性的见解。正是这样的差异和批评,奠定了“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使其为后来民族问题研究的实践开创了理论的视野。我们今天讲的“民族问题”,运用的外文注解,其实就是“national question”,而“national question”概念是在西方19世纪以后的产物,它在20世纪逐步在中国演变成特指“少数民族问题”的概念。可见,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历史关联和断裂。那么,倘若我们确实是在学术传承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研究,那些“初始概念”的吸收和改造,对于进一步的理论阐述又当具有何种意义?基于这种吸收和改造而展开的理论阐述又如何能够为当代中国人类学者提供其开拓自身视野的手段?

  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我将重新审视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吴文藻先生对于民族与国家之间区别与关系的一篇论述。这一论述于1926年4月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1],当时的吴文藻先生只有25岁,他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章题为“民族与国家”,是吴先生最早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它的发表时代,正好也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时过72年,阅读这篇文章,我感到其中的深意仍然值得我们今日的人类学者关注。于是,我根据阅读后的一些感想写成如下文字,希望学界同行来共同探讨。

  

  吴文藻的早期论述

  

  费孝通先生曾以“开风气、育人才”来形容吴文藻先生的学术风范,他还特别提到吴先生在带动中国社会研究者基于西方理论的学习和反思,来走自己的道路(费孝通 1997)。“民族与国家”一文的发表时间,虽然是吴文藻先生的青年时代,但这种“开风气”的学术风范已经在文中充分呈现出来了。在1926年以前,人类学(或称“人种学”、“民族学”、“民种学”等)已被介绍到中国,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及论述,也开始运用中国资料。但是,从19世纪末到1926年这30年间,作为理论的人类学主要是被作为社会进化的启蒙主义思想在中国思想界发挥作用的,对于中国社会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大多为来自东西洋的海外人类学者所从事,中国人类学的翻译者尚未系统进入自主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吴文藻的“民族与国家”,虽未受到广泛的关注,但它在实质上可以说开创了中国人类学独立理论思考的道路。

  在“民族与国家”一文发表的时代中,同一论题已经受到了政治思想界的关注。梁启超、孙中山等,为了“启蒙中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国族”对于中国改造的重要性。到1926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如何在新时代开创一个民族自觉、确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一时又成为政治理论界关注的要点。在引进西方国族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中国政治思想界并未充分意识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创立过程不同,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的自我建设面对着 “中华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天下”观念: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观本来就是一个超越民族的文明体系,而19世纪以来这一文明体系虽然受到强大的外来挑战,但是却没有像其他文明和部落那样沦落为殖民地。20世纪初期的政治改造思想,必须面对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问题,也就是不仅要与中华以外的世界形成差异,在此差异中创造一个能与西方匹敌的、强大的主权国家,而且还要在国家的境内创造一种与“历史”完全不同的局面。然而,发源与欧洲,混同了文化与政治的民族—国家观念,自身所带有的、激发民族间矛盾的特质,却也必然给转型中的“中华帝国”带来诸多的问题。为了在“中华帝国”的废墟上创造一个全新的国家,孙中山等政治家将主要的精力放在运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建国方略”上,在文化上强调国家的一体化与公民意识的确立,即强调严复在中国启蒙时期试图开始言说的“群”(即指“社会”)的道理。这一“建国方略”的考虑,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涉及了“多民族国家”的观点(如“五族共和”观点),但在理论上却忽略了现代国家的公民意识与传统“天下”观之下的多元族群与文化如何能与西方式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匹配的问题。在严格意义上讲,这个“帝国”(empire)与“国族” (nation)之间的矛盾问题,是在1927年以后南京政府确立以后,尤其是在“抗日民主阵线”形成以后,经由人类学界在其对“边政问题”的研究中逐步正式推向政治思想界的(见吴文藻 1942;周星 1997),而此前吴文藻在海外发表的那篇“民族与国家”论文,应当说是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2]

  在当今西方理论界,基于欧洲历史的经验,一些社会思想家认为,“帝国体制”向“民族—国家体制”的演变,走过了一条直线的道路,这条道路实质上是一体化特征较强的民族—国家取代传统国家(即帝国体制)的过程(参见:Giddens 1985)。20世纪初期的中国政治思想家们在叙述自身对“改造中国”的看法时,十分关注传统帝国体制下“一盘散沙”的文化面貌如何以西方的“群学”模式来改造的问题。然而,问题是,中国政治改造的道路是否一定要采取民族—国家模式?“民族与国家”一文的写作目的,正是为了对当时政治思想界民族—国家主义的理论混淆问题进行人类学的澄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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