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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反政治的政治

更新时间:2007-12-12 00:47:07
作者: 赵汀阳 (进入专栏)  

  

  1. 放弃了天下体系

  

  秦并六国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分界线。周的天下体系崩溃之后,各国都在思考如何治乱,人们所想象的仍然是如何恢复天下体系以及争取成为天下之新主。虽然许多国家已经对传统制度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而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在部分地区尝试了与分封制本质不同的郡县制,但只有秦的法家改革是真正彻底的,秦试图由天下中的一个强国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国家,它是一个帝国而不是传统的宗主国或者霸主。不过,在吞并六国成为事实之前,似乎没有证据说明秦已经有了一种帝国的规划,大概只有关于超级国家的一种模糊的新政治意识。新的政治意识的理由并不很清楚,秦军事力量的明显壮大或多或少地强化了征服的诱惑,但根本原因可能是秦更愿意进行体制创新而不相信所谓不变的先王之法。商鞅韩非等都鼓吹过政治创新,不过新政治将是什么样的仍然不很清楚。一直到成功兼并六国,一个从所未有的新局面成为摆在面前的事实,秦必须要直接统治从所未有的大片土地,于是,如何建构大规模的有效直接统治,这是个新问题。

  周的天下体系在理论上覆盖了整个世界,在实际上直辖统治的地面并不大,大部分地面是分封的间接统治。天下部族众多,这是自然长期形成的多样性,周承认众多共同体这一既定的多样性事实,这是一种能够获得普遍支持的理智态度。对于周而言,首要的政治问题是如何创造一个既能够维护多样性又能够保证天下和平的普遍合作体系。周的天下体系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成功地处理了众多共同体的普遍合作问题。在周的时代,人们不会想到大规模的直接统治问题,因为没有人会故意破坏传统的既定事实,天下的众多部族都是历史悠久的存在,大多数都可以一直追溯到无考年代,部族的统治集团都是人们世代尊敬的贵族,天下共主可以轮换,但贵族永远都是部族的合法代表。没有人平白无故去怀疑既定现实,因为“一向如此”就是无可怀疑的理由。但对于秦始皇,形势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数百年的兼并已经推翻了绝大多数的贵族,只剩下秦一族,而且,秦并非因为得到万民的支持而成为天下共主,而是通过武力成为天下的征服者。天下征服者是一个全新的事实和概念,从武力征服的角度看,秦始皇确实为“五帝所不及”,只有秦以武力征服了所有国家。绝对征服者不需要与任何部族进行谈判或者协商,它拥有全权去建构统治。如何处理被征服的天下,这与如何处理顺服的天下,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建国之初,秦统治集团讨论了制度是否需要创新的问题,如《史记》所载:“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於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2]。

  可以看出,大多数人仍然希望按照周天下体系的分封传统治理天下,而李斯对周天下体系的挑战性分析是深刻的。周天下体系在理论上是一个非常优越的合作体系,但仍然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当时无法克服的漏洞,因此不能永远维持合作关系。由李斯的现实主义政治观点看来,问题出在分封制度给核心政权留下的实力太小,以至于无力管制可能出现的作乱,而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天下必定慢慢地重新变成乱世。于是秦始皇支持实行中央集权的法令一统的郡县制。郡县制虽然不是秦始皇的发明(战国已有),但把郡县制推广为大规模的帝国制度则是秦的创造。与郡县制相配合,秦统一了法律、文字以及各种技术标准,这不仅降低了社会合作的成本,而且以统一规则影响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使人们在同一个游戏中按照同样的规则做事情,这使得中央集权的帝国具有了社会基础(秦来不及建立国家意识形态,这是由汉完成的)。

  由秦所创造而经过汉长期建构而确定下来的中华帝国定义了一种新的政治。首先,秦汉所奠定的中华帝国结束了天下体系,终结了由周朝开创的世界政治思路。从理论上说,尤其从当代眼光看来,秦终结天下体系和世界政治思维是一种政治退化,但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帝国这一新政治无疑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它的政治问题规模及其思维幅度虽然小了许多,但它通过帝国这一政治形式使得统治的权力具有了从所未有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尤其是形成了从所未有的绝对权力,而天下体系的天子虽然在理论上拥有最高权力,但却不是普遍权力,因此远远没有帝国那样的强大权力。

  秦汉以来的绝对权力导致了人们对权力的变态迷恋。对权力的迷恋是帝国以来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无论权贵还是普通百姓,都把权力看作是最高价值。权力能够支配和兑换一切东西,这使得其它所有东西都贬值了。权力的诱惑力无法抗拒,连鼓吹伦理的儒家们也不能成为例外,儒家们对权力的渴望和迷恋使儒家的伦理追求变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修辞。一般都把伦理看作是古代中国的基本精神,这一点其实很可疑。权力意识就很可能比伦理意识更为普遍,而且也更强烈。但这决不意味着帝国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恰恰相反,权力意识并不等于政治意识,而是对政治的否定。毫无疑问,权力的分配和权力的合法性证明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可是当人们不去思考关于权力的政治问题而只追求权力本身,权力意识就变成了反政治的意识了。它意味着“天下人的天下”变成了“一家一性之天下”(这正是黄宗羲批评秦汉以来帝国制度的理由),权力问题由权力的正当安排和使用变成了如何夺取和维持权力,政治问题变质为统治问题。这种萎缩和变态了的政治意识不仅使统治者不再关心万民,而且也不再关心世界。

  中华帝国虽然在观念上沿袭天下概念和理论,比如说,仍然把中原以外的其它地方看作是天下的一部分,但在实际上重新理解了天下的内外远近关系从而削弱了天下概念,这是对天下思想的暗中修改。中原统一成为帝国,而统一了的文字、法律和各种标准又使帝国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与远方其它民族和文化的差异因此变得特别显眼。蛮夷狄戎原来与中原文化就有差异,但中原各国之间也存在文化差异,人们知道文化差异,但并不特别在意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仅仅被看作是天下内部的自然差异,是天下本来就存在着的多样性,而没有被看作是分裂意识的合法理由,相反,多样性被认为是“和”的条件。可以说,原来天下内部的文化边界并不构成政治边界,并不被用来定义政治对立面,至多形成了远近关系,而远近关系只意味着交往密度的差异,并不意味着敌对和歧视。但是,大一统帝国及其统一文化给中原创造了一种新身份,它把成为郡县的地方定义为帝国内部,而把没有纳入郡县制的地方当成了异己的外部世界。汉以来的朝贡体系虽仍然体现了天下观念的影响,但天下观念已被歪曲,大一统帝国这一新身份使原来的文化边界变成了政治边界,原来文化性的华夷之别变成了政治性的华夷之别。

  秦修建长城是具有非常重要象征意义的政治事件。长城把中华帝国定义为天下之中的一个国家,而不再是属于天下所有人的天下政治中心,而只是属于本地人的帝国。尽管中华帝国仍然把自身想象成为天下的领导,但这是一种不真实的想象。秦以武力征服了许多国家,它只相信以力得天下,可是它又知道不可能以武力去征服所有地方,尤其是遥远的外部世界,既然存在着无法征服的外部世界,因此它宁愿把自身与外部世界分割开来,以便更有效地保护自身的存在。尽管对于任何帝国来说都不存在绝对的边界,而只有帝国力量消于无形的边陲,尽管帝国力所能及的地方就是帝国的范围,因此帝国范围总是有弹性的,它随着力量消长而伸缩,但秦修建长城意味着它为帝国想象了一个最低限度的边界,它透露出中华帝国并没有世界性的雄心。长城作为一个超级边防工事是一个伟大建筑,但它所暗含的政治意义背离了天下体系,它表明帝国仅仅是对中原的统治,而不再代表整个世界,不再追求世界性的管理和治理,不再追求世界性的政治体系,最多保留了一个已经失去实质的象征性的天下概念。

  

  2. 似是而非的朝贡体系

  

  这个只剩下象征意义的天下概念主要表现在汉以来的朝贡体系。朝贡体系也是周天下体系的一个遗产,但已似是而非。周的朝贡体系与分封制相结合,其中包含着实质性的权力关系(政治管理和合作关系)。在天下体系中,天下万邦朝贡是真的“贡”,相当于向中央政府纳税,“朝”也是实质性的,是汇报政治情况和问题,而且,天下的宗主国拥有为天下立法和巡狩诸邦考察政务而行赏罚的权力。假如政治核心政权失去了为世界立法和巡狩的权力,朝贡就不再是政治合作的义务,也就不再具有实质性的政治关系。

  汉以来的朝贡体系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很少有实质性的政治关系,“朝贡国”并不是由中华帝国分封的,甚至大多数也不需要经过帝国的政治承认才具有政治合法性,而是本来就存在的。某些周边小国愿意获得帝国的政治承认,主要是因为这种依附关系有利于小国的安全和贸易。除了少数明确依附于帝国的小国,大多数所谓的朝贡国完全独立于帝国的统治,帝国并没有权利和权力去干涉朝贡国,朝贡国对帝国的所谓“称臣”只是对一个大国强国的尊重而不是对帝国统治的接受,甚至主要是一种为了和平和国际贸易的外交行为。汉以来的朝贡体系与其说是政治关系还不如说是经济和文化关系,至于朝贡国对帝国的政治归顺或归属,多半是帝国自己一厢情愿的想象和叙事,绝非真实的君臣关系,也不是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关系,甚至不是对帝国秩序的顺从关系。由于帝国在朝贡的经济关系上坚持了厚往薄来的政策,帝国在经济上损失很大,这一点能够解释为什么许多朝贡国对朝贡的高涨热情,而这种贪图厚报的经济热情并非帝国所幻想的归顺向化。

  帝国所企望的是成为世界的文化榜样,以帝国之“文”去“化”诸番。帝国试图以文化中心的身份而确保其政治中心的身份,按照今天的话语,就是以软实力去维持政治权威,这是一个高明的策略。在古代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华帝国是世界上的一个文明和文化中心,确实有许多朝贡国向往帝国的先进技术以及迷人的文化,包括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某些冶金技术、制造陶瓷技术和丝绸技术等等技术经朝贡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帝国在技术上的领先确实增进了帝国的政治威信,但却并没有因此形成帝国所谋求的普遍的文化向化,除了一些在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与帝国比较相似的近邻小国深受帝国文化的影响之外,大多数朝贡国主要只对帝国的技术文明感兴趣,却没有被帝国的精神文化所“化”,中华帝国的伦理和价值观、诗书礼乐之类的文化生活形式并没有能够成功地普遍化。由于没有能够形成文化上的普遍归化,帝国的朝贡体系就进一步成为象征性的交往关系而远离了实质性的政治关系。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传统、宗教以及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任何一个帝国的文化推广都会有其限度,不是因为这种文化不够辉煌迷人,而是因为对别的地方不合用,这是古代帝国的局限。事实上,由于生产方式和精神传统的深刻差异,古代的各种文化都不可能形成普遍吸引力而被普遍化,一直到形成“现代性”这一在文化上没有个性和地域性的文化,才出现了文化普遍化的现象。

  与罗马型的帝国不同,中华帝国并不是一个武力扩张型帝国,这既是因为推崇“德化”观念,也因为其军事力量并不非常强大,即使是近邻国家愿意归化帝国,帝国在大多数时期未必能够提供稳定有效的保护。中华帝国的有限军力以及和平主义传统观念决定了它基本上是一个自卫反击型的帝国,很少有罗马式的自动扩张行为,历史上几次比较大的领土扩张都是因为游牧民族对帝国的军事挑战失败,战败的外族瓦解远遁而失去大片领地。

  《盐铁论》所记载的汉帝国的一次重要政治争论典型地表明了关于帝国概念的不同理解,当时帝国的强盛诱使官僚集团热切希望建立一个以武力为基本原则的新型帝国,力主武力征服周边不臣之国;可是学者集团则反对这一帝国概念,认为传统的“德化”政策更能使各国臣服:“诚信着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则近者哥讴而乐之,远者执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来远者不以武”[3],这是试图追随天下体系的传统思路。尤其重要的是,学者集团点明了不能依靠武力征服的真正秘密:中国之武力和财力其实十分有限,远不足以征服各国,甚至连击败当时的劲敌匈奴都非常不易,而且,战争终究劳民伤财,很可能会耗尽帝国之财而导致自身统治的崩溃,“匈奴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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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1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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